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九品中正制，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陈群。陈群，许昌人。爷爷陈寔，在党锢之祸中，自请入狱，为的是宦官们别再抓别人，出狱后，年龄已经岁了，以后朝廷只要“三公”的位置空缺，就一定要征召陈寔，陈寔德行高尚，在乡里威望很高，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宁可去坐牢，也不能被陈寔鄙视。

    陈寔家曾经有一个小偷，伏在房梁上，陈寔看到了对子孙们说像梁上这位君子那样，人不善良都不是天生的，很多不善的人也都是因为后来环境等因素造成的呀！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小偷称为“君子”的人，第一个把小偷也归结为能够成为“君子”的人，他就是陈群的爷爷，他从来都是用善良的心，来推己及人，真正实践了儒家“仁就是爱人”“有教无类”的思想——

    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儒家文化之所以被尊崇的核心，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别于外族的灵魂。

    陈寔六个儿子，其中陈群的爸爸陈纪是老大，和陈群的四叔，连同陈寔被大家评为“三君子”。陈寔去世时岁，“海内赴吊者三万余人，制蓑麻者以百数”，并刻石立碑，谥“文范先生（文为德表，范为士则）”。

    当时的司空荀爽（曹操第一谋士荀彧的叔叔，因党锢而隐居十余年，写了很多儒家著作，献帝时被任命为地方官，任命才天，就被提拔为司空，位列三公）等持子侄礼亲临送葬。可见，陈群的家族在当地属于名门望族。

    大名鼎鼎的孔融本来比陈群的父亲陈纪小点，惺惺相惜，互为哥们，但是看到陈群以后，交往下来，感觉连陈群就如此了得，和陈群很投机，后来，每当孔融每次见到陈纪，再也不敢以平辈相称，开始对陈纪持晚辈对长辈的礼节。

    汉朝的察举制，使汉代的文化人空前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异常顾及周围人士的评价，小心翼翼地洁身修行，生怕被社会舆论责难。然而，到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使得察举制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完全变了味。

    公众评价指数高的人物，不被选拔；公众评价指数低的人物，可能会因为裙带关系或者行贿被选拔任用。怎么会这样呢？任你千般理，我只一路去。

    对于宦官和外戚而言，只任用我喜欢的人，管他什么才能不才能的，在他们眼里，认为没有才能的人做官，国家不是照样运转吗？我就叫下面的人为我想提拔的人制造舆论就行了，甚至不用制造舆论，我直接任命就完事，管他鸟舆论（清议）呢？

    大有“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勇气——没有使命感的（肢体不全的人能有吗？）人总有这勇气。这变味的察举制，没有规矩的评议，无序的依据，给年轻的陈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何况身边还有被党锢的爷爷！

    刘备作豫州牧的时候，就征辟陈群为别驾（副手），因此，陈群的起点非常之高。后来，因为刘备不听陈群建议而接受陶谦的徐州，致使刘备受到袁术和吕布的两面夹攻，陈群感到不想和刘备玩了，就投奔了曹操。

    陈群投奔曹操以后就做司空西曹掾属，除了后来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一直从事人事管理工作。虽然对曹操不拘一格选拔任用人才（即使是盗嫂受金，只要有才能的，就一概任用，见《三国志，武帝纪》，使曹操的人才层出不穷，以至于达到“武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局面）不能不佩服，但是作为世家弟子，按照“德才并举，以德为先”原则，也不能不对曹操选拔的一些风云人物产生鄙夷甚至反感。

    就拿郭嘉来说吧。郭嘉也是许昌附近的人。《傅子》记载……自弱冠匿名迹……。《三国志》郭嘉传也未记载郭嘉有什么显赫的身世，所以说，郭嘉应该是平民阶层，并且，在年少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声望。

    这与陈群年少时因为大名鼎鼎的孔融先与自己父亲是朋友，又和自己是朋友，最后对自己的父亲称晚辈，这样骄人的经历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不过郭嘉入道早，（郭嘉是司空军事祭酒，也就是曹操谋士之首）一直是陈群的上司。

