时间之轮永不停歇，转眼就来到了正乾十四年（公元1135年）。

    标志着新宋走向覆亡的“郴州之变”已经过去近四年，而这个仅存六年时间的短命政权也于前年十一月份结束了其“历史使命”。

    为了让宋军放手平定“郴州之变”，大同帝国曾暂停对宋攻略几个月。

    直到当年冬日，同军才由江北和陕地东、北并进攻入蜀地。

    在新宋朝廷事实上放弃林抗，大同帝国又政治攻势开路的多重打击下，外无援军的蜀地文武抵抗意志极其薄弱。

    规模最大的战斗发生在兴元府，蜀地军力最为雄厚的利州兵马仅仅坚持了半时间，就在守臣刘锜意外殒身同军炮火之下后全线崩溃。

    取蜀之战泛善可陈，相对而言，征服蜀地南部（包含后世云南、贵州部分地区）散乱已久的夷人反而用去了大同官府更多的精力。

    在此期间，夷人出身的木麻带兵屠灭了都掌族首领特苗和罗始党族首领失胃两家全部男丁（当年泸南夷人之乱最终的大赢家，也是之前动乱最积极的夷部），蜀地夷人这才确信十几年前平定夷乱的杀神回来了！

    受此震慑，自靖康之后就不服王化的夷人竞相来投，纷纷表示再不敢背叛朝廷。

    可惜，入蜀之前，正乾皇帝就有明确指示：

    大同帝国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是遍及全国的坚强基层社会组织，而不是任何人任何形式的表态，并诏令之前参与叛乱的十五县、州（夷部州）全部改土归流。

    朝廷如此不近人情，投诚了还要肆意剥夺夷人首领“世代享颖的特权，自然会遭到一些头铁的夷部武力抗拒。

    大同统一下的过程中接连平灭了辽、宋、夏国和高丽，多少强敌都在同军的铁拳之下化为齑粉，又怎会因为夷部螳臂当车就停止自己的步伐？

    不过，徐泽也没有头脑发热，想将所有夷人一股脑都给收拾了。

    这是不可能的。

    夷部所居之地基本都在深山老林，人口分散，交通不便，出产更是极其有限。

    大同的国力就算再雄厚，也经不起这种超大面积的“深山剿匪战”持续消耗。

    实际上，这次被迫改土归流的夷部只占蜀地夷饶少部分，田氏、黔州和西山野川诸部等与原本赵宋王朝一直维持羁縻关系的夷部都没有动。

    而暂时还没有纳入大同治下的广南两路夷部数量更加庞大，地形同样复杂，改土归流的压力更大。

    大同朝廷的做法并不复杂，在施展雷霆手段铲了头铁的夷部杀鸡儆猴之后，再综合运用修筑道路、教授先进生产技术、鼓励夷人下山读书等经济和政治手段慢慢转化。

    待时机成熟，再推行下一批改土归流。

    消化吸收境内的各部夷、胡，逐渐实现国内各族百姓“同文同语同制”乃是百年大工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徐泽也没有奢望自己这一代人就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平定蜀地的次年夏日，装备了蒸汽轮机的大同海军逆风南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广南东路次府广州港口外。

    相对于弱宋，大同已经强得超乎想象，现在又装备慈逆风而行的航海“神器”，防守本就薄弱的广州哪里敢抵抗？

    广州拥有直通南洋的良港，拿下簇，为大同的海洋战略蓝图画上了重要一笔，也堵死了新宋朝廷继续南逃的大门（广南西路此时还属于宋军“无法逾越”之地）。

    此后，大同帝国又稳步扩张，接连取下荆湖北路、江南西路。

    仅剩又穷又偏远的广南部分地区和荆湖南路一隅，新宋政权真成了朝廷，心累不已的新宋皇帝赵构再次向大同献表纳土。

    这次，正乾皇帝的总算批准了其饶请求，赵构随即打包自缚入燕京请罪了。

    王朝兴替革旧鼎新，皇帝降得臣子却未必降得，自然少不了因利益相关而自发抵抗同军接收地方，以及反抗大同官府社会改革的“暴动”。

    但新宋朝廷直至灭亡，都没有再反攻大同兵——走得很安详。

    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割据分裂，神州再次归于一统，正乾皇帝乃重新划分大同治下行政机构，定直隶、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辽东等二十路和一个都司。

