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蛮夷之长有知道者，中国之人士媿之。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甚悲夫中国也。宋之篡晋，义熙以后以甲子纪，而不奉宋之元朔，千古推陶公之高节。而武都王杨盛于晋之亡不改义熙年号。
盛，仇池之酋长耳，与元亮颉颃于华、夷。晋氏衣冠之族，闻栗里之风而不媿者，又何以对偏方之渠帅也？盛临卒谓其世子玄曰：“吾老矣，当终为晋臣，汝善事宋。”
子之从违可与已而为变计哉？盛过矣。虽然，此非可以訿盛也。盛远在荒裔，虽受晋爵而不纯乎其为臣，进则不必为晋争存亡，退自有其不可亡之世守，则孤立而撄宋之怒，力不能敌，且以覆先人之宗社，固不可也。是以告其子以事宋而无贻危亡于后世，是亦一道也。
若夫戴高天，履厚土，世依日月之光，有君父之深雠，无社稷人民之世守，洁其身于山之椒、水之涯、耕读以终身，无凶危之见逮，如溧阳史氏者，屡世不干仕进，而抑可不坠其宗。
处此而曰“终吾身而已，子孙固当去事他人以希荣利”，双收名利以为垄断，岂可援盛以自解哉？民之多辟，不可如何者也；自立辟焉，以两全于义利，又将谁欺？
二
承大难之余，居大位，秉大权，欲抑大奸以靖大乱，论者皆曰：“非权不济，名不可急正，义不可急伸，志不可急行，姑含忍以听其消而相安于无事，国乃可靖。
故晋弑厉公，迎悼公，公掩荀偃、栾书、士匄之恶而从容驭之，晋乃以宁。”其说非也。夫不见悼公之掣于群贼，邢邱一会，而天下之政移于大夫，晋乃以终亡于八卿之裔。无他，名不正，义不伸，志不行，苟免于乱，乱之所以不息也。
叔孙婼杀竖牛，而安其宗。汉献帝不能正董卓之罪，待其骄横而始杀之，故李傕、郭氾得以报雠为名，杀大臣，逼天子，而关东州郡坐视不救，韩馥、袁绍且以其为贼所立，欲废之而立刘虞。
夫唯弑君之罪为神人所不容，而兄弟之痛根于性而弗容隐，受其援立，与相比暱，名不正，义不伸，志不行，忘亲贪位，如是而曰权也，是岂君子之所谓权乎？
文帝初立，百务未举，首复庐陵王之封爵，迎其柩还建康，引见傅亮，号泣哀恸，问少帝、庐陵薨废本末，悲哭呜咽，亮、晦、羡之自危之心惴惴矣。自危甚，则将相比以谋全，而虿毒再兴，固非其所惮为者。
文帝之处此，将无虑之疏而发之躁乎？而非然也。明明在上者，天理也；赫赫在下者，人心也。无幸灾徼利之心，而自行其性之哀戚，视三凶如大豕，而孰恤其恩怨之私哉？故天下无不可伸者，义也，义以正名，而志卒以行。彼三凶者，方将挟迎立之恩以制帝，帝舍其私恩，伸其公怨，夺三凶之所恃，而消沮以退。
是以擒羡之、亮如搏鸡豚；谢晦虽居上流拥徒众，一旦瓦解，自伏其辜。名其为贼以行天讨，凡民有心，无复为之效死者，党孤而自溃矣。于帝得乘权止乱之道焉，不贪大位，不恤私恩，不惮凶威，以伸其哀愤，则一夫可雄入于九军，况业已为神人之主而何所惧哉？惟能居重者之谓权，委而下移，则权坠而衡昂矣，故程子曰：“汉以下无知权者。”
三
文帝亲临延贤堂听讼，非君天下之道也，然于其时则宜也。自晋以来，民之不治也久矣，君非幼冲则昏闇耳，国事一委之宰辅者几百年。乃其秉政之大臣，图篡逆者，既以饵天下为心，而成乎纵弛；贤如王导、郗鉴、何充、谢安，亦唯内戢彊臣，外御狄患，暇则从容谈说，自托风流；而贪鄙如司马道子，又弗论也。