    但是对于年轻人而言，入道早又有什么呢？谁叫我是正规院校毕业的呢，我家世出身好，就是鄙视你！何况你行为不检点呢？（不治行检）至今，谁也不否认郭嘉是三国一等一的人才，他能准确的预测孙策有可能被刺客刺杀，准确预测袁谭袁尚的争斗等等，他是个奇人和天才。

    估计奇人和天才总有不同咱们凡人的“异秉”吧，史书上没有交代郭嘉怎么不治行检，估计无外乎一些男女关系？不尊礼仪？言行放诞？诸如此类的吧。

    实事求是的说，一般上辈地位高的人家，家教相对要好一点，（起码表面上的仁义道德，公共礼仪）而相对底层一点的，因为周围环境没有那么多的约束，也没有那么的眼睛盯着，表面上的规矩顾及的就少了一点吧。

    不是一个阶层的人自然有很多相互看不惯的地方。而陈群却是以一个标准的士人的眼光看待郭嘉的。他不满意。他以为自己的领导不应该是这样的，应该不仅要有才能，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要有符合“士人”所以能被成为“士人”应该具备的一般社会道德规范。

    陈群要捍卫儒家的尊严，于是，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儒家的君子不可以背后说人坏话）对曹操指出郭嘉的种种“劣迹”。

    然而，郭嘉是何等人！郭嘉和曹操是什么关系？陈群即使指出了这些，郭嘉依然故我，也不反驳，也不记恨，结果是，曹操依然看重郭嘉，同时也对陈群一是一，二是二的君子作风赞赏有加。

    但是，陈群对曹操身边群英荟萃（在他看来也许是群魔乱舞），感到不适应，他想建立真正的朝纲，选拔真正温文尔雅、既有才能又有起码的道德底线的人才，他想让这个崇尚权宜之计的乱世尽快终结。

    东汉主混于上，臣佞于下早就使公平公正公开的察举和品评变了样，而三国的乱世更彻底摧毁了这一制度，谁还在乎那悠悠然而来的品评，又有谁还在做那些悠悠然的品评呢？

    给大家举一个主昏于上的例子。汉灵帝是公元年被立为皇帝，登基时年仅岁，在位年，死后谥号为孝灵皇帝。

    “灵”字在谥法中解释“乱而不损曰灵”。乱是真乱，没在他手里亡国，倒也是真的，贴切。想来此人自登基以来就受宦官衔制，任人摆布，长大后性格软弱无能，只能在满足个人生活上胡作非为，声色犬马。

    他对于宦官的专权无能为力，同时，对于朝廷大臣的激烈反抗同样束手无策。那么，就好好满足一个男人的自然需求吧！

    至于权力、国家、公众评价，我是鸵鸟，我怕谁？我不和你们玩啦。开始年龄较小，灵帝刘宏也就玩点坐着驴车乱跑、在宫中开店铺、领着狗到处乱跑（把爱犬封官，谁叫我是皇帝呢）的游戏，其实也就那样，皇帝也是人嘛。大权都叫你们宦官、大臣们弄走了，我追寻点个人刺激，提高点生活质量也没什么不好嘛。皇帝也总不能长期压抑吧。

    渐通人事以后，他规定宫中的宫女必须穿开裆裤，而且不能在里面再穿内衣内裤，为的是发泄的时候方便。（无语）除了开裆裤创意以外，他还突发奇想，命令在西园修建了一千间房屋，房屋门槛外就是水渠，渠水中种满了莲荷，（西游记里天上宫阙的描写大约来自灵帝的灵感）

    在这个恍如仙境的花园里，他和宫女们都脱光衣服，嬉戏追逐，白昼宣淫，成为中国运动的忠实实践者，他还给这处花园赐名为“裸游馆”。另外，灵帝还非常爱财，尤其是喜欢存私房钱，大约在他的心里认为天下是你们的，也是我的，但终究是你们的，进到我钱包里的才是我的。这样花钱，又这样爱财，总是感觉钱不够用。和亲信一合计，明码标价卖官。这样也是公平的，卖官得来的钱归我皇帝，总比归宦官或者大臣们好吧？