    原本为灭宋而设置的同军七个军也经过压缩和整编，调整为六大军区。

    此举并不是大同要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再次偃武修文，执行以文驭武的政策。

    在徐泽的心中，大同帝国还远没有达到其统治力和辐射力的边界。

    同军不仅要保持立国之初的扩张惯性，继续开疆拓土，未来还要航行四海，不断为华夏百姓拓展生存空间。

    但接下来开拓的重点已经由江南转移到了东北、西域和海上，同军由七个军改为战略方向更加明确的六个军区，就是为了迎接新的战争需要。

    实际上，西域开拓之战已经开始。

    当年，回鹘王毕勒哥耶律大石统率的残辽势力入西州，本意是为了“挟辽自重”，震慑国内受大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方面压制而自发产生的“带路党”。

    而镇州诸部大会之后，耶律大石虽然整合了万余精兵，但受限于粮草不足、甲械稀缺，随队还有大批的家属，其部的战斗力仍然成疑，远征大食绝不是一件易事。

    诸部大会之后，其人设官置吏，编列排甲，准备仪仗器具，先做国家化准备。

    在镇州停留了一个多月时间，直到茂盛的牧草快被牛羊啃秃，金国已经出兵的消息也传来了，耶律大石这才率部西向。

    其后赶来的完颜宗翰再次扑了一个空，又经过长达半月的反复搜索，金军确认辽人这次是真的逃跑了。

    上京道草原实在太广袤了，金军要想征服整个草原，就必须在深入草原腹地各处要点掌控大批部族，以维持其补给线。

    原本生活在辽国西北招讨司的部族跑了大半，为了确保大金对草原的掌控力，金国就不得不从国内迁徙大批牧民至此填补统治“真空”地域。

    以金国的穷鄙国力，返迁这么多人口来草原必然要大出血。

    问题是游牧民对渔猎出身的金国归属感极差，就算下定决心回迁大批牧民来镇州一带，谁又能保证他们不会出现下一个耶律大石，直接卷了大金的牛羊逃跑？

    向大同帝国出卖了金国大量的利益，静心准备了数年时间的远征，竟然是这样的结局，让金军上下如何能甘心！

    完颜宗翰不愿就此退兵，便将满腹怒火发泄到了辽国西北招讨司原本一直镇压的对象——阻卜人身上。

    其部奔袭数百里，直入镇州西南数百里的阻卜大王府。

    防御设施简陋的窝鲁朵城自然挡不住骁勇的女直勇士疯狂进攻，此战金军胜得很容易，对失败者自然是肆意掠夺和凌辱。

    完颜宗翰的本意是通过屠杀和威吓征服阻卜人，以为金国继续西进打下基础。

    但同根同源的契丹人花费了两百年时间都不曾彻底征服的阻卜人，又岂会真正屈服于“连马都骑不好”的女直人？

    完颜宗翰率大军撤回临潢府仅四个月，桀骜不驯的阻卜人便联络诸部造反，打败了留守镇州的三个谋克金军，并在其后的千里追击中，屠杀其部大半。

    此战，仅有百余名金军最终逃回临潢府，是女直人起兵以来少有的大败。

    等完颜宗翰再次率大军远征窝鲁朵城意欲报复时，阻卜人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可以预见，金国征服草原的路还有很长，很长。

    而在遥远的西州，回鹘王毕勒哥显然没有听过汉末之时刘璋引荆州兵马入蜀的故事，不知道“引狼入室”的严重后果。

    耶律大石率部进入西州后，受到了毕勒哥大宴三日的热情款待，并表示临行再送良马六百匹、骆驼一百头、食羊三千只。而要求只有一个：

    辽军需先前往伊州宣示武力，以证明西州回鹘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至少在“国际上”还有信得过的朋友。

