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内现在的科研领域同样是这种线性模式，企业研究机构更重视应用研究，高校和科研院所更重视基础研究，二者彼此割裂，无法形成合力。

    斯托克斯把这种线性模型转变成了一种平面象限模型，将科学和技术置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由此形成了三个象限。”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尤其郭慧光这个郭孔晖的小迷妹，眼睛里又开始冒小星星了。

    郭孔晖往桌上倒了点茶水，然后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画了一个“田”字格。

    “左上角的象限是一个纯基础研究占主导的领域，叫做玻尔象限，不考虑研究的实际用途情况，只受认知层面需求的引导，比如弦理论。

    美国二战后把纯基础研究视为技术创新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让基础研究处于相对稳定的前置地位，对基础科学投入了巨大的资金。

    美国由此得到了丰硕的回报，仅1956  年至1987  年间，就有13  位企业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注意，是企业科学家。

    远景研究中心的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的一些研究方向，也属于玻尔象限。

    所以，慧光，远景研究中心可不像你说的那样，只注重眼前利益。”

    郭慧光偷偷瞄了傅松一眼，正好跟他四目相对，赶紧吐了吐舌头，做了个鬼脸。

    “右下角的象限是另一个极端，由用于应用目的的研究占主导，应用研究不关注对自然的基本理解和系统刚认识，只是从利润角度考量并解决眼下的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爱迪生对于电力照明的研究，所以这个象限就以爱迪生命名。

    玻尔象限和爱迪生象限可以部分地放入线性模型中，但它们之间也有重合的部分，就是右上角的现象。

    在这个象限里的研究活动，在寻求拓展认识的边界的同时，也受到实用目的的影响，结合巴斯德的事迹，所以这个象限也叫巴斯德象限。

    这个象限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科学和技术，理论与应用之间循环往复互动，从而形成了良性的正反馈。”

    傅松看着桌上的那副狗画图，摸着下巴若有所思道：“郭教授，听你的意思是，巴斯德这种模式最好喽？”

    郭孔晖不置可否道：“二战后美国的科学研究主要在玻尔象限中打转，不过正当美国人为此沾沾自喜时，他们突然发现松下、索尼、丰田等日苯企业逐渐抢占了全球的家电、电子与汽车市场。

    原因在于，当企业实验室以学术界模式运作时，就难以顾及基础研究相关的开发和生产制造工作，科研成果无法迅速转化成技术创新产品，导致市场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失去竞争优势。

    而亚洲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虽然更薄弱，但其研发效率更高，尤其擅长于利用既有的，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基础研究成果，将其转化为先进技术并开发出优质产品。”

    傅松本来对远景研究中心的科研模式沾沾自喜，按照他的设计，远景研究中心把基础研究作为重中之重，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排在了后面。

    在他的固有观念里，中国的科研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过于急功近利。

    普通人觉得基础科学看起来离生活非常远，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

    而绝大部分科研人员只是为了发（养）表（家）论（糊）文（口）而研究，只要能发出论文来完成了考核，评上了职称，过程如何根本不重要。

    于是，中国科研界的拿来主义盛行。

    国外有什么新概念、新方法，拿来改头换面一下，就可以水一篇论文。

    比如那个四十岁还单身的正经女人、号称学术女神的颜宁，发了无数高水平论文，但实际上她的解结构在方法原理上没有创新，使用的电镜技术也不是她发明的，在科研思想上更谈不上有什么贡献。

    她的科研模式就是找了一个新对象A，用花费巨额外汇买来的电镜，首次解了它的结构，把结果发到CNS。

    下次再找个新对象B，解结构，发论文，循环往复，只要有新对象，率先解出结构，就能发文章。

    这种重复性科研有什么用？纯粹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嘛！

    这种人还特么的想当院士？滚犊子去！

    当然，科研的功利性不能由研究人员来背黑锅，当整个社会都呈现功利性的时候，要求科研不功利就是耍流氓。

    从研发补贴的分配、研究机构的管理、到企业的研发，到处都充斥着金钱有关的考核指标。

    如果你准备憋个大招，放个大卫星，不好意思，等待你的也许是研发经费短缺、非升即走、35岁优化、末位淘汰，以及长期处于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生活质量。

    即便你都这么惨了，还会有人偷偷把你的成果改个作者后上报给管理者。

    其实，研发目标考虑收益是正常的，毕竟生物都有趋利性，但国内科研短视化严重，且恶性竞争、无道德竞争普遍存在，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风气下，自然都倾向于从事难度低、收益快、收益高的方向。

    正因为知道这些问题，傅松才想在远景研究中心建立一套自认为更为合理的科研管理体系。

    但听了郭孔晖的话后，傅松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应该是道和术的关系。

    基础研究是道，是大树的根，而应用研究是术，是大树的树干。

    没有基础研究做支撑，应用研究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但如果没有应用研究带来的利润反哺，基础研究就无法永远长成参天大树，甚至胎死腹中。

    “冷战结束后的这两年，美国政府大幅削减了对基础研究的投资。贝尔实验室副总裁、诺贝尔奖获得者彭齐亚斯，早在冷战结束前的1990年，就宣告要终结贝尔公司实验室‘玻尔象限式研究趋势’。

    他一方面大幅削减基础科学领域的基金，削减率为8%；另一方面撤除所有科研实验室，将大部分研究资源转向软件领域。

    贝尔实验室正是靠着物理学研究而闻名遐迩，取得过成千上万的专利权、先后共走出了11名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大师。