及晋之亡，而法纪隳，风俗坏，于斯极矣。宋武以武功猎大位，豪迈而不悉治理，固未遑念及于亲民也。刘穆之、傅亮区区机变之小人，视斯民之治乱漠然不与相关，有司之贪浊暓乱者，不知其若何也。
文帝承其敝而欲理已乱之丝，则更不得高拱穆清以养尊贵。而况羡之、亮、晦杀君立君，威震朝野，民且不知有天子。苟不躬亲延访，则虚县于上，废置惟人，亦恶足以制权奸、保大位乎？故急于亲临以示臣民之有主，抑求己自彊之道也。以是知文帝之志略已深，而正逆臣之诛，成元嘉之治，皆繇此昉焉。
虽然，以是为君人之道则已末矣。国之大政，数端而已；铨选也，赋役也，刑狱也，乃其绪之委也，则不胜其宂，择得其人而饬之以法，士不废，民不困，而权亦不移。
若必屈天子之尊，撤瑱纩以下问锥刀子女之淫慝，与民竞智而挠之者益工，与庶官争权而窃之者益密，明敏之过，终之以惛，求以起百年之颓靡，致旦暮之澄清，不亦难乎！
帝之遣使行郡县访求民隐，诏郡县各言利病，斯可谓得治理矣。亲临听讼，暂尔权宜，非可法者也。王敬弘曰：“臣得讯牍，读之正自不解。”其辞傲矣，而犹不失相臣之体。相臣执体要，佐天子以用人修法而天下宁，况天子乎？
四
赫连勃勃权谋勇力皆万人敌也，立国于险要之地，大修城池，宜足巩固以居而末如之何，乃至其子而遂亡。故夷狄恶其起而若未足忧也，不患其盛而若不可拔也。
赫连氏亡而五胡杂糅之中原皆为拓拔氏所有，并刘、石、慕容、苻、姚、乞伏、赫连、沮渠、冯、高、吕、段、秃发之宇而合于一，固将挟全力以为南国忧，然而无足忧也。
夷裔之未入中国，则忧其相并而合；既入中国，则患其杂宂而不适所治，不患其合一极盛而以相压也。故宋武之时难矣：奋勇以灭慕容超，而姚兴又競；全力以灭姚泓，而赫连、拓拔又乘间以争；欲再举以争关中，而郑鲜之曰：“江南士庶引领以望返旆。”
盖二夷既灭，人心乍弛，不能再振矣。拓拔氏血战以克统万，穷兵以破蠕蠕，精甲锐师半消折于二虏，是亦勃勃死而昌无能为之势也。宋能乘之，此其时矣；坐困江东，惮其威而不进，进而不敢与之敌，盖失此一时，而六代之偷安不足以兴。文帝非英武之君，到彦之之流不足以有为，惜哉！
五
拓拔焘惜财而不轻费，亲戚贵宠未尝横有所及，其赏赐勋绩死事之臣，则无所吝，用财之道，尽于此矣。有天下而患贫，岂惟其不当患也，抑岂有贫之可患乎？天之时、地之泽、人之力、以给天下之用者，自沛然而有余。乃患贫而愈窘于用，则崔浩之言审矣。
国之贫，皆贫国之臣使之然也。贫国之臣有二：一则导君以侈者，其奸易知也；一则诱君于吝者，其奸难测也。诱君以吝者，使其君以贫告臣民，而使为我吝，君一惑之，则日发不足之欢，言之熟而遂生于心，必不以帑藏之实使其臣知之。
君匿于上，奸人乃匿于下，交相匿而上不敌下之奸，浸淫日月，出入委沓，且使其君并不知有余不足之实。猝有大兵大役馈饟赏赐之急需，皆见为不足而吝于出纳，而国事不可言矣。
凡为此者，皆君之亲戚贵宠，而君以为真爱我者也。经用吝而其赏赐不吝，匪直赏赐耳，上下相匿，而大臣不能问，群臣不敢问，奸人且暗窃之以去，而上下皆罔所闻知。延及于子孙，则上无所匿于下，而专听奸人之匿以罔上，固必曰吾国贫也。
大兵大役之猝至，非吝于用以酿溃乱，则横取之百姓而民怨不恤，曰吾实贫而不能不取之民也。则不徒亲戚贵宠之窃以厚藏者不可问，其所未窃者，湮沈填塞于古屋积土之中，至于国亡以资乱民之掠夺，新主之富有，而初不自知。