    （想想孟达他爸，用斗葡萄酒给张让就换来了个刺史，度量衡不统一，暗箱操作，既不公开又不公平。）比如说曹操老爸曹嵩就是花了一亿买了个太尉。

    您如果钱不够也可以，先欠着，等你上任以后，再慢慢给皇帝。皇帝够意思吧。此时的皇帝只恨天下的官职太少，僧多粥少，哪里还任你乡闾评议，察举授官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察举制度形同虚设，世风日下。《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年秋月，曹操令就记载“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清议也日趋愤激，因为有才有德的人沦落下尘。

    然而，好景不长，黄巾起义这股沙尘暴立刻冲垮了现存的政治结构，地方官员逃的逃，被杀的被杀。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尸位素餐的无能之辈会被自然淘汰掉。

    于是，在曹操志在四方的时候，基层包括中央的称职干部就出现了及其短缺的现象。

    曹操的干部，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来自自己的家乡，包括同事、同学、好友、亲属。干部选拔则主要通过相互推荐，介绍，曹操交谈认可，比如荀彧就举荐了荀攸、钟繇、陈群等等。后来，征服的地方多了，又接纳了敌方投降的人士。在曹操阵营中真正依靠清议招聘来的，可谓凤毛麟角。

    因为，当时只在平静的荆州地区还残存着一点文化氛围，其他地方战乱频仍，人们上顿不接下顿，哪有闲情去清议人物呢？曹操的手下可谓来自五湖四海。这是因为曹操大气。

    前面说过曹操的用人令，这里我想把它抄录下来，让大家切身感受到那种求贤若渴的精神

    《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魏书》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於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因此，《魏书》对曹操的评价……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由此，使我想到了汉武帝。只把汉武帝自己写的远光元年问贤诏和元封年求贤诏简单对比一下，就能看出他们的共通之处了

    远光元年问贤诏“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

    元封年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

    意思是“大概有异乎寻常的事业，一定要依靠不同一般的人才能完成。因此，有的千里马飞速奔驰而却能日行千里，有些有本事的人背着世俗讥议的包袱，却能建立功名。难于驾驭的马，放纵不羁的人才，只不过在于人们如何驾驭、如何使用他们罢了。命令州郡长官考察并向上推荐当地官民中具有超等杰出的才能、可以作为将相以及能出使极远国家的人。”

    对比曹操的令和汉武帝的诏，充盈着求贤若渴的精神，千载以下，读之令人荡气回肠，看到这样的君主，谁不愿意倾心效力呢？以后中国的君主还有这样的气魄吗？少之又少！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真正做到“不拘一格”实在是难上加难。姑且不说那是在古代，也姑且不说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利益关系相互大臣之间有很多的掣肘，即使在当今，即使是你我身处其外，与当事人毫无厉害关系，当我们看到一个有才能但是有种种叫人恶心的陋习的人才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无意地不用——由此更能看出汉武帝和曹操的伟大。

    曹操的手下偏偏是五花八门，有贾诩（来自张秀）、有辛仳（来自袁绍）、有陈登（来自吕布）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还能包容狂人祢衡。有人说曹操把祢衡送给刘表是借刀杀人，我不太认可，因为那是以结果论的，回过头来说，即使曹操把他杀了又该如何？

    您是君主，能容忍一个部下在钓鱼台的国宴上当着外宾徐徐站起来，玩个脱衣秀吗？这种不拘一格的求贤，给曹操带来了大量的干部，不少充实到了基层，使曹魏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良莠不齐。有的是徒有虚名，有的只有文才，没有经论事务的才能；有的品质有问题，（有伤风化的曹操一般能允许，但是不少是不忠心，或者贪污受贿等等）逐渐的，曹操也发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在《论吏士行能令》中，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尚功能”的人才方针，用人政策也开始向德才并举转化。

    作为名动四海的全国精神文明楷模之孙、现为组织部门负责人的陈群，在选人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会最看重人的人品，这真也无可厚非。

