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刘洎刚一开口，李元嘉马上反对道：“以越国公之才华岂能困囿于书院一地？中书令乃陛下臂助，应为国举才，而不是这般心胸狭隘、嫉贤妒能！”</br>刘洎被怼的一愣，虽然他的确藏着略显阴暗的心思，可李元嘉如此直面硬怼却与其以往和和气气的风格迥然有异。</br>果然私底下与陛下串通好了！</br>一念及此，刘洎精神一振，腰杆都下意识的直起来，两眼灼灼的看向陛下。</br>文官为何瞧不上武将？</br>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武勋基本上对君主之命令奉行不悖，他们不管君主的命令是否合理、对于国家之长远发展是否有损害，当然他们也没能力去进行分辨，他们是君主豢养的“奴仆”“鹰犬”，对皇权唯命是从。</br>而文官则不同，他们自幼苦读圣贤书，深知“民为重、君为轻”的道理……好吧，是因为读书人都出自世家门阀，而世家门阀的利益与皇权在某种意义上是相悖的，皇权照章、则世家落寞；反之，当世家辉煌，则皇权黯淡。</br>所以自古文官以“强项令”为誉，以反驳君王为荣。</br>君不见魏徵虽死、然名垂于世？</br>说起来魏徵其实并未有什么显赫之政绩，其名望绝大多数皆来自于“勇于进谏”。</br>太宗皇帝何等威望绝伦？</br>然而越是英明神武的皇帝，文官悍不畏死强硬进谏的时候所取得的名望就越大，当然风险也大，不是谁都能承受来自帝王之怒的反噬……所以魏徵厉害。</br>刘洎此刻心想“我虽不才，也当效仿文贞公之故事，犯颜直谏”！</br>他现在已经饱受朝野上下之质疑，认为他作为宰辅却一味附和君上、卑躬屈膝，全无文臣之风骨，名声已经快臭了，再如此下去人心渐渐就散了……</br>李承乾似乎也感受到御书房内酝酿着一股强烈的战意，喝了口水压制一下心中惊惶，轻声道：“韩王倒也不必这般激烈，中书令之谏言其实还挺不错，虽然不足以彰显越国公之能力，却也不能误解其心胸品德。不过既然你不同意中书令之谏言，认为应当给越国公如何安置重担呢？”</br>刘洎眨眨眼，刚刚凝聚起来的斗气便有些衰减，陛下明显避重就轻不打算接招，而反驳君王所能够获取的声望相比于反驳一位宗室亲王，简直天壤之别。</br>有些提不起劲儿……</br>李元嘉则晃了一下神，不是说好由你来提议，然后收割房俊之感激、更向满朝文武展示对朝局之掌控吗？</br>你怕刘洎怼你，就把我推出来呗？！</br>与文官针锋相对怼来怼去那是我能做的吗？</br>我想做贤王啊……</br>可眼瞅着李承乾打定主意避实就虚且将他推出去，李元嘉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道：“越国公功勋显赫、威望颇著，可擢升至尚书左仆射，封太尉，节制左右金吾卫……”</br>话音未落，刘洎几乎跳起来，手指着李元嘉怒叱道：“奸王误国！”</br>李元嘉看向陛下的目光有些幽怨：瞧瞧吧，这就是您将我推出去的后果，都成‘奸王’了……</br>李承乾也尴尬，让叔王背锅这事儿确实不地道，遂安抚火冒三丈的刘洎：“中书令勿恼，韩王也不过是谏言而已，即便略有瑕疵也尚在讨论之范围，何至于爱卿这般激烈之言辞？大唐从不因言获罪，民间尚且如此，朝堂之上更应当畅所欲言。”</br>刘洎却不听这一套，站起身、梗着脖子，义愤填膺、口沫横飞：“陛下谬矣！大唐立国以来，赐任太尉者仅两人，时为亲王之太宗皇帝，以及统率关陇勋贵辅佐太宗成就大业的长孙无忌！试问，房俊何德何能，可以与这二位相提并论？”</br>李承乾心里有些虚，正欲开口，只听的刘洎又续道：“……长孙无忌之功勋，放眼朝堂何人可比？陛下对其视如肱骨、推心置腹，可结果便是其贼心炽盛、大逆不道，举兵作乱！由此观之，‘太尉’一职总掌天下兵马、军权在握，非宗室不能胜任！古往今来，殷鉴历历，陛下岂能自乱朝纲？以我之见，倒是韩王殿下更能胜任此职。”</br>没怎么说话的马周忽然开口：“微臣也觉得韩王殿下更合适。”</br>李元嘉苦笑：“我何德何能高居此位？一则不曾领兵，再则并无军功，万万不敢担当此任。再者说来，今时今日之三公并无以往之权柄，表彰其功的性质更甚于职权，中书令大可不必这般激动。”</br>言下之意“三公”固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乃人臣之极致，可说到底不过是虚衔而已，更多是象征意义，</br>刘洎横眉立目，怒叱道：“那也不行！三公，论道之官也。盖以佐天子，理阴阳，平邦国，无所不统，故此任者必然年高德劭、德高望重，房俊年纪轻轻若骤然登此高位，天下名望所聚，必然滋生其骄纵之心，是祸非福也！”</br>李元嘉不擅辩论，只能尴尬着干巴巴秉持意见：“不过是虚衔而已，没那么严重。”