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大爷下坠时，接了个前翻。避免了脸直接触地，而是手脚下撑，痛是真的痛，可好歹避免了铁板翻面。站在露台上的李三江向下张望，着急大喊：“山炮，山炮啊！”好在，山大爷现在是不...我坐在医院门诊楼三楼的长椅上，左手无意识地按在左胸偏下的位置。那里像埋着一枚冷硬的铜钱，不跳，不搏，只是沉沉地压着，偶尔在呼吸深一些的时候，突然抽搐一下，仿佛有根细铁丝在肋骨缝里轻轻一扯。不是疼得人叫出声的那种，是更阴的——像有人蹲在你胸口内侧，用指甲盖一下、一下，刮着心包。挂号单上印着“心血管内科”，可我没挂这个号。挂的是消化内科。理由很荒唐，也很真实：我怕一开口说“左胸不舒服”，医生立刻让我去心电图室，而心电图室门口排着的队，从走廊拐角一直蜿蜒到电梯口，穿着蓝布病号服的老人们拄着拐杖，年轻人低头刷手机，空气里飘着消毒水和陈年中药混杂的微苦气味。我怕等，更怕结果。怕那张纸一出来，上面印着“ST段压低”“T波倒置”之类我查过百度却越查越心慌的字眼。所以我选了消化内科。胃食管反流也能引起胸骨后不适，对吧？我在网上看过七篇科普，三篇说可能，两篇说常见，还有两篇语气笃定：“90%以上就诊者初诊为心脏问题，实为胃病”。我需要一个缓冲带，一个能让我把“可能不是心脏”的念头再焐热三天的理由。诊室门开了，护士叫我的名字。我起身时膝盖有点发僵，低头一看，白大褂袖口蹭着了椅背灰，留下一道淡青色的印子，像陈年淤血。医生四十出头，黑框眼镜，手指修长，指甲剪得很短。他翻我病历本的动作很轻，像怕惊扰纸页间沉睡的什么。我报症状：“胀闷感，牵扯样隐痛，晨起和饭后明显，偶有嗳气，但胃口没变，大便正常。”他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听诊器冰凉的金属头贴在我左胸前第三肋间。我屏住呼吸。他听了五秒，移开，又贴在右胸对应位置，再五秒。然后他让我解开衬衫最上面两颗扣子，用指尖沿肋缘缓慢按压——从剑突下开始，一路往左，经过胃区、脾区，停在我左乳下缘外侧约两指宽的地方。指尖忽然一顿。我脊背一紧。他没抬眼，只问：“这儿？”“……嗯。”“按着痛，还是自己会痛？”“自己会，但按着更清楚。”他点点头，抽回手，在病历上写：“左胸壁压痛阳性，范围局限，无放射，伴轻度吸气相加重。”写完搁笔，推了推眼镜：“做个体表超声，看下胸壁软组织。顺便把心电图也做了。不是怀疑心脏，是排除——我们这科，宁可多跑两步，不漏一个可能。”我没吭声。他说“不漏一个可能”的时候，语气太平静了，平静得让我想起七年前在丰都鬼城码头接那个穿红雨衣的女人时，江面突然起雾，浓得伸手不见五指，雾里却有一盏灯，孤零零悬在半空，既不亮，也不灭，就那么挂着，像一句没说完的话。超声室在B超楼负一层。电梯门关上时，我盯着不锈钢门映出的自己：眼下青黑，嘴唇偏白，左耳垂上那颗小痣显得格外深。电梯下行，数字跳动：3…2…1…B1。门开，一股更浓的湿冷钻出来，混着橡胶地板清洁剂的味道。走廊尽头有扇窗，窗外是医院废弃的旧太平间改建的设备库，墙皮剥落，爬山虎枯藤绞着锈蚀的铁窗栏，像一截被遗忘多年的脊椎骨。技师是个中年女人，动作麻利，涂耦合剂时手温热。探头压上来时，我下意识绷紧胸肌。她边扫边念：“胸大肌层次清，未见占位……胸小肌……肋间肌……等等。”她忽然停下，调高增益，又换了个角度，探头斜向内下方缓缓推进，“你左边第七后肋……这里，有东西。”我转头看屏幕。灰白影像里，几条平行的骨影之间，一团比周围组织稍亮的、边缘毛糙的椭圆形阴影，静静伏着，像一枚被误植进肉里的黑曜石碎片。“性质不好判。”她擦掉耦合剂，递来纸巾，“建议CT，或者……你挂个胸外科。”我拿着单子走出B超楼时，天阴了。云层低得几乎擦着住院部顶楼的避雷针。风卷着枯叶打旋，一片梧桐叶啪地糊在我脸上，叶脉清晰，背面还沾着一点干泥，像谁匆忙盖下的指印。我没回门诊楼。