    在此之前，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可以高枕无忧、像校园内的科学家那样悠闲自得，只需要关心发表科学论文，现在却必须像普通职员一样，为企业的生计操心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量啊！”傅松心有戚戚焉，他虽然有钱，但这两年投入到科研上的资金同样让他心惊肉跳，而且这么多钱投进去后，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我上半年在美国的时候，专门了解过贝尔实验室的情况，跟你说的差不多。

    彭齐亚斯改革前，贝尔实验室的各实验室大多进行自由研究，每个科室单独设立小型研究计划。

    改革后，要求每个科室必须在特定的领域具有核心研究开发能力，以便使贝尔实验室在整体上对整个公司所有的业务部门做出更多的贡献和提供更好的服务。

    他还要求实验室调整研究方向，加强了研究机构与公司业务部门以及公司顾客之间的合作关系。

    现在贝尔实验室不再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了，而是在企业经营现实目标与其长远目标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郭孔晖点点头道：“冷战结束了，没了苏联人的虎视眈眈，美国人稍微有点懈怠了。

    贝尔实验室只是个开始，我敢肯定，未来美国企业研究机构的日子肯定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国内的研究机构在市场经济中面临转型，美国的其实也一样，很多研究人员要么转型，要么走人。”

    傅松心里一动，笑道：“郭教授，我正发愁远景研究中心老毛子太多，如果你的预言能够成真，我就到欧美国家捡漏去。”

    “美国人可不便宜，你得做好大出血的准备。”郭孔晖开了句玩笑，把大家都逗笑了。

    傅松问道：“郭教授，你的意思是，远景研究中心现在的科研模式不可取？要像贝尔实验室那样，从重基础研究向重应用研究转变？”

    郭孔晖道：“其实没有人能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动态关系，这是巴斯德象限的精髓。

    如果非要把它们区别开，就落入了创新的线性模式窠臼，基础研究之后是应用研究，后者经过开发，最终将成为创新。

    远景研究中心现在聚集了一批各个领域的优秀科学家，但如何发挥这些科学家的最大效能，在科学和技术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却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大课题。

    过去贝尔实验室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是因为它将短期研究和长期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很好。

    今天的贝尔实验室，开始更注重对接市场需求，同时还保留了一批科学家进行长期的基础研究。

    这两种模式孰优孰劣，我不好判断，不过我个人觉得后一种模式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比较适合远景研究中心。”

    傅松苦笑道：“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这是拐弯抹角骂我是臭棋篓子，一把好牌打得稀巴烂。”

    郭孔晖连忙摆手道：“没有没有！远景研究中心毕竟才成立不到两年时间，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已经相当出人意料了。”

    傅松自嘲道：“我一直以为，只要用钱把实验室堆出来，把制度建立起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科研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至少不是靠砸钱就行的。”

    郭孔晖道：“科学研究也要讲方法论，甚至要上升到哲学高度，之后才是如何建立和完善体系、机制的问题，最后才是人和钱的问题。

    人和钱毕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反而是最简单、最容易的一部分。

    马克思说，商品到货币是一次惊险的跳跃。这句话放到企业研究院身上也适用，远景研究中心今后要越过的是从理论研究到实验室样品到产业化之间的‘死亡之谷’。”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傅松感慨完后，突然又笑了笑：“郭教授，我现在心里很矛盾啊！”

    郭孔晖好奇道：“矛盾什么？”

    傅松用奇货可居的眼神看着他：“本来我是想请你来沐汽集团主持大局的，可我现在又想请你去研究中心，所以左右为难啊！”

    郭慧光扑哧笑出声来，拍着巴掌道：“傅叔叔，这有什么好为难的？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我大哥本事这么大，可以两头兼顾嘛！”

    “胡闹！”郭贺年虎着脸呵斥道，不过他心里却给郭慧光点了个赞。

    老郭家的孩子

    “当然可以！”傅松打蛇随棍上，“郭教授，你要是同意，我现在就给你下聘书！”

    “这个……，哈哈，傅先生，你真会开玩笑。”郭孔晖打着哈哈，“远景研究中心人才济济，我一个无名小卒，就不去丢人现眼了。”

    这倒不是他自谦，而是他资历确实不够，无法服众。

    何况，相对于去研究中心专门搞研究，他还是更愿意去沐汽集团造汽车，只是要下定这个决心着实不易。

    一边是吉工大副校长，一边是汽车制造厂。

    去吉工大可以一边教书育人，一边搞汽车研发，何况长春还有一个他争取来的国家重点实验室。

    去沐汽集团可以将自己毕生所学应用到实践，实现自己产业报国的理想，而且在沐汽集团同样可以教书育人，也可以搞研发。

    如果说来沐城之前，他心里的天平有99%倾向留在长春，那么此时此刻，他心里的天平有90%倾向留在沐城。

    至于剩下的那10%，却不是因为舍不得吉工大副校长这个职位。

    副校长当然重要，他也没清高到视名利如粪土的地步，但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告诉他，名声这玩意儿够用就好，太多了就德不配位。

    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或者说让他纠结的是，正在建设中的汽车动态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这个实验室建设中，他负责大型开发型汽车驾驶模拟器的研制，是所有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

    如果他现在离开，那他岂不就当了逃兵了吗？

    六七十年代那么艰苦、绝望的情况下，他都没当逃兵，现在就更不可能当逃兵了。

    所以，尽管他对沐汽集团很感兴趣，但他还是希望能善始善终，至少要把实验室建起来后，给国家、给地方、给学校有个交代。

    －－－－－－题外话－－－－－－

    天太热，吹空调喝冷饮喝的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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