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诸子百家中的纵横家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

    一个是以合纵而名动天下的苏秦，一个是因连横而为人所知的张仪，然而细读历史，你会发现张仪连横助秦确有其事，苏秦合纵攻秦却要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完全翻盘。

    “头悬梁，锥刺股”在中国是尽人皆知的故事，其中的“锥刺股”说的就是苏秦刻苦攻读的经历。其实，“锥刺股”恰恰是苏秦人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苏秦处处碰壁，一事无成；在此之后，苏秦顺风顺水，一路绿灯，可惜最后功败垂成，异国殒命。

    如果说孔子是春秋时期第一老师，那么妥个荣誉称号在战国时期非鬼谷子先生莫属，而苏秦正是鬼谷子弟子中的佼佼者之一，可是命运并没对师出名门的高才生苏秦另眼相待，青睐有加。相反，他早期的求职经历走的是一条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悲情路线。

    从鬼谷子那儿毕业的苏秦曾经先后到周都洛阳、秦都咸阳、赵都邯郸等地游说，希望把自己学到的政治理论付诸实践，但周显王、秦王、赵王都不为所动，给了他一条冷板凳。

    遭了冷待的苏秦身无分文回到家中，想寻求些亲情的安慰，可偏偏他全家人都是势利眼，那情形真是“老娘不疼，老婆不爱，哥嫂嫌恶得要拿脚踹”，好在苏秦抗打击能力够强，这才有了“锥刺股“的励志故事。

    苏秦发奋攻读的那本书是他在苦闷中碰巧发现的，名叫《阴符》。苏秦感觉书中的道理可以用来说服当时的君主，帮他实现创立不世之功的远大理想，就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研读起来，困了就用锥子扎一下自己的大腿（所谓“股”也），以便让自己保持清醒。

    苍天不负有心人，苏秦不久就等来了燕昭王千金买马骨、大建黄金台的好消息，于是他千里迢迢地赶到了燕国。

    求贤若渴的燕昭王和苏秦一见如故，谈得相当投机，就拜他为总理级别的上卿之职。终于出人头地、苦尽甘来的苏秦从心底里感激燕昭王的欣赏和信任，暗暗决定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也要报答燕昭王这份知遇之恩。

    当时的燕国刚刚经历了“子之乱政”和齐国的入侵，可谓民穷国弱，百废待兴，而燕昭王的老爸燕王哙就在战乱中死于齐军刀下，所以，燕昭王在努力振兴燕国的同时胸中充满了对齐国的国仇家恨。

    苏秦了解燕昭王的抱负和痛苦，他为他的主人设计了一个复杂而缜密的报仇计划，并且亲自上阵，充当了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棋子。

    苏秦的报仇大计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实现燕齐两国邦交正常化，向齐国打开友好交往的大门，就相当于把大象装进冰箱前要打开冰箱门。

    为了报仇，身负国仇家恨的燕昭公主动向齐国示好，把公子襄安君送到齐国做人质，苏秦则作为公子的随从官员一同来到了齐都临淄。

    苏秦到了临淄，就开始努力实施复仇计划的第二请君入瓮。

    请君入瓮本来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苏秦要忽悠的这个“君”真的是个君一当时的超级大国齐国的君主齐浴王，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苏秦可不是吃素的，他完全有能力把齐滑王这头大象装进冰箱。

    苏秦很快就凭借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取得了齐潛王的信任，成了肩负两国重任的“国际“公务员。初步成功之所以来得如此迅速，一是因为苏秦口才的确了得，二是他复仇计划中的一部分和齐滑王那一年的国家大计竟然不谋而合。

    当时，中华大地上虽然正是战国七雄你征我伐、混战一团的铁血苦难时代，但其实在七雄的夹缝里还有几个小国在挣扎求存，比如卫国、鲁国、中山国，还有一直被齐滑王觊觎的宋国。

    苏秦知道齐浴王对于宋国的野心，他一面支持齐国对宋国动武，一面游说齐滑王带头合纵攻秦（当时只有齐国可以和秦国抗衡），想借此削弱齐国，让燕昭王乘虚而入报仇雪恨。

    齐詹王则有他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他想通过合纵攻秦这个大型“国际行动”把各国君臣的眼球都吸引到行动总部和秦国那儿去，这样他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宋国这块肥肉吃到嘴里了。