呜呼！财一滥施于权贵，而事废于国，民怨于下，兵溃于境，国卒以亡，皆导吝之说为之，亦孰知导吝之情为窃国之秘术哉？庸主惑之，察主尤惑之，丧亡相踵而不悟，悲夫！
六
陶靖节之不仕，不可仕也，不忍仕也。其小试于彭泽，以世家而为仕，道在仕也。仕而知其终不可而去之，其用意深矣。用意深而终不可形之言，故多诡其辞焉。
不可形之于言而托之诡词者，非畏祸也，晋未亡，刘裕未篡，而先发其未然之隐，固不可也。
万一裕死于三年之前，义符辈不足以篡，一如桓温死而谢安可保晋以复兴，何事以未成之逆加诸再造晋室之元勋，而为已甚之辞哉？此君子之厚也。故其归也，但曰“岂能为五斗米响乡里小儿折腰”。如是而已矣。
虽然，此言出而长无礼者之傲，不揣而乐称之，则斯言过矣。君子之仕也，非但道之行也，义也；其交上下必遵时王之制者，非但法之守也，礼也。
县令之束带以见督邮，时王之制，郡守之命，居是官者必繇之礼也。知其为督邮而已矣，岂择人哉？少长也，贤不肖也，皆非所问也。孔子之于阳货，往拜其门，非屈于货，屈于大夫也；屈于大夫者，屈于礼也。
贤人在下位而亢，虽龙犹悔，靖节斯言，悔道也。庄周曰：“无所逃于天地之閒。”君子犹非之。
君臣之义，上下之礼，性也，非但不可逃也，亢而悔，则蔑礼失义而不尽其性，过岂小哉？非有靖节不能言之隐，而信斯言以长傲，则下可以陵上；下可以陵上，则臣可以侮君，臣可以侮君，则子可以抗父。言不可不慎，诵古人之言，不可以昧其志而徇其词，有如是夫！
七
扩其情以统初终，而汇观其同异，则听言也，固不难矣。非坚持一背戾之说，不然之效已著，而迷谬不解者之难辨也。言烦而竞，诡出而相违，莫可端倪，而唯其意之所营，以恣其辩，惑人甚矣，而尤无难辨也。
凡言之惑人也，必有所动以兴；下者动以利，其次动以情，其次动以气。利者灼见之而辨矣，或倡之，遂或和之，然皆私利之小人也，于人辨之而已。情之动也无端，偶见为然而然之，偶见为不然而不然之，因而智计生焉，因而事之机、物之变、古人之言、皆可为其附会之资，而说益长、情益流，非有所利也，而若沥血以言之，不获已而必强人以听，此疑于忠而难辨者也。
然人之情无恒者也，倏而然之，倏而不然之，则知其情之妄，而非理之贞也。至于气之动而尤不可御矣，若或鼓之，若或飏之，一人言之而羣嚣然以和之，言者不知其所以言，和者愈不知其所以和，百喙争鸣，若出一口，此庄周所谓“飘风则大和而听其自已”者也。
既自已矣，则前后之不相蒙，还以自攻也而不恤。虽然，亦岂有难辨者哉？观于拓拔氏伐蠕蠕之议，而鼓以气、盪以情者，直可资旁观者之一哂而已。
当其议伐赫连氏，则曰宜置赫连而伐蠕蠕，崔浩持之，伐赫连而灭其国、俘其君矣，已而议伐蠕蠕，则又曰蠕蠕不可伐也。何前之伐蠕蠕也易而今难，何前之克蠕蠕也利而今无利。一言而折之有余，而羣喙争鸣不息，有如是夫！
人以为不可伐，则曰可伐，人以为可伐，则曰不可。气之为风也，倏而南，条而北；氣气之为冬夏也，倏而寒，倏而暑；调之为暄清之适者，因乎时而已矣。言之善者，调其偏而适以其时。
崔浩之言，则可谓知时矣，风不可得而飘，寒有衣儒、暑有箑也。拓拔寿之能用崔浩也，而犹疑之情兴气动，难乎其不撼，况智不如寿者乎？虽然，无难办也，统其初终，析其同异，以其所然攻其所不然，扩然会通以折中之，豈难辨哉？豈难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