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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泽好读书，寝宫和日常办公的勤政殿内都摆放有大书架，以供他随时阅读。

    其人走近书架，取出《战国策》第二十一卷《赵策·四》交给孙石，却只是以目光示意后者自己翻阅，自己则回到案几前继续批阅奏章。

    孙石性子沉闷，打发闲暇时间的个人爱好极少，读书便是其一。

    但书山文海，以其人的年龄和精力，自不可能所有书都精研，徐泽便指定几套了书目，其中就去包括《战国策》。

    徐泽认为人才如庄稼，再好的地，不辛苦耕耘也难有好收成。

    得用的好臣子更要因材施教，加强培养，使其不断进步。

    对性子沉闷的孙石，其人便是指导读书和压任务。

    皇帝日理万机，任何举动都有特殊意义。

    孙石知道这本书中隐藏着徐泽对仙源孔氏的处理意见，当即拿起翻越。

    不多时，其人将打开的书还给正伏案批阅奏章的皇帝。

    徐泽见孙石打开的当页内容，知道其人已经理解了自己的意思，乃放下笔，明确了这次任务的注意事项。

    “孔氏的主要问题不在孔氏本身，我的处置原则，主要有三条……”

    ……

    自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历代帝王为彰显对儒家的尊崇，在不断追封孔子谥号的同时，也赐予孔氏嫡脉子孙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

    这中间的逻辑其实并不复杂

    要得天下或天下安定，就需先得掌控天下舆论的士人之心。

    要得士人之心，就得尊儒。

    尊孔就是尊儒，善待孔氏子孙就是善待天下士人。

    所以，只要孔氏没有犯明显的政治路线错误，新朝皇帝就算再不乐意，为了得天下士人之心，也会继承前朝的传统，捏着鼻子册封孔氏嫡孙。

    不过，孔氏传承千年，并不是一帆风顺。

    历史上也曾遭受过沉重打击，曹操便杀过孔子的十九世孙孔融。

    彼时的世家豪族力量强大，掌握着很多社会资源，甚至能威胁皇权。

    王朝统治者对孔氏既拉拢，也要防范。

    待到科举大兴，世家门阀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千年世家孔氏沦为吉祥物，政治地位才被迅速抬升。

    大宋至和二年(公元年)，太常博士祖无择上书仁宗皇帝

    “按前史，孔子后袭封者，在汉魏曰褒成、褒尊、宗圣，在晋宋曰奉圣……，唐初曰褒圣，开元中，始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又以其后为文宣公。不可以祖谥而加后嗣。”

    祖无择的意思是将孔子的谥号加在其后裔子孙身上，有违礼制，应当予以纠正。

    宋仁宗采纳了其人的建议，遂诏有司定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嫡长孙孔宗愿为衍圣公。

    其后，朝廷曾一度改孔氏爵名为奉圣公，最终还是改回了衍圣公。

    衍圣公的爵位不仅可以世袭，宋廷还让衍圣公兼曲阜（仙源）县令，实际是将仙源县作为孔氏的封地了。

    孔氏在仙源县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其家族的影响力远非相州韩氏在安阳可比。

    七年前，徐泽指导宗泽抛出署名“德立”的文章《大同说》时，虽然已经将京东东路闹了个底朝天，却是穿着“红旗老五李子义”的马甲，并没有公开造反。

    其人的目的是在宣传同舟社发展理念的同时，人为激化已经客观存在的儒家各派系矛盾，以便同舟社日后浑水摸鱼。

    《大同说》直指以服务封建统治为主业的儒家理论诸多漏洞之处，一经问世，便被儒门子弟视为歪理邪说，众多有识之士相继对其口诛笔伐。

    当代衍圣公孔端友秉性颖异，也意识到了《大同说》肆意流传将会动摇现有儒家学说的根基。

    但其人身为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孙孔子，主要任务是延续圣人香火，并不是延续圣人学问，不宜在儒家学术问题上公开站队。