    苏秦游说齐王带头合纵攻秦的目的固然是帮燕国削弱齐国，但如果说他搞的这个“国际行动”完全是个空架子，一点实质意义也没有，那也是冤枉了这位著名的纵横家，要知道，他对秦国是有一肚子怒气的，因为当年他到秦国求职时热脸贴了冷屁股。

    为了促成合纵攻秦这项伟大事业，苏秦以燕国重臣、齐国使者的双重身份，游走于韩赵魏楚诸国之间，最终凭借他如簧的巧舌和特殊的身份赢得了各国国君的信任，于是，六国合纵攻秦的事就这样初步告成了，这才有了后世苏秦“身佩六国相印”的传说。

    苏秦如果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应该对着后人高歌一曲：不要疯狂地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就像多少年后欧盟把总部定在位置居中的布鲁塞尔一样，合纵攻秦的指挥中心处于六国中心地带的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一来已经衰落的魏国愿意揽这个活，想借此恢复一下往日的荣光（战国初期魏国最强），二来这是齐滑王计划中的一部分，他要把全天下的目光都吸引到大梁，以便他去实现自己那不可告人的秘密战争。

    合纵攻秦的事并不像苏秦想象的那么顺利。

    合纵攻秦的大旗在大梁高高竖起来之后，各国陆续派来了大使和军队，大梁周围一时之间人潮汹涌，热闹非常，但热闹归热闹，除了对当地经济有点拉动之外，“攻秦大业”没有一点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哪个国家都不想在进兵打仗上当出头鸟。

    大梁这一边，为了搞定谁先出兵，六国大使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口水战；临淄那一边，齐滑王派出的精锐部队正在夜行晓宿、无声无息地向千里之外的宋国进发。

    齐滑王之所以选择宋国作为突袭目标，一来是宋国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二来是宋王偃骄奢淫逸，暴虐无道，弄得民怨沸腾，众叛亲离。

    结果证明齐滑王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齐军到了宋国后，三下五除二就攻下了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占领了宋国的大部分领土，把已经延续了近八百年的宋国给灭掉了。但是，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很难说齐滑王的灭宋决策到底是英明的还是愚蠢的。

    宋国被灭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韩赵魏楚四国国王听闻后都恨得牙根疼——好你个齐国呀！这一边忽悠着我们进攻秦国也就罢了，背地里却比秦国还狠毒，竟然把人家宋国给灭了，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秦可忍齐不可忍！正在这时，他们收到了燕昭王发来的紧急白皮书。

    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实早在齐军出发时，苏秦留在临淄的特工人员就把齐国攻宋的情报用他们的方式（也许是快马疾驰，也许是飞鸽传书）传递给了燕昭王，燕昭王一面大力备战，一面给韩赵魏楚秦五国发去了联合攻齐的白皮书。

    燕昭王和名将乐毅刚刚将军马粮草准备停当，就传来了宋国被灭的消息，随后燕昭王收到了韩赵魏楚秦五国的回书，他们都同意联合起来共同讨伐齐国这只不知天高地厚的出头鸟。于是，燕昭王大旗一挥，乐毅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向齐国，沿途相继有赵魏等国军队加入，力量更加壮大。

    六国盟军至此已彻底崩溃，合纵攻秦至此已完全失败，苏秦十万火急地赶回齐国都城临淄，想在齐缗王得到燕军进攻齐国的消息之前带领公子襄安君秘密地离开齐国。

    但是，一心要洗雪国耻的燕军行动太快了，他们很快就进入齐国国境，向沿途重镇发起了攻击。战报飞速传到了齐都临淄，刚刚从合纵攻秦总部大梁返回的苏奏还没来得及动身向燕国方向逃走就已经被齐国军队软禁起来了。

    因为齐国的精锐部队都被派去袭击宋国了，所以燕军的进攻异常顺利，可谓势如破竹，长驱直入，转眼之间已经逼近齐都临淄。齐滑王大惊，大惊之余也没有忘记让他恨得连牙龈都咬碎了的燕国大特务苏秦。