    拿人手软的耶律大石自然爽快答应回鹘王之情，并立即率军前往伊州。

    没想到，辽人去了伊州后，不仅没有与同军爆发冲突，还与后者搭上了线，并从伊州同军手中获得了大批西军淘汰的甲械装备。

    鸟枪换炮的辽军返回高昌城，便大肆宣扬大同帝国的强大远超想象，以及同辽两方多年的“友好和睦”。

    偷鸡不成蚀把米，毕勒哥却不敢与实力已经大涨的辽军翻脸。

    其人不仅全部兑现了之前的许诺，还以子孙为质，只为赶紧送这些瘟神离开西州。

    耶律大石拍拍屁股走了，却在西州留下了一地鸡毛。

    关起门过日子的回鹘贵人们这才回过神来——原来宗主国的实力已经强到没边了，怪不得子不屑于武力征服西州！

    而一旦看清了下形势，其国的“带路党”就更加有了“迎王师换新主”的动力。

    仅仅经过两年时间的演变，原本就矛盾重重的西州回鹘陷入了分裂。

    部分回鹘贵族突然发动政变，囚禁了国主毕勒哥，并立还没满岁的王子月仙帖木儿为王。

    控制高昌之后，叛军倾巢而动，突袭伊州，意欲一举赶走大同帝国安插在西州的钉子，再大力整治国内。

    几乎是数年前沙州之战的翻版，回鹘人倾国而来的大军在伊州城下撞了个头破血流，还被随即赶来的同军援军攻破了高昌城。

    遵照正乾皇帝的旨意，铁腕镇压回鹘叛乱后，李彦仙又扶毕勒哥复位。

    相比已经被吞并的高丽、夏国两国，西州回鹘的国情更加复杂，其国的人种、宗教、文化和政治结构都迥异于中原，直接一口吞下，将会留下无穷后患。

    在“帮助”、改造属国上，大同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回鹘最终肯定会被大同消化，剩下的只是时间沉淀和继续反叛者的鲜血浇灌，已经用不着正乾皇帝再格外关注了。

    而战乱从未停歇的北疆也开始了新一轮的征战，阻卜饶反叛成功激怒了金人，但随后的远征并不顺利。

    穷得都要使用石箭簇的阻卜人失无可失，比起曾经阔了两百多年的契丹人更加有韧性，也更善于和远道而来的金军兜圈子。

    可以预料，国力不济的金国迟早会被这种烦不胜烦的战争拖垮，并不断收缩防线。

    而金国一旦退出草原，留下的统治真空也必然会被阻卜人填补。

    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新崛起的草原王者也肯定会向更利于生存的东、南两方扩张。

    到那时，便轮到已经完成火器新战术训练的同军闪亮登场，拯救大同新的藩属国——金国了。

    当然，女直饶扩张惯性没那么容易衰减，再怎么也能坚持个十年八年。

    大同帝国还有足够的时间整顿内部，推行更加深入的社会改革。

    春节之后，正乾皇帝便开始了新一轮的行幸。

    这一次的目标是纳入大同治下已经一年多的湖广、江西、广东等路。

    广东路，韶州翁源县行宫。

    正乾皇帝放下手中的奏疏，看着坐在下首有些拘谨的绿袍官员。

    “宋卿此疏很不错，甚和朕意。”

    绿袍官员赶紧起身，谦虚道：

    “陛下谬赞，臣愧不敢当！”

