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研究所的气氛与往常不同。虽然杨平要求一切照常,但团队成员们都知道诺贝尔委员会今天开始正式考察,不免有些紧张。“放松点。”杨平在展会上说,“他们想看的是真实的研究,不是表演。如果我们因为有人观察就改变工作方式,那才是真正的问题。”“但是教授,”楚晓晓小声说,“如果他们问一些尖锐的问题怎么办?比如理论的实际应用案例还不够多,或者临床验证还在早期阶段......”“那就如实回答。”杨平平静地说,“科学从不需要伪装完美。我们展示进展,也坦诚挑战;分享成功,也不回避失败。这种诚实,是对科学最大的尊重。”展会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到工作岗位。杨平特意绕到各个实验室转了一圈,看到年轻研究员们虽然有些拘谨,但逐渐沉浸到工作中,这才是最自然的状态。上午九点,诺贝尔委员会考察团抵达。为首的卡尔森教授年过七旬,银发整齐,眼神锐利但温和。陪同的有免疫学家李教授、分子生物学家萨拉博士,以及两位诺奖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杨教授,很高兴终于见面。”卡尔森教授握手有力,“我读过您所有的论文,特别是关于系统思维在医学中应用的那篇综述,令人印象深刻。”“卡尔森教授,欢迎。”杨平微笑,“直接开始参观如何?我们正在进行的几个项目,可能比论文更能说明问题。”“这正是我们想要的。”卡尔森点头。考察团首先来到乐乐病例的专门会议室。白板上画满了复杂的系统关联图和计算公式,桌上堆着厚厚的检测报告和研究论文。临床营养师正在向杨平汇报最新的代谢分析结果。“抱歉,我们正在讨论一个病例。”杨平对考察团说,“这是一个九岁的SAVI患者,我们正在设计个性化的系统调节方案,这是我们的系统理论从肿瘤治疗拓展到非肿瘤疾病的尝试。”“请继续,不用管我们。”卡尔森教授示意团队成员在会议室后排坐下。接下来的半小时,考察团见证了真实的研究讨论:临床营养师指出乐乐某些维生素水平异常,可能与药物相互作用有关;免疫学家展示最新的流式细胞术数据,显示调节性T细胞功能缺陷;数据分析师汇报计算模型的结果,指出药物剂量需要进一步调整。讨论中不乏争论和质疑。当数据分析师提出某个参数可能被高估时,杨平要求重新计算;当免疫学家对某个检测方法的可靠性表示怀疑时,团队决定增加平行实验。“这里没有权威,只有证据。”卡尔森教授低声对身边的李教授说,“你看到了吗?每个人都可以质疑,包括杨教授本人。”李教授点头:“这就是科学应该有的样子。”讨论告一段落时,卡尔森教授提问:“杨教授,我注意到你们的方案极其复杂。为什么不尝试更简单的方法?比如直接使用新型STING抑制剂?已经有药厂在开发这类药物。请原谅我的无知,我不明白,所以才提问。”杨平转向白板,画出两个示意图:“简单的方法往往只能解决表面问题。STING抑制剂确实可以压制过度激活的通路,但解决不了根本的调节失衡。乐乐的免疫系统就像一个失调的钟摆,我们不仅要让它停止在不停的位置,还要修复它的调节机制,让它能正常摆动。”他指着复杂的系统图:“我们的方案看起来复杂,是因为它尊重身体的复杂性。多个低剂量干预措施协同作用,模拟身体自然的调节网络。这需要更多计算和监测,但可能带来更根本,更持久的改善。”“如果失败了呢?”萨拉博士问,“这样复杂的方案,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全盘失败。”“有可能。”杨平坦诚地说,“但如果我们因为害怕失败而选择简单却无效的方案,那才是真正的失败。当然,我们会建立严密的安全监测,任何异常都会及时调整。医学进步总是在风险与收益间寻找平衡。”卡尔森教授若有所思地点头。接下来,考察团参观了蒋季同团队的实验室。楚晓晓正在操作一台质谱仪,分析小鼠血清中的代谢物变化。看到一群人进来,她明显紧张起来,手抖了一下。“放松,楚博士。”杨平温和地说,“向卡尔森教授介绍一下你正在做的工作。’楚晓晓深吸一口气,开始解释:“我们正在研究肠道菌群代谢物如何影响疫苗反应。之前发现了一种罕见菌株,它产生的特殊脂肪酸能与疫苗增强子相互作用,导致过度免疫反应。现在我们正在探索,是否可以利用这种相互作用,在需要强免疫保护的场景中安全地增强疫苗效果。”她展示了数据图表,包括令人困惑的异常结果和初步的解决思路。讲解过程中,她逐渐忘记了紧张,眼中闪烁着对科学问题的纯粹热情。“这个发现很有趣。”李教授说,“但如何确保安全性?过度免疫反应可能导致自身免疫或细胞因子风暴。”“这正是我们在研究的。”蒋季同接过话,“我们正在寻找“安全窗”——调整疫苗增强子的化学结构,或者预调节肠道菌群,将过度反应转化为可控的强反应。这需要大量实验,但初步数据很有希望。考察团成员们互相交换眼神,能看到彼此眼中的赞赏。中午,杨平邀请考察团在研究所食堂用餐。没有特意准备,就是普通的工作餐——简单的三菜一汤。“这里的氛围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待过的实验室。”卡尔森教授感慨,“大家讨论科学,不分资历,不怕争论。这种环境才能孕育真正的创新。”“科学需要平等对话。”杨平说,“不仅是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也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无论是细胞,动物还是患者——之间的对话。我们倾听数据的声音,即使它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午餐后,考察团参观了更多实验室,与不同团队交流。