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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上
    一

    礼何为而作也?所以极人情之至而曲尽之也。古礼之佚不传者多矣,见于三礼者,唯丧礼为略备,达于古今,无不可繇也。然而犹有阙焉,时之所不然,事之所未有,情之所不生,礼之所未及也。

    于是而后儒折中论定之道,有可参酌以极得其中,则遭乱失其父母,寻求不得,生死莫能知,而为之追服,是已。

    礼文之未及此也有故;古者分土建侯,好问不绝,偶为仇敌,而礼之往来不废,声问相逮,无有阻也。

    故诸侯失国而为寓公,大夫去国而有羁禄,即其为行人而见执,临战伐而见俘,其生其死,必相闻矣。

    则生而遥告以吉凶,死而得奔丧、还葬,奚有寻求不得而待追服者哉?

    王莽之世,盗贼坌起,永嘉而后,胡、汉分割,于是而贵贱均于俘囚,老弱随其转徙,千里无人,音问既绝,转掠不定,踪迹莫稽,乃有父子殊天,终相暌隔,母妻漂散,不审存亡者。

    呜呼!生不得聚,死不得知,疏衰者,非人子之可用报亲者,而犹不克尽三年之哀慕,亦惨矣哉!

    晋庚蔚之等始建议寻求三年之外,俟中寿八十而服之,此亦以礼定情之极致,周公复起,不能易也。

    德宗母沈太后因乱陷贼,不知所在,德宗即位,寻求数十年不得,迨德宗之葬,礼官乃申蔚之之议,以德宗启殡日,发沈后之丧,因此而祔庙之礼行焉。

    夫蔚之限寻求以三年,俟发丧于中寿,而德宗终身不废寻求者,以德宗已正位临民为宗社主,不容因母而废大政,即位寻求,两不相碍也。

    而士大夫既含重哀、必废婚宦,尽心力为寻求地,期以三年,则人子之志伸,而生人之理亦无崩坏之忧矣。

    晋、宋以来,有因此而永绝婚宦者,其志可尚,而其道不可常,殆亦贤者之过,蔚之裁之以中,不亦韪与!不宦则祭祀不修,不婚则继嗣不立,抑非所以广孝也。

    且夫寻求不得,而生死固无据焉,衔恤靡至,一以丧礼居之,万一亲幸而存,岂非之生而致之死乎?

    即位而寻求,临朝不废之典,宜于天子;限求以三年,权停婚宦,宜于士夫。酌中寿之年以服丧,生存之望可绝;以启殡之日而为忌,人子之道以终;变而不失其常,补古礼之未有,合先圣之大经,此其选已。

    二

    杜黄裳之请讨刘辟,武元衡之请征李锜,李绛之策王承宗、田兴,不待加兵而自服,皆时为之也。知时者,可与谋国矣。

    自仆固怀恩以河北委降贼而僭乱不可复制者,安、史之诛,非唐师武臣力制其死命而殪之,贼自败亡而坐收之也。

    幽、燕、河、济,贼所纠合之蕃兵、突骑皆生存,而枭雄之心未艾,田承嗣、薛嵩、朱希彩之流,狼子野心,习于战斗,狃于反覆,于斯时也,虽李、郭固无如之何,而下此者尤非其敌也。