    孔端友没有跟风撰文驳斥《大同说》，但也没有放纵此事，而是以县令之权，禁止县学生们传看和讨论此文。

    无论站在那个角度看，孔端友在那段时间的做法都中规中矩，符合其人的身份，并没有特别针对同舟社的地方，也不应该受到大同帝国的针对。

    管他改朝换代，仙源孔氏保持超然地位就好，用不着亲自下场趟浑水。

    只是，其后的形势发展逐渐脱离了其人的设想。

    《大同说》流传之后仅仅几年时间，徐泽便强势崛起于京东东路，又魔幻般打败朝廷的军队，其后还北伐燕云，并建国称帝。

    再之后，大同帝国全取两河，力压诸国，不经意间便具备了并吞天下之势。

    而孔端友寄予厚望的赵宋朝廷却在大同的兵锋下屡屡败绩，一再卑辞厚币割地乞和，被后者狠狠地踩在了泥地里。

    在此期间，正乾皇帝从没有公开承认自己与《大同说》的关系，但大同帝国却将修改完善的《大同说》作为书院必修教材。

    再结合徐泽当年在大名书院名为《格物问道——学之根本》的演讲，正乾皇帝究竟要做什么，就已经昭然若揭了。

    仙源县隶属于袭庆府（原袭庆府，政和八年升为府），到现在仍归赵宋朝廷名义控制。

    但赵宋朝廷被徐泽玩弄于股掌之间，对边境地带的掌控能力大减。

    袭庆府又处于大同治下的东平府、济南府、淄州和沂州四州府半包围之中，这些年下来，早就被无孔不入的大同情报组织和共建会渗透成了筛子。

    陈集、陈淳等大同帝国的高官显贵便出自仙源县，却没有承受孔氏半点恩惠。

    甚至，正是因为孔氏对仙源县各种资源的贪婪占有，才迫使陈集、陈淳这样的英才早年投奔还是反贼的徐泽搏出位。

    失去了赵宋朝廷的有效庇护，又有了二陈的典型示范，原本依附于孔氏门下的仙源县士子也逐渐与其疏远。

    当共建会组织实际掌控仙源县底层后，情况就慢慢发生变化。

    赵宋朝廷规定的租税还能正常收缴，衍圣公近亲属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动摇。

    但少数远支族人借催缴赋税中饱私囊之事却被共建会公诸于众，并被逼以五年为期，逐年退还之前的非法所得。

    这事倒是牵扯不到衍圣公孔端友身上，也没人敢乱攀咬，却极大打击孔氏的声望。

    同当初的相州韩氏类似，经过一千多年的繁衍，整个仙源县基本都是孔氏族人或亲戚，以严格的宗法相约束，孔氏对仙源县社会底层的管控很严。

    家族大了，再怎么严格管理，也肯定会有害群之马。

    但以往就是有人做了错事，也是族内自行处理，极少对簿公堂，更别说公诸于众，这就是对孔氏宗法的公然挑衅。

    要说这背后没有正乾皇帝的默许，谁敢相信？

    大同帝国尚未出兵占领袭庆府，孔氏就被共建会如此折辱，真等到袭庆府被大同正式吞并，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孔端友不知道的是，正乾皇帝这些年都没有针对仙源孔氏的意思。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

    仙源孔氏虽是“天下第一家”，地位尊崇，却只有作为儒学圣人孔子嫡脉子孙而存在才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去掉了这层光环，数百年来对社会没有做出突出贡献，却占有大量社会资源的孔氏什么都不是。

    相对于为儒家学说换骨洗髓，将儒家的核心由“礼”变为“格”这件大事，孔氏的生存现状真不值得日理万机的徐泽格外花费精力去关注。

    而且，只要儒家不灭，孔氏就不可能真被打倒。

    就算徐泽冒着开罪全天下读书人的风险暂时打倒了孔氏，等其人百年之后，继承皇位的徐氏子孙为了天下安定，迟早会再将孔氏一门扶起来。

    所以，眼光始终放在建设新儒学这个“本”上的徐泽，自然不会盯着仙源孔氏这个“末”。

    共建会在仙源县的所作所为，与其他各地并没有什么不同。

    只是因为孔氏确实地位尊崇，政治上非常敏感，京东路巡抚使司不敢擅自作主，专门向皇帝上奏了此事。

    徐泽也做出了明确批示

    大同治下无法外之地。

    共建会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共建”管控社会最基层，不打土豪分浮财。

    经过多年的运行，共建会相关制度已经初步完善，徐泽也不可能因为孔氏的存在而命共建会改变制度。

    孔氏若是积善人家，不做非法之事，还能积极造福乡里，将仙源县建成了人间乐土，自不会有什么问题。

    别说现在共建会渗透阶段，即便大同帝国日后拿下袭庆府，正式启动仙源县的社会改革，孔氏的合法利益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可孔氏作为受政策保护才存续千年的大族，享受惯了与其社会贡献度不匹配的福利待遇，又怎么可能是积善人家呢？

