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高强度训练开始的第二天就有逃兵出现了，不过都是零散的一两人，且都出自辅兵营，但昨晚翻越围墙，逃离军中的逃兵却是来自精武营，而且一逃就是十几个，所幸被巡夜的士兵即时发现，在值班将领的指挥下，将他们全部都抓了回来。

    “臣有罪，请殿下责罚！”贺珍跪倒请罪。

    他身后，各营参将千户们跪成一片。

    倒是吴襄和李国祯置身事外，他们是皇上的御命官员，朱慈烺对他们两人有优待，不值班，不在岗，军营夜晚逃兵之事没他们的责任。

    “起来吧，这事和你们都没有关系，真要找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朱慈烺面色凝重，逃兵是军队的癌症，一直逃兵不断的军队不可能是强兵，要想练成一支强军，就必须杜绝逃兵。

    “所有逃兵都押到城外大校场，中午之后，本宫会公开处置！”朱慈烺冷冷道。

    “是。”

    为什么是中午？因为朱慈烺上午没有时间，上午他必须在信王府听翰林院的老师讲课。

    刘宗周捅破了他一月没有上课的窗户纸，崇祯帝震怒，不管是为了平息崇祯帝的愤怒还是为了保护王铎吴伟业等詹事府官员，朱慈烺都不能再像过去那般狂野了。

    王铎还在病假中，詹事府暂由少詹事方拱乾代理，方拱乾是崇祯元年进士，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别无长才，不过胜在有自知之明，虽然是少詹事，但对詹事府的具体事务，尤其是皇太子的教学事务并不干涉，皆由左庶子吴伟业安排。

    最初，詹事府设五品春坊大学士，由朝中有名望的大臣兼任，掌太子上奏疏、下启笺及讲读之事，但春坊大学士与内阁大学士容易混淆，遂在景泰年间废除，所掌事务由左右庶子、左右谕德分领之。因此左右庶子、左右谕德是真正教导辅佐，每日待在皇太子身边的人。

    左右庶子是正五品，左右谕德是从五品，有明一代，这四个官职出了无数名臣。

    皇太子小时候学的是四书五经，到朱慈烺这个年龄，讲官们主要教授的是《尚书》、《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治国理政之书。

    朱慈烺暗叫幸运，如果让他去学四书五经，他就真要疯了。

    今日讲的是《大学衍义补·卷七》《正百官》。

    皇太子的课程都是早就安排好的，朱慈烺承接的是朱慈烺本尊过去的课程。

    讲官是翰林院的一位学士。

    停了这么多天，皇太子终于重新听课了，左庶子吴伟业以下，所有人都是兴奋，那一位学士讲的更是唾沫横飞--能给皇太子的讲学，那可是得来不易的机会，大明朝很多的重臣、名臣都是太子讲官出身，一旦被皇太子赏识，等到皇太子登基，那就是登天从龙之功啊。

    “百官所任者，一时之事；史官所任者，万世之事……”翰林学士声音悠扬。

    朱慈烺正襟危坐的静听，但心思却飘到了城外大校场。

    逃兵该如何处置？是依军法严惩还是网开一面？逃兵的出现意味着京营的管理出现了漏洞，要怎么弥补？

    “殿下，殿下？”

    为朱慈烺讲课的翰林学士很是灵醒，见朱慈烺呆呆出神，他立刻就放下了手中的书卷，用一种恭敬但又很严肃，同时带着责备的目光看向朱慈烺。

    “哦。”

    朱慈烺惊醒过来，连忙用心静听，不过渐渐的，他又不以为然了。

    明朝中前期，皇帝对太子的教育培养是非常重视的，从开国皇帝朱元璋设立詹事府到现在，能成为太子老师，或者能给太子讲课之人，都是一时之翘楚。不过老师如此优秀，但教出来的学生却都不怎么样。历朝历代中，明朝皇帝的诗词人文水平公认是比较差的，从朱元璋到崇祯，其间虽然有好几个喜欢写诗的皇帝，但写出来的诗词都难登大雅之堂。

    而到了明后期，皇帝对太子的教育却懈怠了，尤其万历皇帝最是典型，为了“争国本”，万历皇帝一直没有册立皇太子。没有皇太子，詹事府就没有教导的对象。这一来，就把后来的光宗皇帝朱常洛耽搁了，在八岁之后，朱常洛差不多五年没受过什么教育，连带着他儿子——万历的孙子，天启帝朱由校也被拖累了，小朱由校没有良师指导，每日跟太监玩耍，不知怎么的就喜欢上木匠活了。

    吸取爷爷、老爸和兄长的教训，崇祯对儿子的教育非常重视，詹事府人员配备是明后期最强大的。朱慈烺本尊每天学习的时间最少在八个小时以上，除了读书就是读书，以至于睡眠不足，脑子昏昏沉沉，不小心失足掉进了池塘。

    这才有了朱慈烺的穿越。

    朱慈烺是幸运的，因为不幸落水，他“癔症”了一个月也没有人怀疑他的身份，病好之后不上课，也有脑子昏沉的借口，加上国事糜烂，松锦之战又在进行中，崇祯帝每天焦头烂额，对太子的督促有所疏忽，因此朱慈烺才能有一个多月的轻松时间。

    现在被刘宗周点破，朱慈烺无法再轻松。

    而眼前这一位翰林院学士的讲课内容，又让朱慈烺心生感叹。

    并不是翰林院学士讲的不好，而是因为对治国无用。

    虽然朱元璋对皇太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并设立了詹事府，但从结果上看，明朝的皇家教育对皇帝的治国能力并没有多少加强，皇太子在7岁到15岁由詹事府教育，登基成为皇帝后由翰林学士进行定期讲座，但讲座的主要内容仍然不脱于古板的四书五经，很少涉及当下的时政。

    当年幼的万历、崇祯皇帝向学士们提出如何解决现实问题时，学士们的标准回答无非是治国不在于权谋智略，不在于整经备武，而在于“德”。皇帝努力“修德”成为国民道德典范，天下自然就会太平了。

    如此迂腐，又焉能培养出合格的皇帝？

    坚持一个时辰，这一堂课，终于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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