    代宗骄之,德宗挑之,俱取败辱,虽有黄裳、元衡之能断,李绛之善谋,我知其未易为筹度也。

    至于元和,而天下之势变矣。向所与安、史同逆矫厉自雄者,死亡尽矣,嗣其僭逆者,皆纨袴骄憨、弋色耽酒之竖子也。

    其偏裨,则习于叛合、心离志怠、各图富贵之庸夫也;其士卒,则坐糜粟帛、饮博游宕之罢民也。

    而狎于两代之纵弛,不量力而轻于言叛;乃至刘辟以白面书生,李锜以贵游公子,苟得尺寸之土,而妄寻干戈;此其望风而仆、应手而糜者,可坐策之而必于有功。

    韦丹、李吉甫且知西川之必下以劝兴师,况黄裳、元衡之心社稷而有成谋者乎?故德宗奋而启祸,宪宗断而有功,事同而效异也。

    夫既知其可以讨矣,则亦知其可以不战而屈之矣。姑试其威于西川而西川定,再试其威于镇海而镇海平。

    河北豢养之子弟,固不测朝廷之重轻,而苟求席安以自保,众心俱弛,群力不张,于斯时也,唐虽不自信其有必胜之能,而魏博、成德非王武俊、田悦之旧,彼自知之,亦可众量之矣。

    吉甫目击杜、武之成绩,欲效之以徼功于河北,是又蹈德宗之覆辙也。李绛之洞若观火,又岂有绝人之智计哉?故代宗之弛而失御,宪宗之宽而能安,亦事同而效异也。所以异者无他,惟其时也。

    时者,方弱而可以疆,方疆而必有弱者也。见其疆之已极,而先自震惊,遂肭缩以绝进取之望;见其势之方弱,而遽自踸踔,因兴不揣之师;此庸人所以屡趋而屡踬也。

    焚林之火,达于山椒则将熸,扑之易灭而不敢扑,待之可熄而不能待,亦恶知盈虚之理数以御时变乎?刘渊、石虎、苻坚、耶律德光、完颜亮,天亡之在眉睫矣,不知乘时者,犹以为莫可如何,而以前日之覆败为惩。悲夫!

    三

    制科取士,唐之得元、白,宋之得二苏,皆可谓得人之盛矣。稹、居易见知于裴中立,軾、辙见重于司马君实,皆正人君子所嘉与也。

    观其应制之策,与登科以后忼慨陈言,持国是,规君过,述民情,达时变,洋洋乎其为昌言也。

    而抑引古昔,称先王,无悖于往圣之旨,则推重于有道之士而为世所矜尚,宜矣。推此志也,以登三事,任密勿,匡主而庇民,有余裕焉。

    乃此数子者,既获大用,而卞躁诪张,汇引匪人以与君子相持而害中于国,虽裴、马秉均以临之,弗能创艾也。然则制科求士,于言将不足采,而可以辩言乱政之责斥之乎?

    夫此数子者,非其言之有过,善观人者,不待其败德之已章,而早已信其然矣。奚以明其然也?此数子者,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

    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迳,而轻薄淫泆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君之心膂、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

    文章之用,以显道义之殊涂,宣生人之情理,简则难喻,重则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务推汤宛折,畅快宣通,而后可以上动君听,下感民悦。

    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古今巨细,随触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则苏轼所谓“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者,是也。

    始则覃其心以达其言,既则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泆浮曼、矜夸傲辟之气,日引月趋,以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競利以求快其欲。此数子者,皆以此为尚者也。

    而抑博览六籍,诡遇先圣之绪说以济其辩,则规君过、陈民情、策国事,皆其所可沈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训、说命、七月、东山之可与颉颃矣。则正人君子安得不敛衽以汲引为同心,而流传简册,浅学之士能勿奉为师表乎?

    乃有道者沈潜以推致其隐,则立心之无恒,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称先王之中察见其诐淫,况其滥于浮屠、侈于游冶者,尤不待终篇、而知其为羊羶蚁智之妄人哉!

    若其淋漓倾倒,答临轩之商,陈论劾之章,若将忘辱忘死,触忌讳,犯众怨,以为宗社生民计者,固可取为人主之龟鉴,而不得斥之为非。

    则唯上之所以求之者,以直言敢谏设科,则以应知遇、取名位者在此,慧足以及,胆足以胜,固无难伸眉引吭以言之无怍,而可取者不乏也。

    是故明主之求言,大臣之广益,无择于人也;言而可听者,乐取其言,以释吾回而增吾美也。

    若其用人也,则不以言也;言而可听,必考其用心之贞淫,躬行之俭侈,而后授以大任也。书曰:“敷奏以言,”言无不尽。若其黜陟,则必“明试以功”而后定。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诚千古片言之居要矣。然则策贤良以问政,明王广听大智之道也;设制科以取士,唯其言以登用之,则国是乱、佞人进,治道之大蠹也。

    制科而得才士如元、白、二苏而止,元、白、二苏长于策问奏疏而止,不恣其辨以终为君子伤,节宣之权,人主大臣司之,可弗慎与!

