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万两，五百多万石粮草。

    这种听起来很多的钱粮，但是经过明末以来的通货膨胀，一百万两的购买力远不如一百年前明朝的三十万两。

    大军调动、牛马先行，这些都需要钱粮。

    二十万大军的调动，单单第一笔军费就不少于两百万两，而粮草，二十万大军人吃马嚼、一个月就得二十万石，半年就是一百万。

    想把一百万石粮草送到前线，最少就得运送三百万石粮草。

    但是如果运三百万粮草出去，户部后半年就只有两百多万石粮草可以支配。

    万一发生一些什么饥荒，类似去年福建饥荒的事情放着不管的话，很快就会发展成大规模起义。

    去年福建饥荒，本来用五十万石粮草就能解决的事情，结果后面发展成起义后，直接间接消耗了几十万两，上百万石粮草。

    所以说穆和伦的哭穷，让康熙很是无奈，可是偏偏他现在又不能增税！

    今年二月，康熙帝谕大学士、九卿等奏报编审人丁数目，宣布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数额为永久的丁银征收定额，以后额外添丁，不再多征。

    所以说、如果现在康熙因为国库没钱而增税，那么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因为本来永不加赋就是个幌子。

    满清康熙51年所颁布的那条“永不加赋”的诏令，在后世成了满清仁政的表证。

    历来都有人吹捧宣扬满清的税赋是历朝历代最轻的，连某庸的小说中对此都是大肆鼓吹。

    但是所谓的“永不加赋”其实不过是做做表面功夫“掩耳盗铃”而已。

    在古代赋和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原王朝赋税制度起源甚早，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进一步肯定和发展了已往的赋税制度。

    “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之用。”即赋供军队需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税”字由“禾”字和“兑”字组成，本意是指的地租，赋”字由“贝”字和“武”字组成，是在国家对外有战事的时候额外征收的，赋和税，各有用途，征收的办法也各自不同。

    康熙所谓的“永不加赋”，是由特定背景缘由的。

    清朝实施地税、丁银分征，在康熙年间，人丁增长很快，而这些增加的人口大都不入户籍。

    这样一来，满清政府对这些人无法进行控制和管理，地方官吏豪绅又乘机压榨，使得贫苦百姓不得不迁徙、流亡，而流动人口日益激增，干扰到社会安宁，引起社会动荡。

    满清政府为了通过改革赋役制度来控制人口，稳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便决定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把全国丁银总额基本固定，从中央到地方不得随意增加，使广大农民负担相对稳定，逃亡人口减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

    “永不加赋”这条政策就是为了减轻老百姓们的经济负担，以鼓励人口增长，并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长远发展。

    但是，康熙实行了“永不加赋”的政策之后，老百姓的负担并未减轻，甚至还加重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清朝的八旗贵族们及一些不干活的富人，都需要汉人养活。

    据记载，一位叫陆世仪的官员曾经说过：“朝廷岁漕江南四百万石，而江南则岁出一千四百万石。四百万石未必尽归朝廷，而一千万石常供官、旗及诸色蠹恶之口腹。”

    也就是说，国家“漕粮”的正式税额是400万石，但老百姓们要负担的竟然是1400万石。

    可见“税外费”之多；而这多负担的1000万石，而且远远高出正式税额为，而且还不能算是纳税，只能算是“加赋”而已。

    “永不加赋”即永不加丁税（人口税），只收田租的政策听起来不错。

    然而，实际上并不算是仁政，在历史上两税制，早已将丁税摊派入地租，明中期出现了一条鞭法，将田赋，丁税，杂役等一并征收，满清其实不过恢复明朝旧制而已。

    康熙五十四年、山西的百姓因为这三种税，每年要交4两银子，而地里的出产粮食不过2两，所以山西的大批百姓开始了无休止的逃荒。

    康熙后期，从朝廷到地方，贪官遍地，百姓苦不堪言，尤其是遇到灾荒的时候，年轻人只得背井离乡逃荒，老弱病残之人只能等死……国家已经有些混乱。

    到了雍正继位之后，经过“火耗归公”、“摊丁入亩”的改革，不再听任地方官员们在“税收”上胡作非为，而是限制征收额，同时改费为税，才使情况有了好转。

    跪在地上的胤禛对于清朝的弊端十分了解，自己也有解决的手段，但是他却不能说出来。

    要知道他还是个皇子，如果当皇子的时候就敢评论自己老爹的治国理念，那当了皇帝还不上天？

    胤禛正想着的时候、坐在椅子上的康熙皱了皱眉，最后才开口道：“就当今年的秋税提前交了，让下面的官员和百姓解释解释。”

    “额…这……”穆和伦想说百姓们提前没有钱交税，不过看到康熙的模样后，他还是选择了闭嘴。

    跪着的胤禛看着穆和伦的样子，心底不由叹了一口气，这一笔税征下去，又不知道又有多少百姓家破人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