    因而，孔氏当前遭遇的一切，不过是孔端友治家不严，孔氏子弟在仙源县作威作福多年，早就透支了先祖遗留的福泽还不自知罢了。

    屁股决定脑袋，孔端友站的位置太低，视野狭窄，决定了其人只能以恶意去猜测正乾皇帝的动机，看不到对方的博大胸怀。

    不过，站在孔端友的位置，还是能看到一线生机。

    徐泽自创了一套并不完整的“大同学说”理论，却没有否定儒家的显学地位。

    事实上，“大同学说”也挂靠在儒学门下，世人称之为“格儒”。

    因而，大同帝国并不否认孔子的地位，照样“独尊儒术”。

    只是此儒非彼儒，却是披着儒学外皮自创的一套歪理邪说。

    在这套邪说的指引下，儒学已经走上了歧路。

    偏偏这条歧路对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儒生们来说，还极具诱惑力。

    自徐泽大名书院演讲之后，已经有不少无耻儒生背弃圣教，著书立说为徐泽开创的“格儒”摇旗呐喊，以图博取新王朝的儒学大宗地位。

    而随着大同帝国一统天下之势愈发明朗，“惊喜发现”新儒学进步意义的儒生越来越多，“格儒”的传播越来越广。

    身为孔子嫡孙，衍圣公孔端友非常清楚自己的屁股该坐那边，对擅改圣人之学又肆意剥夺孔氏诸多特权的大同帝国全无好感。

    所以，共建会的泥腿子组织起来后，折辱圣人子孙导致孔氏生计窘迫，其人也没动过卖身投靠大同帝国的心思。

    但一件事改变了其人的看法。

    数月前，朝廷迁都临安。

    之后，教主道君皇帝举行了迁都后首次南郊祭天大典，孔端友与从父孔传奉天子诏到临安陪位。

    尽管时间仓促，朝廷仍是想尽办法，将祭天大典办得极尽隆重，提振些许人心。

    但孔端友仍从惊恐未消的天子和臣工们身上，看到了王朝将要倾覆的死气。

    祭典之后，教主道君皇帝特意召见了衍圣公，表示欲借《孔子佩剑图》一观，叮嘱孔端友再次来临安时带上此图。

    《孔子佩剑图》乃画圣吴道子所作，与孔子及亓官夫人楷木像、至圣文宣王庙祀朱印等，合为仙源孔氏的传家宝。

    天子要借看衍圣公的传家宝，自不是起了歪心思，想将其据为己有。

    对孔子嫡孙孔端友来说，《孔子佩剑图》自是无比贵重。

    但对富有天下的教主道君皇帝来说，却是根本不值一提。

    传家宝并非因“宝”而重，而是因“家”而宝。

    赵佶此番话，实际是暗示靠近敌境的孔端友一家迁徙。

    换句话说，就是同宋两国尚未开战，天子便没有了守住袭庆府的信心，担心圣人嫡脉落入徐泽之手后，大宋会更加被动，才暗示衍圣公一家跟着朝廷搬迁。

    这件事给了孔端友极大的震撼。

    回到仙源县后，孔端友便安排心腹人搜集包含《大同说》在内的“格儒”最新研究成果，然后偷偷研读。

    其人此举当然不是为了做学问成为一代宗师，孔氏获得衍圣公的爵位后，就彻底绝了做学问的可能。

    衍圣公，衍圣人之血脉。

    保证家族传承永远是孔端友身为孔子嫡孙和当代衍圣公第一位要考虑的问题。

    在这个大目标下，其他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

    其人完全可以听从教主道君皇帝的安排，迁离家族定居千余年的仙源县。

    但朝廷若是挡不住大同的军队而很快被灭，孔氏又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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