    四

    庙谟已审,采诤臣之弼正以决行止,其于治也有失焉,鲜矣。庙谟无据,倚群臣之道谋以相争辩,其于乱也幸免焉,鲜矣。何也?

    贸贸然于得失利害之林,一事至而无以自主,天子有耳而无心,大臣辞谤而避罪,新进之士,气浮而虑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苟可言焉则言之,不能言者亦学语而言之,勿论其挟私也。

    即其无私,而读古人数策之书,辄欲引据,凭寤寐偶然之慧,见为实然,听曲士末俗之言,妄为歆动,念生平身受之累,推为利害,琅琅然挟持以为口实,理亦近是,情亦近是,以与深谋熟

    以宪宗之时事言之,一藩镇之逆也,言讨者,并欲加兵于归命之魏博,言抚者,遂欲屈志于穷凶之淮、蔡,彼以为饬法之王章,此以为怀柔之文德,彼以此为养寇而失权,此以彼为生事而酿祸,河汉无涯之口,穷年靡定,究将谁与适从哉?

    谋之已烦,传之将遍,一端未建,四海喧腾,幕士游人,测众论之归以揣摩而希附会,奸胥猾吏,探在廷之踪指以豫为避就,左掣右牵,百无一就,迨其论定,而弊已丛生,况乎多事之秋,夷狄盗贼闲谍伏于辇下,机密播于崇朝,授以倒持之枢,而危亡必矣。

    唐制:诰令已下,有不便者,谏官上封事駮正改行。駮之于后以兼听得中,而不议之于先以喧嚣致乱,道斯定矣。元稹甫受拾遗之命,辄欲使谏官各献其谋,复正牙奏事及庶司巡对,唯欲夺宰相之权,树己之威福而已。

    谏官者,谏上之失也,议方未定,天子大臣未有失也,何所谏也?论道者,三公之职;辰告者,卿士之司;纠谬者,谏官之责;各循其分,而上下志通,大猷允定。稹小人,恶足以知此哉?

    五

    枢密之名,自宪宗以任宦官刘光琦始。绎其名,思其义,责以其职,任以其功,军之生死,国之安危,毫釐千里之差,九地九天之略皆系焉。

    三代而后,天子与夷狄盗贼争存亡,非复古者大司马掌九伐之法,鸣钟击鼓驰文告以先之,整步伐以涖之,所能已天下之乱也。则此职之设,有其举之,不可废已。所宜致慎而杜旁落之害者,但在得其人耳。

    惟若宪宗委之宦官,则吐突承璀、王守澄资以擅废立而血流官禁,乃因此而谓分宰相之权,夺兵部之职,所宜废也,岂非因噎废食而不忧其馁乎?五代分中书、枢密为二府,虽狃于战争而欹重戎事,然准汉大将军丞相之分职,固三代以后保国之善术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夫祀既宗伯之所司矣,而礼部之外必设大常,盖以礼部统邦礼,职既繁委,分心力以事神,则恪恭不挚,专责之大常,而郊庙之事乃虔。以此例戎,其可使宰相方总百揆而兼任之乎?

    抑可使兵部统铨叙功罪,稽核门廕,制卒伍之践更,清四海之邮传,覈屯田之租入,督戎器之造作,百端交集,宵旦不遑,乃欲举三军生死之命,使乘暇而谋之,其不以国与寇也,不亦难乎?兵部所掌者,兵籍之常也;枢密所领者,战守之变也。

    进止奇正,阴阳互用,存亡之大,決于呼吸,经画之密,审于始终,文字不得而传,语言不得而泄,上承人主帷帟之谋,遥领主帅死生之命,大矣哉!专其事而恐不胜,乃以委诸守章程而综众务者乎?