    几乎没有人质疑这句话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也不否认这句话的价值，但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句很相似的话得人才者得天下。

    《三国志荀彧传》中荀彧就曾对曹操说过“古之成败者，诚有其才，虽弱必强；苟非其人，虽强易弱，刘、项之存亡，足以观矣。”

    考察古代之所以成功失败的原因确实有人才，那么即使开始是弱小的，那么终究也能变强；如果没有才能，即使开始强大，以后也会变得弱小，刘邦和项羽就是很好的例子。

    很少有人明目张胆地否认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重要性。但是，古往今来，却只有伟大的、以创立功业为己任的君主能够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并且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才变成自己的忠实仆人，成为狭隘意义上的“私人”——对自己忠心耿耿；而平庸的君主只知道任用私人——表面意义上自己的旧交，不知道广泛地选择人才，使大量的人才与世沉浮，默默无闻，出现的不少实际问题而没有良策予以解决，更有甚者朝廷之上文恬武嬉，国家终于逐渐衰落，乃至灭亡。强盛的国家国国相似，灭亡的国家各个不同。嘿……可是，即使是有为的君主在选拔人才的时候也是有不同的方法。曹操是一个“阳光”的人，（在我看来，起码比刘备阳光，看曹操那篇作于年的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直抒胸臆，光明磊落，字字真挚；而好像还从未看到刘备自己写的什么类似日记或者回忆录什么的，只看到他总哭？）

    曹操他在使用人才上，很多时候感觉他全凭直觉和印象。比如《魏书》上说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当政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由于这种选拔人才的偶然性，也会造成一些失误，比如，对于禁，曹操晚年就很痛惜；还有根据《三国志，陈群传》记载建安三年（公元年）当时有人向曹操引荐乐安人王模、下邳人周逵，曹操均召而用之。陈群向曹操力言不可，主要是以为王模、周逵二人德秽行劣，最终必然坏事，曹操不听。结果王周二人果然贪鄙犯事受诛，曹操方信陈群之言，并向陈群承认错失。

    从这件事情上看，当时投入曹门的也是泥沙俱下，鱼目混杂。而陈群作为组织部门的主管，一直认为应该把人才的品行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在当时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试想在动荡年月里，更是需要人的忠贞，（板荡识忠臣嘛）既要忠诚于首脑，更要爱护百姓，如果才高八斗，却时有反心，用这种人那玩笑不是开大了？

    魏国作为国家建立以后，再靠大臣们的相互举荐的话，就肯定会产生“朋党”“门生”的大臣集团，从而危害皇权；而在当时世风日下，利用乡闾评议，还是摆脱不了当朝大臣的影响和左右，甚至有可能操纵选举；并且各处乡党评价标准也不统一、考核质量也参差不齐、工作的主动性也各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在政府部门设立公正的统一标准的选人评价机构，推动选拔工作的开展，因此，这个机构的生命和灵魂就是——中正。（陈群当时肯定也没有想到以后这个名称会变得并不符实）陈群提出这个建议的契机是在黄初元年。当时，曹丕刚刚继位。

    小人曹丕（说他小人，一点都不冤枉他，汉朝以孝道治天下，汉朝的君主名号前面都是有一个“孝”字的，而继承汉朝衣钵的曹丕却对他老妈很不好，以至于老妈把他骂为“狗不啃”的人；“孝”（尊老）和“悌”（爱弟兄）是相互联系的，再看看他对他的兄弟们是啥样？

    看到老爸死了，自己坐上了梦寐已久的位置，竟然高兴地情不自禁，搂着辛毗的脖子，对老头笑嘻嘻的说看，我真成功啦！忽忽！！叫所有的人都瞠目结舌。）

    小人亲昵的一定也是小人，小人得志，就露出了小人之心，曹丕身边的小人们争先恐后地建议曹丕您一定要任用自己身边的人，别人一个不用！这时候，司马懿的弟弟司马孚（也是东宫的人）说了句公道话你刚刚继位，应该任用海内英贤，怎么能借此机会光我们相互荐引呢？怎么样把乡闾评议与朝廷选拔有机的结合起来？坚持德才兼备，不计门第呢？陈群没有象司马孚那样直言相谏，而是拿出了一套办法，那就是后来人们称作九品中正制或者九品官人制的制度各州设大中正，各郡设中正，中正本身一般为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