    怎么处治这个家伙呢？齐滑王想，一般的死刑简直是太便宜他了，不足以解寡人心头之恨，那么，就像楚国人处治外国人吴起、秦国人处治外国人商鞅那样，给他个车裂之刑吧！车裂之刑就是俗话说的五马分尸。

    公元前284年，苏秦被齐滑王车裂于市。不久，燕军占领齐国绝大部分领土，齐滑王逃奔卫国，后转往莒国，同年被楚人残杀。

    苏泰是凭借合纵攻秦留名史册的，但合纵攻秦其实只是他帮助燕国削弱齐国的一个幌子，他自始至终都在为燕国复兴而舍生忘死地奔波忙碌，他之所以如此忠诚于燕国，完全是为了报答燕昭王当年对他的知遇之恩。这正是：

    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燕军兵临城下日，苏秦死而后已时。

    三家分晋之后，韩国国力最弱。甚至连后来被韩国吞并的郑国，都曾屡屡击败韩军。

    韩国之弱，由此可见。

    不但如此，在进入战国后，韩国政坛还发生过一件惊天大案：公元前371年，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严遂雇佣聂政刺杀了相国侠累，还连带杀死了韩哀侯等等数十位韩国政要！

    幸亏韩国太子若山被大夫许异一脚踢倒，才避免了韩国政坛核心人物被一锅端的悲剧。

    一位杀手能在众多侍卫簇拥之下翻天蹈海，虽然是聂政武艺高强，但也足见韩国之弱——甚至还招揽不到足够的精锐卫士，来保卫国君和相国！

    如此羸弱不堪的韩国，自然被人屡屡欺负。

    韩懿侯二年（公元前369年），魏国在马陵（今河南长葛东北）大败韩国；韩懿侯九年（公元前362年），魏国又在浍（今山西翼城东北）打败韩国；韩懿侯十二年（公元前359年）去世，儿子韩昭侯继位，次年秦国就在西山（今河南洛宁西南）击败韩军；韩昭侯二年（公元前357年），居然连二流国家宋国也攻占了韩国的黄池（今河南新乡市封丘县），魏国则趁机攻占了韩国的朱……。

    韩氏先人可是曲沃桓叔，是三晋中唯一的晋国正统后裔。

    可如今，韩国不但国力远不如魏、赵，甚至屡次被郑国、宋国这样二流小国羞辱，真是丢尽了祖先的脸！

    当前的韩国积弱难返，四周又是魏、秦、楚等强国环视，该如何走出这样的危局呢？韩昭侯虽然想改变，一时间却不知从何下手。

    就在韩昭侯进退维谷之际，一位毫不起眼的大夫突然进言，提出了打破僵局的良方：“我们不如执珪去拜见魏国之君，魏君志向就能够在韩国实现，那么他必然会转而向天下用兵、消耗魏国国力。天下诸侯由此而厌恶魏国，必然要联合韩国。如此一来，我们虽然向一人低头，却赢得了万人之心。所以说，削弱魏国军力，加重韩国权势，没有比朝觐魏国更有效的办法！”所谓“珪”，是帝王朝会时所拿的一种玉。让韩昭侯“执珪”去朝见魏君，就是让他向魏君称臣！（《战国策·韩策三·谓郑王》）

    是什么人这么大胆，敢让自家国君向他国称臣？！

    提出这一建议之人，原本就是郑国人，名叫申不害。在韩国吞并郑国前，申不害居住在京邑（今河南荥阳东南），是位上不了台面的“郑国贱臣”，地位极为低下。这么一位贱臣所说的话，韩昭侯能听吗？

    其实，韩昭侯继位之后深感韩国国力羸弱，早就有心改变这一局面。同属三晋的魏国，就是因为魏文侯重用李悝进行变法，才会变得这么强大。因此，韩昭侯也想在韩国变法，以壮大国力。为此，韩昭侯四处网罗人才，而申不害就是韩昭侯发掘的人才之一。

    曾有段时间，韩昭侯遭遇了重重阻碍，产生了畏难情绪，对申不害抱怨：“法令制度很不容易实行。”申不害却回答：“所谓法，就是有功必赏，因才而封官。现在国君设立了法令制度，却又听从身边近侍的请托，这就是法治难以实行的原因所在！”