</br>由古至今，“三公”之职权变化甚大，《尚书·周官》记载“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竟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br>《春秋公羊传》中更是说明“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则何以三？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处乎内。”</br>两相印证，“三公”是秦及秦以前天子之下的最高管理的称呼，辅佐天子，可见地位之超然、权柄之巨大。</br>“三公”者何也？</br>夏、商以前，云天子无爵，三公无官。周以太师、太傅、太保曰三公。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汉以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为三公。东汉又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br>魏、晋、宋、齐、梁、陈、后魏、北齐皆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br>隋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br>唐承隋制，一脉相承。</br>然而自隋文帝罢三公府僚，则仅存其名位。</br>“虚衔也不行！”</br>刘洎拍案而起、正气浩然，戟指叱道：“韩王口口声声以彰其功，干脆也别敕封什么‘三公’了，不如便‘加九锡、冕十旒、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而后再敕封以王爵，如何？”</br>此言一出，“装死”的李勣都坐不住了，呵斥道：“中书令，慎言！”</br>刘洎哼了一声，这才反应过来说了不该说的话，转身对李承乾鞠躬谢罪：“臣一时激动，口出妄言对陛下不敬，请陛下责罚。”</br>“加九锡”在最初之时是对于人臣至高无上之荣誉，史书上第一位“加九锡”的记载，乃是周天子对辅佐社稷数十年的功勋周公旦的赏赐，“天下辅弼，莫出其左”。</br>然则之后，“加九锡”却成为权臣之象征，非权倾一时、野心勃勃之辈而不可授。</br>王莽、曹操、司马昭……</br>而最近被天子赐予“加九锡”者，则是隋文帝杨坚，以及高祖皇帝李渊，杨坚本为周臣、承恩深重，受宣帝遗命辅佐新皇，却受禅让篡周立隋；高祖皇帝本为隋臣，然国难之际攻陷国都、拥立新皇，拜相国、总司百揆，受九锡之礼，戴十二旒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最终逼迫恭帝禅让。</br>此二人自然权柄滔天，然则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主少国疑、凌虐幼主”。</br>言说给房俊“加九锡、赐王爵”，不仅仅是昭示房俊有谋逆之心，更是质疑李承乾，将其比作周静帝、隋恭帝两位亡国之主……</br>幸亏没有御史言官在场，否则定然要弹劾刘洎一个“大不敬”之罪。</br>李承乾很是尴尬。</br>当初太宗皇帝在时，尽管“得位不正”“品德瑕疵”，但朝堂之上挥斥方遒、随心所欲，无数名臣名将俯首帖耳、令之所致前赴后继，除去魏徵偶尔唱反调之外，所有人都将太宗皇帝的谕令奉为圭臬。</br>可轮到他做了皇帝，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br>按理说他是太宗皇帝嫡长子，由皇太子顺位继承大统，可谓名正言顺。做太子之时谨小慎微、战战兢兢，朝野上下交口称赞，继位之后夙兴夜寐、勤政爱民，既未大兴土木、浪费税赋，更未充盈后宫、耽于享乐，兢兢业业、如履薄冰，矢志于做一个对天下苍生有功之帝王。</br>却始终得不到更多的认可。</br>耐心是有界限的，当大臣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对他表示怀疑、甚至鄙夷不屑，再多的耐心也会耗光。</br>于是他板着脸，不理会刘洎的咄咄相逼，断然道：“就这么定了吧，敕封越国公为太尉、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节制左右金吾卫，拱卫京畿、肃剿盗寇，且继续承担扶保太子之责。”</br>一贯性格偏软、缺乏主见的皇帝少有的强硬，诸位大臣无论心中是否认同，此刻都只能肃然领命。</br>一直不说话的李勣放下茶杯的时候指节发白、手背筋络凸起，显然下意识的用力……</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