绕过喷泉池，穿过林荫道，径直走向医院老档案馆——那栋灰砖砌的三层小楼，墙根爬满常春藤，门楣上漆皮剥落，“1958”几个数字却还清晰。我知道，那里存着三十年前丰都县所有殡葬登记原始簿册。包括——1996年冬，长江丰都段连续七具无名浮尸的勘验记录。我不是为查自己病情来的。是为七年前那个红雨衣女人。那天她站在鬼城码头趸船边，浑身滴水，长发贴在惨白脸颊上，手里攥着一只褪色的儿童布鞋，鞋帮绣着歪斜的“福”字。她不说自己是谁，只反复问我一句话：“你捞过穿红雨衣的吗？”我说没有。她忽然笑了一下，嘴角裂开很大，露出两排细密的、泛黄的牙齿：“那你快去捞。她还没沉底，就在你们接人的地方，往下三丈，水草缠着她的脚踝。”说完她转身跳进江里。没溅起多大水花。我扑过去时，只看见一圈迅速扩大的涟漪，和水面下一道极淡的红影，像一滴血融进墨汁。后来派出所调监控，说那晚码头全程无异常；法医尸检，说她肺里没进水，是缢死，绳痕在颈后，深紫，呈八字形。可我亲眼看见她跳下去，看见她湿透的红雨衣在浊浪里翻卷，像一朵骤然绽开的彼岸花。档案馆钥匙在守馆老头老吴手里。他六十多了，独居，老婆二十年前难产死在产房，孩子生下来就没活过三天。他总说，他老婆临终攥着他手指，说“下辈子别投胎做人，投胎做江里的水草，缠得住人，也放得下人”。这话他跟我说过三遍，每次说完，就从抽屉底层摸出一叠泛黄的火纸，默默折一只纸船，放进窗台陶盆里养的绿萝水里。纸船浮着，慢慢洇软，散开，沉底。我敲门时，他正对着放大镜看一本册子，桌上摊着三支不同颜色的铅笔。“来了？”他头也不抬，嗓音沙哑，像砂纸磨木头，“坐。茶凉了，自己倒。”我坐下，把B超单推过去。他瞥了一眼，没接：“你胸口这毛病……是不是总在子时前后犯？”我一愣：“……是。”“疼的时候，耳朵里有没有嗡嗡声？像老式收音机没信号？”“有。”他放下放大镜，从书架最底下抽出一本硬壳册子，封皮无字，边角磨损得露出灰白木纹。他没翻开，只用拇指摩挲着封面：“1996年腊月十七，丰都港上游十五里，捞起第一具。男，三十岁上下，穿蓝工装，左手断了三根指头，断口齐整，像被铡刀切的。法医说，死前被人用钝器重击后脑，沉江至少四十八小时。”我喉结滚动：“然后呢？”“然后腊月十九，捞第二具。女，二十出头，红雨衣，赤脚，脚踝有勒痕，但不是绳子，是……水草拧成的活扣。”他顿了顿，抬眼看我，“你记不记得，七年前你接人那天，江面有没有起雾？”“起了。”“雾里有没有光？”我闭上眼。那光又来了。不是灯，不是手电，是某种悬浮的、无源的微光，淡青，像磷火，却比磷火稳，像凝固的呼吸。“有。”我说。老吴点点头，终于翻开那本无字册子。里面没字，全是图。炭笔画，线条粗粝，每一页画着一具尸体的局部：扭曲的手指关节、耳后一颗痣的位置、锁骨凹陷的弧度、脚底老茧的分布……最后一张，画的是一只左手，小指第二节外侧，有道新月形的旧疤，疤里嵌着一点极小的、深褐色的异物——像一粒风干的血痂，又像一小片烧焦的纸灰。我猛地站起身，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长音。“这手……”“是你师父的。”老吴声音很轻，“你师父没告诉过你，他为什么从不让你碰红雨衣的尸？也没告诉过你，他左手上那道疤，是怎么来的？”我太阳穴突突跳。记忆炸开——师父葬礼那天，我整理他遗物，在樟木箱底摸到一只铁皮饼干盒，盒盖锈住了。撬开后，里面没有遗书，只有一叠剪报，全关于1996年丰都连环沉尸案；还有一块红布，叠得方方正正，展开是半截褪色的雨衣袖子，袖口内衬用黑线密密绣着三个字：“别找我”。我踉跄退了半步，后腰撞上档案柜，震得顶层积灰簌簌落下。就在这时，口袋里手机震起来。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重庆·丰都”。我接通，听筒里只有水声。不是哗啦的浪，是缓慢的、粘稠的、仿佛从很深的水底涌上来的汩汩声，像溺水者最后吞咽的气泡。持续了整整十二秒。