    韩昭侯听了，羞愧不已，连忙答道：“从今天开始，我知道如何实施法令、该如何听取建议了。”

    不久后，申不害却突然前来，为他的堂兄请求官位。

    韩昭侯严正地回答：“这不是我从您那里学到的东西。难道要我听从您的请托，却败坏您的治国之道吗？还是让我回绝您的请托呢？”

    申不害听了，吓得连忙向韩昭侯请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韩昭侯公开说，他向申不害学习治国之道，可见两人虽为君臣，可也是师生。

    这种关系下，申不害劝韩昭侯暂时对魏国示弱，以换取韩国的喘息之机，韩昭侯能不听吗？

    很快，韩昭侯就依申不害所说，前往魏国朝觐魏惠王了。

    东周局势的发展，正如申不害所料。在韩昭侯称臣之后，魏惠王很快就放过了韩国，转而将重心放到了秦、赵、齐等等大国上。公元前353年，因为赵国怂恿宋、卫等国伐魏，魏惠王一怒之下，大举发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并最终攻破了邯郸。可不想齐国却趁虚而入，伪攻魏国襄陵（今河南睢县）来迫使魏军撤退，却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或今山东巨野东北）伏击了魏军，让魏军大败而还！

    魏国在桂陵的大败，充分证明了申不害谋划功力之深，也让韩昭侯对他更为倚重。两年后（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毅然提拔这位曾经的“郑国贱臣”为相国，在韩国推动变法。

    因为申不害主导了韩国的变法，他往往被后人划归为法家人物。但申不害所学的却是黄老之术，秉持“静因无为”而立刑名法术之纲的理念。所谓“静因无为”，实际上就是在不改变现状的基础上，建立起能与现实相适应的一套法律体系，并通过督责考绩的办法将其推广实施。在历史上，申不害变法也被称为“术治”。

    何谓“术治”？

    曾有一次，韩昭侯假称掉了一只手指甲，故意装出四处着急寻找的样子。左右之人见了，有人就割下了自己的指甲以献给韩昭侯。经过这次事件后，韩昭侯就能考察身边近臣哪位是真正忠心而诚实。

    这就是“术”治的关键要领之一：以自己知道的事物去询问下属，那么之前自己不知道的事物也就能知道了；深入地去了解一件事，那么之前自己不清楚的事物也能够分辨清楚。

    又有一次，韩昭侯派出使者前往县中巡视。当使者回来汇报时，韩昭侯问他：“路上都看到了什么？”

    使者想了想，好像一路上没发生什么重要的事，便老老实实回答：“没看到什么。”

    可韩昭侯还是让他仔细再想想：“虽然如此，你路上究竟看到了什么？”

    骑士又想了想，终于提起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县城南门外，有头小黄牛在吃道路左边的禾苗。”

    韩昭侯顿时大为兴奋，立马告诫骑士：“不准将我问你的这番话泄露出去！”

    随后，韩昭侯下令：“禾苗生长之上禁止牛马进入他人田地的法令早已颁布，可地方官吏却不把这当回事。立即将牛马进入农田的数目报上来，如果调查有误，将从重惩罚责任官吏！”

    大臣们听了，赶紧四处巡查，调查出县城三个方向上都有此类事件，然后赶紧上报。

    韩昭侯看了这份报告，独独没提到南门状况，马上严斥官吏：“还没有全部报告上来！”

    官吏们无奈，只得再次详查，结果在南门又查出小黄牛进入农田的事来！

    这件事之后，地方官吏顿觉韩昭侯能明察秋毫，人人都惶恐不安地谨守职责，不敢胡作非为。

    韩昭侯只知南门有小牛吃禾苗的事，却以此督责下属严查，结果其它三门所发生的类似事件都被查出来了！这就是用“术”来推广政令的方法之一。

    所谓“术”，按韩非子的总结，就是根据才能而授官，按照名位去责求业绩，操控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

