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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二年的秋天开始，膘肥体壮的骏马不断刷新着马场的速度记录，而整个京师百姓的心思也被搅动的鼎沸。
御史台和六科近乎一拥而上，把周王为首的宗室弹劾的满头大包。一来这赌马确实败坏社会风气，二来弹劾宗室也算是大明的政治正确——老传统了。尤其是宗室改革之后，驻京的王爷们被宗人府和御史密切监控，稍有行差踏错，罚俸都是轻的。
周王挑头办马会之前没想那么多，作为昔日在封地作威作福的太祖后裔，他觉得自己办个马会已经很收敛了。俺也没逼着百姓去赌对不对？相反，按照郑王给出的主意，马会的每张马票有限注，而且每个人买马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十两银子——才二十块银元，这点钱好干什么？
再说了，本朝宣宗爷特别爱玩蛐蛐儿，从江南搜求，好蛐蛐一个就数十两。他老人家赌起来，成百上千的输赢，全国上下都跟着玩的时候也没见哪个挑出来谏止，反倒是做下了“仁宣之治”的功业。
如今太平盛世，锤丸、马球、蹴鞠、橄榄球、射箭、投枪等项目如火如荼，皇上隔三差五就要到京师大学看比赛，有时候还亲自主持开球仪式——这才是太平天子的样子！
俺就在赛马项目里增加点趣味和刺激，怎么就错了？！错哪儿了？那京师蹴鞠行会赌的肚脐眼都是黑的，里面的人有一个算一个，还没有马会里面的铲粪工干净，这帮子御史、给事中咋不叫唤了？
这话糙理不糙，但谁让他是宗室来的呢。蹴鞠行会是商贾办的，御史跟他们叫板丢份儿。因此，周王这倒霉蛋在两个月工夫里就弹章等身，上不得朝不说，还被迫专门聘请一个幕僚帮着写答辩奏章。
虽然弹章等身，但朱翊钧优容宗室，关于赛马的奏章一律留中，御史和给事中也没什么好办法。就这样，这马会在朝野上下一片骂声中开张，一路顶着骂名在不到半年的工夫里成长为京师服务业第一大商社。
这御史和给事中的压力还算小可，这京师两大日报的舆论却受不了。周王刚搬到京师的时候，每天都要看报每一期的“今日说法”和“小说连载”一个字儿不落，还专门安排人做剪报。若遇到哪天连载断更，他必然要亲自到报社鼓噪一番的。
但最近这报纸没法看。翻开必然有骂他和宗室的，以前郑王因为自身受屈，且小郑王担任格物院院长的关系，在民间名声很好，如今也臭了大街——不知道哪个嘴快的把郑王给周王出主意并参股的事儿抖搂给记者了。
有一天，帮周王写奏章的师爷突然福至心灵，出主意道“王爷，这报纸也骂不出什么花儿来了，您何不重金买几篇雄文，让报纸给您这身污水洗洗？管着《京师日报》的张元德和《新民日报》的遂安伯还能眼看着您老人家站在这粪坑里不拉一下？”
周王先捂着鼻子皱眉道“先生，您这话说的腌臜，什么叫站在粪坑里？什么叫‘不拉一下’？你这个‘拉’字用的不好。”
那幕僚脑海中一下子出来画面了，也差点吐了，苦笑着道歉。周王嫌弃归嫌弃，但从善如流，拿着帖子亲自去拜访张元德和陈澍，请这两个家伙帮忙。
这两个开始不敢答应，但周王面子大，也不能硬顶，搞得好生尴尬。——但报纸就是皇帝的喉舌这话早就烂在两人肚子里了，也只能支支吾吾。
过了几天，遂安伯逮到机会请下来旨意，《新民日报》立即派出报社大笔采访周王，决定帮他洗白——从此周王成了《京师日报》一生黑，袭爵的英国公张元功膝盖跟着他弟弟沾包儿中了一箭，周王见着就骂。
这钟记者果然大才，也深谙舆论操控之道，他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今日在周王府讨论的是最后一篇。这文章先从赌博的起源讲起，又把历朝历代禁赌的法律和诏令梳理了一遍。
文章先说，春秋、战国以降，历代都禁止赌博。禁止赌博法律最严的时期在宋代。赵匡胤立国之初制定的法典《宋刑统》，对禁赌有明确的律文。而在实际的执行中，甚至超过了律文限制，宋太宗时期对赌博处罚之重可谓空前绝后
“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诏京城蒲博（赌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凡隐匿赌徒不报者与之同罪。开柜坊(赌场)者，并其同罪”。逮住了就砍头，没二话。
其次严厉的是元代。“禁民间赌博，犯者杖七十，流之北地，钱物没入官；官者罢现任，期年后杂职内叙。开张博房之家，罪亦如之”规定的严厉而且详细。
等到了国朝，太祖在建国之初，曾在南京“建逍遥楼，置赌具于其上，见博弈者、养禽兽者（指斗鸡、斗狗、斗蛐蛐）、游手游食者，拘之入楼，使之逍遥，尽皆饿死。”
嗯，老人家用心很深，玩我让你管够，但围住了逍遥楼不给饭吃，活活饿死你——太祖以此教育人民，赌博不事生产是错误的人生观。
到洪武二十二年，太祖诏令“凡赌博者，解其腕可也。”嗯，抓住了就剁手，就问你怕不怕。
其后除了玩心大的宣宗以外，成祖、宪宗、英宗、孝宗都有关于禁止赌博的诏令，刑罚为赌徒被抓住了张榜枷号、官员则免职、开赌场的流放等。
钟记者写的这些都是正常文字，趣味性和考据都有，周王看得津津有味，然后就见其笔锋一转
吊诡的是，刑罚最重，犯者杀头的北宋，赌博之风最为剧烈。宋人赌性之重令人瞠目结舌几乎所有的民生都能与赌博挂边。
例如北宋时期最常见的营销手段叫做“关扑”，卖家标示了商品价格后，买家可以拿一点小钱与卖家对赌。最常见的是“浑纯”或“六纯”——“浑纯”即扔出六枚铜钱全部背面朝上，“六纯”反之。