挂断。老吴看着我，忽然问：“你左胸这东西……医生说像什么？”“阴影……毛糙……”“像不像一块浸了水的红布？”我浑身血液瞬间冻住。他拉开抽屉，取出一只扁平的铝盒，打开。里面不是药，是半块风干的、暗褐色的植物根茎，表面布满细密孔洞，像被无数微小的嘴啃噬过。“水菖蒲根。”他说，“老辈捞尸人泡酒喝的。治‘水祟’入体——就是尸体怨气聚在活人身上，化不成形，先蚀筋骨，再蚀心神。你师父喝了一辈子，临死前三天，吐的全是这种根茎碎渣。”我盯着那块根茎，喉咙发紧：“那……怎么除？”“两个法。”他合上铝盒，声音沉下去，“一是找到源头，把缠着你的那缕‘东西’亲手送走。二是……”他停顿很久，久到窗外枯枝刮过玻璃的声音都清晰可闻，“把你胸口这块‘锚’，连根剜出来。但剜了之后，你这辈子，再也碰不了水。捞尸这行当，跟你彻底两清。”我低头看着自己左手。小指第二节外侧，皮肤完好，光洁如初。可就在昨夜，我洗澡时，无意间摸到那里——一道细微的凸起，新月形，硬得像嵌在皮下的碎瓷。我从未有过这道疤。我从未有过。手机又震起来。还是那个号码。这次我接了，没说话。听筒里水声渐弱，转为极轻的、断续的哼唱。是个女人声音，走调，嘶哑，像砂纸磨玻璃，唱的是一首儿歌：“红雨衣，水里飘，脚踝缠着水草腰。莫回头，莫招手，回头招手——鬼抬轿……”唱到“轿”字时，尾音陡然拔高，尖利如哨，刺得我左耳鼓膜嗡鸣。我猛地按住耳朵，指尖触到耳后——那里不知何时，多了一粒米粒大小的硬结，冰凉，圆润，像一颗刚凝固的水珠。老吴默默推来一杯茶。茶汤浑浊，沉着几片深褐色的叶梗。他指着杯底：“你看。”我低头。茶汤晃动，倒影里，我左胸衬衫下，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微微起伏，轮廓模糊，却分明带着一丝……布料的褶皱感。我一把扯开衣领。皮肤完好。苍白，微凉。没有任何异样。可就在那一瞬，左胸深处，那枚“铜钱”忽然翻了个身。不是痛。是痒。一种深入骨髓的、带着湿气的痒，仿佛有千万条细小的水草根须，正从那团阴影里钻出，顺着肋间神经，一寸寸往上攀爬，目标明确——直指我耳后那粒新结的硬珠。我抓住桌沿，指节发白。老吴端起茶杯，吹了口气，热气氤氲中，他声音轻得像一声叹息：“你师父没告诉你，捞尸人最怕的，从来不是浮尸。是那些……明明已经沉底，却偏偏要游回来，把活人拖下去，当替身的‘熟人’。”窗外，一声沉闷的雷滚过云层。不是夏雷的暴烈，是冬雷的滞重，像一口锈蚀的大钟，在地底被人狠狠撞了一下。紧接着，整栋档案馆的灯，齐齐闪了三下。每一次明灭，我左胸的阴影，都在皮肤下清晰地……搏动了一次。像一颗被强行塞进胸腔的、属于另一个人的心脏。它跳得缓慢，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节奏。咚。咚。咚。而我的，正在它旁边，渐渐失速，变得微弱，变得……犹豫。我掏出手机，点开通讯录，手指悬在“师父”两个字上方。那个号码早已注销。可备注栏里，还留着他最后一条短信，发送时间是七年前，凌晨两点十七分，正是我接到红雨衣女人电话的同一时刻：【阿沉，若你见人穿红衣自江中来，莫接，莫应，莫回头。她脚踝缠的不是水草，是你师娘当年系在襁褓上的红头绳。绳结未解，她便永不得渡。】短信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我自己后来添的，笔迹潦草，墨色已淡：【师娘？我从未见过师娘。师父一生未娶。】现在，我盯着那行字，忽然想起另一件事——师父的葬礼上，灵堂供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面容肃穆。可当我跪着上香时，余光扫过照片边缘——那相框玻璃上，不知何时，凝着一小片水渍。形状，恰好是一只小小的、蜷缩的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