    对一国之主而言，不可能凡事都亲力亲为，也不可能万事皆通。因此，在治理国家时，最重要的就是管“人”，而不是管“事”。

    只要能熟练运用各种“术”，就能够管好“人”，让群臣都积极主动地去做事，那么人主就能“静因无为”而实现天下大治。

    以此而言，“术”治之法，是人主必须掌握的。

    不过，人主能“术”治，难道人臣就不能以“术”而应吗？

    在魏国围攻赵国邯郸的关键时刻，申不害想劝说韩昭侯与其中一方合作。但他摸不清韩昭侯的偏好，害怕言语不合而失宠，一直都不敢表明自身态度。

    就在申不害犹豫不决时，韩昭侯却先咨询他的意见了：“我该加入哪一方？”

    申不害有些急迫，仓促中赶紧使出“缓兵计”，说：“这是社稷安危的关键，国家的大事，下臣请求慎重思考后再回答！”

    下朝后，申不害急忙私下怂恿两位大臣赵卓与韩晁，说：“二位都是国家的辩才，做人臣子的，哪能每次进谏都被采用，不过是尽忠职守罢了。”赵卓、韩晁听了，立刻上朝，向韩昭侯阐述了各自的看法。

    而申不害则在一旁小心地察言观色，揣测韩昭侯更赞赏哪种主张，然后自己再根据国君的喜好而进言，果然，韩昭侯大为欢喜，对申不害也更加倚重了。

    就在申不害地位渐高后，别国权贵也开始关注到他。

    一天，赵国相国大成午就派人拜访申不害，谈韩、赵合作的重要性。赵、韩二国都受魏国欺压，合作自然是双方都喜闻乐见之事。

    不过，大成午谈合作，并非是两国的合作，而是他与申不害之间的合作：“您在韩国向赵国推重我，我则在赵国向韩国推重您；这样一来，您相当于有两个韩国，我也相当于有两个赵国。”

    韩、赵相国私下里互相请托、彼此借重，明显就是以权谋私了。虽然申不害是否答应不得而知，可由申不害试探韩昭侯的经历看，他不应允的可能性有多大？

    韩非子声称，“术”是人主所执，人臣应该师“法”；可人主能执“术”，人臣为什么不能也执“术”？当君臣都执“术”来相互试探之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必将形成。

    如此一来，申不害的“术”治还能有效吗？

    公元前351年，申不害被韩昭侯任命为相国；公元前341年，魏国在南梁（今河南汝州西南）五败于魏，被迫向齐国求救，借田忌、孙膑之力击败了魏军；公元前337年，申不害去世；

    两年后，秦国第二次攻拔了韩国宜阳（今河南宜阳）；公元前334年，韩昭侯不顾国力，坚持修筑高门，被楚人屈宜臼预测将“不出此门”；次年，韩昭侯就去世，再也没能走出此门！

    申不害变法，至此落下了帷幕。韩国再也没能步入高光时刻，成为战国七雄中的最弱者。

    反思申不害变法，同样是韩人的韩非子看得极为透彻：申不害虽然设立了新法，却没有专一推行新法，只是一味地强调“术”治；这导致韩国新旧法令不能统一，奸邪之事随之增多了。

    奸人看到旧法对自己有利就照旧法行事，看到新法对自己有利就按新法行事。

    如此一来，即便申不害的“术”再厉害，奸臣都能为自己诡辩。国君以“术”治下，大臣则以“术”抗上，致使新法难以推行，最终成了摆设。

    不过，申不害变法之所以失败，根源还是在“黄老之术”。道家强调“自然”，既然申不害师从道家，他就不会去强行改变现状。

    因此，申不害变法与商鞅变法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商鞅变法是大破大立的革命，那么申不害变法就不过是“静因无为”的改良。

    以此而言，与其说申不害是变“法”，不如说他是在变“术”。

    申不害变法是对韩国旧制度体系下的改良，短期能通过“术”治取得一些成效，但并没有彻底革除旧制度的弊端，也就无法挽回韩国走向没落的宿命了。

    申不害的失败，其实应该是道家思想在乱世治国的失败。

    不过，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是韩昭侯的失败。

    当时的东周，有商鞅、吴起这类主张彻底变革的法家人物，可韩昭侯却偏偏选择了道家出身的申不害，

    这难道不是他畏惧彻底变革的表现？不愿付出，却想依靠“静因无为”来拯救韩国，这可能还是韩昭侯的痴心妄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