    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由司徒府任命。中正根据文化人的家世﹑道德、才能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大类却只有上品和下品两种说法。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其中对道德和才能作出的评语，叫“状”，直接影响到被评人的前途和命运。重要人物中正亲自评议，一般人物由中正的下属评议。

    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直接根据将被评人的所获品级与即将授予的官职品级对应，高的做官起点也高，反之，也低。

    中正评议人物三年一调整，三年内表现好的，随时升品，官职也随之晋升，反之，黜降。同时，中正的评价一锤定音，不允许更改，具有很高的权威。

    虽然九品中正制规范了选拔人才工作，但是，身为累世大官之后的陈群，他在德才以外又加上家世，不能说他是公正无私的。当时士族与庶族之间等级森严，舆服有别，彼此不通婚、不共坐，作为士族之后的陈群，一定对于那些个曹操选拔出来的庶族们古怪的行为，不懂规矩的做法早有意见了吧？

    过去曾经的既得利益者总会对失去的特权和利益耿耿于怀，充满失落吧。因此，制定这一制度本身就包含着压制庶族的味道吧。也许，在他的心中，各个阶层按部就班，各行其道，天下就稳定和谐了吧？

    不过话说回来，存在即合理，任何制度和政策，都是根据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进行编码的，起码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虽然我们作为后世者，抨击诟病九品中正制度，残酷的现实确实，它确实历史潮流的抉择，它选择了历史，历史也选择了它。

    在当时的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下，我们所谓的隋唐三省六部制度，以及明朝的内阁制度，再到如今的人民民主制度，虽然优秀，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也注定被历史所抛弃，历史的选择是，选择了一个我们认为问题巨大，但是适合那个时代的产物。

    君不见王莽吗，王莽改革的许多制度，放到当今社会，也有先进性，但是却不符合那个时代的潮流和发展现实，所以王莽被历史所抛弃，历史选择了光武帝刘秀，进行修正。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面临的问题，也是如此，有些事不是人力可为，它需要时间的，所以太宗宣武帝袁熙，能做的就是把九品中正制优化到极致，就像光武帝刘秀一样，将原有制度进行高度优化，而不失彻底推翻。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的努力，道也没有白费，到了大晋王朝建国两百年后，也就是公元多年，宪宗道武帝袁纯，中兴大晋并继承了太宗宣武帝袁熙的意志，一手创建了三省六部制度的雏形，比原先历史早了两百年。

    看到了吧，历史总是在遵循渐进式地，呈螺旋式发展的，袁家的大晋王朝，用了两百年的时间才从被太宗宣武帝袁熙，高度优化的九品中正制度中，演化出三省六部制度。

    所以有些制度和政策是需要时间的，需要适应那个时代，适应当时的生产关系，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也。

    而且太宗宣武帝袁熙，为了进一步优化九品中正制度，采纳了老师张纮的临终之策，也就是迁都，用迁都来降低世家大族对大晋王朝的掣肘，这就是为何隋炀帝为何屡屡巡行，迁都洛阳的原因了，隋炀帝和太宗宣武帝袁熙一样，他是为了拜托关陇集团的限制，不过操之过急，被联合绞杀了。

    而太宗宣武帝袁熙，之所以成功了，是因为他和太宗皇帝李世民一样。天下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自己发下来的，天下谁敢动其虎须。

    在太宗宣武帝袁熙赫赫威名，以及软硬兼施下，才勉强将九品中正制度高度优化，也殊为不易，不过功不必在己，有些事也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从太宗宣武帝袁熙，到宪宗道武帝袁纯这两百年时间里。

    经过袁家历代皇帝的共同努力，才完成了这一伟大制度的变革，真是艰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