下午三点,按照日程,杨平需要与考察团进行闭门座谈。座谈会在一个小型会议室举行。长条桌两侧,一边是诺贝尔委员会成员,一边是杨平和他的核心团队。“杨教授,”卡尔森教授开门见山,“您的系统调节理论确实具有革命性潜力。但委员会中有些成员担心,它可能过于理论化,临床应用前景不明。您如何回应这种担忧?”杨平示意宋子墨打开投影。屏幕上显示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标注着数十个光点。“这些是正在应用系统调节理念的临床中心。”杨平说,“有些在测试个性化的免疫调节方案,有些在开发基于系统思维的诊断工具,有些在探索代谢与神经疾病的关联。虽然大多数还处于早期阶段,但已经积累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案例。”他展示了几份匿名病例报告:一位患有复杂自身免疫病的女性,通过多系统调节方案病情得到控制;一位传统治疗无效的抑郁症患者,通过代谢和免疫调节改善了症状;甚至包括几个早期的癌症病例,系统调节作为辅助治疗显示出增强疗效、减轻副作用的潜力。“这些不是大规模临床试验,不足以证明理论的普遍有效性。”杨平坦诚地说,“但它们是重要的概念验证,显示了新思维方向的可能性。科学进步往往从小规模的探索开始。”萨拉博士提问:“您的理论强调‘整体性”和“复杂性”,但这也带来了可重复性的挑战。每个患者都是独特的系统,如何确保治疗的可预测性?”“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杨平点头,“我们的回答是:人体虽然具有个体性,但同时有共性,通过更精细的分层和更智能的预测模型。传统医学倾向于将患者分类为有限的几种类型,但系统思维要求我们承认多样性,同时寻找共性模式。”他展示了一个正在开发的患者分层系统:基于多组学数据(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组、代谢组、微生物组)和临床表型,将患者划分为数百种亚型。每种亚型有特定的系统失衡模式,对应着不同的调节策略。“这听起来工作量巨大。”李教授说。“是的,所以我们需要人工智能的帮助。”杨平切换画面,显示一个机器学习平台的界面,“我们正在训练模型,从海量数据中识别模式,预测干预效果。这不是要取代医生的判断,而是提供更强大的决策支持。”座谈持续了两个小时。委员会成员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从理论基础到临床实践,从技术挑战到伦理考量。杨平和团队——回应,不回避困难,也不夸大成就。最后,卡尔森教授说:“杨教授,我还有一个私人问题。您决定不去斯德哥尔摩领奖,这在诺奖历史上很少见。能告诉我们真正的原因吗?”会议室安静下来。所有目光都聚焦在杨平身上。杨平思考片刻,缓缓开口:“这不是对诺贝尔奖的不尊重,恰恰相反,是因为我太尊重它所代表的精神,对科学探索的认可。而这种探索,在我理解中,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临床一线,发生在与团队和患者的日常互动中。”他看着窗外的研究所庭院,几个年轻研究员正边走边讨论,手势激动。“如果我去斯德哥尔摩,我会站在聚光灯下,发表演讲,接受祝贺。这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与此同时,这里的会议会缺少我的参与,乐乐的治疗方案设计会延迟,年轻研究员的问题得不到及时解答。对我来说,诺贝尔奖最大的价值,是它能够激励更多人投身科学探索。而我自己最好的贡献,就是继续探索本身。”卡尔森教授沉默良久,然后站起身,向杨平伸出手:“谢谢您的坦诚。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更是一种科学精神的真实体现。”考察团离开后,研究所恢复了平静。但变化已经在无形中发生。楚晓晓找到杨平:“教授,今天和委员会专家交流后,我有了新的想法。关于那个菌株代谢物的研究,或许我们可以探索它在调节自身免疫中的应用,而不仅仅是增强疫苗。”“说来听听。”杨平鼓励道。“如果我们能精确控制这种代谢物的浓度和作用时间,也许可以‘训练’免疫系统,让它对自身抗原不那么敏感。这比全面抑制免疫系统可能更安全有效。”杨平眼睛一亮:“很好的思路。写个初步方案,下周讨论。”“是!”楚晓晓兴奋地离开。另一边,乐乐的父母打来电话。孩子今天状态不错。傍晚,杨平完成了一天的工作,正准备回家,唐顺和宋子墨来找他。“教授,委员会给了我们一些反馈。”唐顺说,“他们对我们团队的合作氛围印象深刻。卡尔森教授特别提到,在太多地方,他看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研究,但这里,他看到的是真正的科学共同体。”“另外,”宋子墨补充,“他们理解了您不去领奖的决定。卡尔森教授说,他们会尊重您的选择,并确保颁奖典礼上传达这种精神。”“谢谢你们。”杨平说,“准备去斯德哥尔摩的事,就拜托你们了。记住,代表的是整个团队,是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我们会准备好的。”唐顺认真地说。回家的路上,杨平想起卡尔森教授告别时说的话:“杨教授,科学史会记住两种人:一种是做出了伟大发现的个人,另一种是开创了新研究模式,培养了新一代科学家的导师。您两者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