扔出来浑纯或六纯，赌资留下，商品买家拿走——这是很多穷人进行奢饰品消费的唯一机会，赢得商品的几率大概在一百二十分之一。
这种“关扑”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大宋男人被老婆打发到市场上买酱油，结果回家时钱和酱油都没带回家是大概率的事儿。当然，也有极少数本来出去买包咸盐，结果赶了一头猪回家的。
然后文章就问了，为什么赌博就杀头的宋代，老百姓却拿命去赌呢？到最后法不责众，谁也管不了——中国人爱赌博的民风就是从大宋传下来的，历经元代到了国朝后愈演愈烈。
文章写到这里仍有理有据，说理和趣味性兼有，周王看了大长见识。然后老钟再次荡开一笔，写起了禁酒令——
禁酒令几乎与酒同时诞生，咱中国第一道禁酒令是大禹发布的《战国策》记载，“帝女”，即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将仪狄酿的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并说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于是诏令仪狄不要再酿酒了。
这算是传说，但明文记载的禁酒令是周公旦的手笔《酒诰》是中国第一道禁酒的法令。其后从春秋战国，秦汉一直到元明，禁酒令多次发布，多次形同虚设。元世祖的时候最严厉，跟宋代禁赌一样，“犯者死”——同时也与宋代禁赌一样，元代中国人最爱喝酒，达到了“熏风酷烈”的程度，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凡是能买的起酒的，好些人整天醉醺醺。
周王看到这里的时候，已经彻底迷糊了——为什么禁酒、禁赌越严厉的时期，人们违反这法令就越嚣张呢？说不通啊！但这些还都是考据出来的事实！
这姓钟的也没卖关子，直接抛出论点解释“赌与酒者，关乎人性，无此二者了无生趣也”——这两样与百姓的生活娱乐和人性心理关系太密切了，只用“禁”字是管不住的。因此禁赌如同“禁酒令”一般，无论多严格的诏令顶多管一阵儿，随之就是禁令松弛，官民齐犯，法不行矣。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放任赌风炽烈而不管理吧，这玩意对社会管理影响太大了。作者接着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引出了解决办法
如《论矛盾》所说，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引起质变或走向原来的反面。赛马运动诞生和伴生的赌马就是典型的例子从万历十二年夏末马会开张之后，京师因赌博而发生的犯罪率急剧降低，记者从顺天府拿到数据，最近一个季度此类犯罪发生率降低了四十四个百分点。
这数据太惊人而且太有说服力了！周王看到这儿乐得都找不到北了——我擦，我无意中干了件行善积德、万家生佛的好事儿啊！
文章接着说，赌风甚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包括丧败人伦、滋生犯罪乃至助推贪污等。但是面对问题不能一禁了之——要禁止也禁止不了，无论你的管制能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赌博和酒一样，都是无法禁绝的。
那如何治理呢，作者强烈建议朝廷要“如同治水，“堵疏”并用，方能移风易俗，扭转国人好赌之风。”
一方面要重申太祖禁令，尤其是严刑峻法管住官员和军人赌博，划出红线，触之从严论罪；另外，朝廷要列出赌具名录，禁止私人开设赌场，严禁民家、娼家藏有赌具，违者论罪等。
“疏”这方面的动作应该有晓谕地方，推广教化，宣传赌博危害为其一；其二就是将王爷们的赛马商社纳入管理——朝廷总的让民间压抑的赌性有一个出口，让骨子里就喜欢投机的人有发泄的地方；其三是包括打麻将在内的“娱乐”活动，只要赌资不超过一定限度的，不在禁止之列。
如此法律、舆论等手段多管齐下，才能控制住赌博恶习在民间的泛滥，逐步扭转民间好赌的歪风。
文章最后还正面宣传了赛马的好处官准赛马可限注限制金额，并抽重税，与财政不无小补；而诸王为了争胜，必然多方搜罗珍奇种马——只要在赛制上设立长途、短途、负重，越野等项目，即可利用民间力量培育出各种改良马，对国防和国计民生大有裨益。
一篇雄文，有理有据，看得周王是心花怒放，连声赞颂种记者大才——遂安伯真是好人啊。
拿出百两黄金为谢之后，几个人在书房又闲坐一会儿，周王和幕僚两人没口子称赞了钟记者能有一炷香时间。最后，周王的幕僚道
“咱们国朝宣宗爷，就爱玩促织。从他老人家之后，上至皇帝，下到百姓，就没有不爱赌博的。而且花样翻新，赌具和赌术齐头并进。”
说到此处，他向北一拱手“圣明如咱们圣上，还不是亲自发明了麻将？虽说是孝行，但如今天下因为麻将而家破人亡的又有多少！”
周王听了，笑着点头道“还是的，那赌徒不赌马，还不是可以打麻将、推牌九、掷骰子？就说这麻将，哪一级官儿敢禁？两宫太后能撕了他！”
钟记者听了心道“这两货没看懂我这篇文章吧？我写的是不是太文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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