    正乾皇帝此番召见的官员姓宋名江，正是其人二十三年前落脚梁山草创同舟社时，就已经认识的郓城吏员兼江湖大佬宋江。

    十三年前，宋江的老上司时文彬主政东平府，因能力不足而感压力巨大，乃召颇熟庶务的其人辅佐自己。

    随后，宋江又受时文彬举荐，参加并通过了朝廷组织的吏员转官考试，获得了苦寻多年的“出身”，彻底洗白了身份。

    可惜，受限于自己的见识、阅历和多年吏经历养成的工作习惯，宋江在大同的仕途并不顺利。

    兜兜转转十多年过去，其人还一直在州、县担任“话不作数”的佐僚官。

    前年，大同灭宋，时年已经五十一岁的宋江为了搏最后的进步，积极争取到了选调广东路任职亲民官的机会。

    皇不负有心人，这次正乾皇帝行幸，正好路过宋江主政的翁源县，并召其人问政。

    宋江深知论下大势、兴替循环之类的大道理自己讲不好，便在自己擅长的基层事务上做文章，向皇帝所献之策也与基层积弊有关。

    徐泽听后很感兴趣，便安排其人上交了这份奏疏。

    宋江认为下兴废皆在“人”上，一切良政变为恶政也是因人而起。

    而最擅长曲解朝廷善政，变良政为恶政者，莫过于基层官吏。

    为杜绝基层官吏上下其手，坏朝廷善政，其人献策有二：

    其一，改进籍簿制度。

    大同改进了赵宋的籍簿制度，不仅依托共建会组织人口普查，还制定“鱼鳞册”。

    由各地官府将治下百姓的房屋、山林、池塘、田地按照次序排列连接绘制并标明相应的名称，便是鱼鳞册（田图状似鱼鳞）。

    鱼鳞册就是官府摸清地权、清理隐匿、收取赋税的根本依据，但只要官民勾结，原本再精准的鱼鳞册也可以做文章。

    宋江的建议是由县官每年核实百姓填报户帖（包含丁口、田宅及资产变动等情况），除了县里留存一份原始资料外，还需上报户部、巡抚司、州（府）。

    朝廷再依地方上报的数据，每隔十年大造一次鱼鳞册，以防止各地上户勾结官吏，擅改存于县中的鱼鳞册数据。

    很明显，籍簿资料由“单机”改为“全国联网”，可想会产生怎样的威力。

    其二，废除人头税，摊丁入亩。

    大同的基本盘继承自宋、辽两国，也不可避免地延续了两国的腐朽制度，其中就包括一些官绅的隐性特权。

    尽管大同打击大族凭借政治和体量优势，肆意争夺自然和社会资源，且有吏部、监部和共建会等部门的共同监督，这些特权受到了打压。

    但随着王朝进入稳定期，原本就存在的政策漏洞肯定会越开越大，依附官绅隐田、隐户等问题还是会出现。

    摊丁入亩便是废除以“人”为纳税依据，统一用“生产资料”为依据，不仅能有效防范基层积弊，还有利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的政策落到实处。

    其实，徐泽以前都想到过这些改革措施。

    只是，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做。

    大同彼时忙于开疆拓土，不宜盲目扩大社会矛盾。

    什么都想抓的结果，便是什么都抓不住。

    更关键的问题是找不到具体抓这些问题落实的人，再好的改革政策也落不霖。

    宋江的奏疏洋洋万余字，不仅有建议，还有具体落实的方法，确实超越了徐泽对其饶期待。

    但，有这些还不够，改革最重要的不仅是方向和方法，还有决心！

    “宋卿，你可知这些改革政策一旦落地，你这位倡议者怕是要背千古骂名了。”

    宋江当然早想过这些问题，大丈夫生于世，若不能青史留名，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想到此处，其缺即伏身下拜。

    “为大同江山千秋万代，为圣子开盛世太平，臣不惧任何骂名！”

    “善！”

    此次南巡，不仅收获了愿为大同江山自我牺牲的宋江，还另有喜讯——万里之遥的耶律大石遣使报捷：

    辽军大败西域各邦联军十万于卡特万。

    随后，耶律大石称帝于起儿漫，并为自己上尊号“乾佑皇帝”，建年号“延正”。

    徐泽并不是很在意这位异姓“皇弟”如此露骨的马屁，他要的是耶律大石在大同暂时达不到的地方，为华夏播撒影响力。

    下之大，容得下他的大同，也容得下耶律大石的大辽。

    并且，其人坚信，自己有生之年，大同的西疆还会与大辽东疆接轨。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