    枢密一官,必举而不可废,审矣。时或宇内方宁,兵戈不试,则县其职以令宰相兼之可耳。而官属必备,储才必夙,一旦有疆场之事,则因可任之人,授以固存之位,与天子定谋于尊俎。

    至其为谋之得失,有宰相以参酌于前,有谏官以持议于后,亦不患其擅国柄而误封疆矣。汉举朝政尽委之大将军,而丞相听命,五代使枢密察宰相,固欹重而贻权奸之祸。

    唐、宋之失,在任刘光琦、童贯,盖所任非人,而非其设官之咎。若周官大司马总戎政,摄祀事,兼任征伐,则唯封建之天下,无夷狄盗贼之防则可耳,后世固不得而效也。

    六

    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湜皆以直言极谏而居显要,当其极陈时政之得失,无所避忌,致触李吉甫之怒,上累杨于陵、韦贯之以坐贬,而三人不迁,岂不人拟为屈、贾,代之悲愤,望其大用以济时艰乎?乃其后竟如之何也!

    故标直言极谏之名以设科试士,不足以得忠直之效,而登进浮薄,激成朋dang,挠乱国政,皆缘此而兴。汉、唐之末造,蔡邕髠钳,刘蕡绌落,论者深为愤惋,而邕以党贼亡身,蕡亦无行谊可见,则使登二子于公辅,固不能救汉之亡、起唐之衰,亦概可覩矣。

    人君之待谏以正,犹人之待食以生也。绝食则死,拒谏则亡,固已。然人之于食也,晨而饔,夕而飧,源源相继,忘其为食,而安于其所固然;如使衰瘠之夫,求谷与刍豢而骤茹之,实非其所胜受也,则且壅滞于中而益增其病。

    故明王之求谏也,自师保宰弼百司庶尹下至工瞽庶人,皆可以其见闻心得之语,因事而纳诲。以道谏者,不毛举其事;以事谏者,不淫及于他。渐渍从容,集众腋以成裘,而受滋培于霢霂。

    未有骤求之一旦,使倾倒无余,尽海内之事而纤悉言之,概在廷之人而溥遍刺之,驰骛曼延,藻帨文华,取悦天下,而与大臣争用舍之权者也。非浮薄之士,孰任此为截截之谝言哉?

    夫唯言是求,无所择而但奖其竞,抑又委取舍于考官,则憸人辨士揣摩主司之好恶以恣其排击,若将忘祸福以抒忠,实则迎合希求为登科之捷径,端人正士固耻为之。生僧孺等之允为奸邪,不待覆辀折毂,而有识者信之早矣。

    夫李吉甫之为邪佞也,杨于陵、韦贯之身为大臣,不能以去留争其进退,既与比肩事主,而假手举人以诋斥之,则其怀谖以持两端,亦可见矣。

    于陵、贯之以举人为摇挤之媒,僧孺、宗闵以考官为奥援之托,则使击去吉甫,而于陵、贯之之为吉甫可知也。若僧孺、宗闵、湜之并不能为吉甫,则验之他日,亦既章章矣。何也?

    上之所以求谏者,不以其道,则下之应之也,言直而心固曲也。无人不可谏,而何待于所举之人;何谏不可纳,何必问之考官之选。以道格君者,匪搏击之是快;以理正事者,非泛指而无擇。

    朝而渐摩,夕而涵濡,何患忠言之不日彻于耳;乃市纳谏之名,招如簧之口,以侈多士之美哉!

    三代之隆无此也,汉、唐之盛无此也。此科设而争辨兴,抑扬迭用以激成朋dang,其究也,鬻直者为枉之魁,徒以气焰锋铓鼓动天下,而成不可扑之势。僧孺等用,而唐乃大乱,以讫于亡。有识者于其始进决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