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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多门外汉来说，指挥打仗就是一门玄学。

    处于玄之又玄的战局之中，能够准确判断下一场战斗将于何时何处以何种方式打响的人，都有资格在战争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而能够准确预判敌人的预判，并合理利用手中兵马打得敌人无力招架者，都当得起“名将”之称。

    可在真实的战争中，能准确预测敌军行动的将领却少之又少，每一个都是稀缺资源。

    不少人因为误判战争形势而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更多的时候则是相互误判而乱打一通，最终的的胜负只取决于双方的“误判率”对比。

    严格地讲，大宋京东西路经略副使苏迟并不算是门外汉。

    其人虽是文官，却因守土有责，对同宋两军的很多战例都有深入研究。

    苏迟非常清楚同强宋弱的客观事实，早就预料到只要同军进攻濮州守军必然溃败，也明白济州照样挡不住同军的全力进攻。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以及同军几年内数次南下都是直接威胁开封府的事实，其人之前才会将兵力收缩于有洸水可守的济州任城。

    其目的就是尽可能发挥麾下兵马的最大效能——不求歼敌获胜，只求有效牵制同军兵力，以尽量给朝廷大军争取宝贵的时间。

    本就相差天壤的军力，加上错误的布局，注定了宋军这一战极度不利的局面。

    大战开始后，濮州不战而降，郓城土豪晁盖又跟着造反，济州门户大开，苏迟之前的布局出现了巨大漏洞。

    而此时巨野县城中的兵力却不到三千人，其人只能命范琼急速回防。

    勉强知己知彼的苏迟之所以会误判战争形势，在于没有搞懂同军此战的战略目标和重点方向，错误地把濮州作为同军南下的侧翼战场，而不是主攻方向。

    在其人看来，大同以“讨宋”为由出兵，最优的出兵路线不在京东西路，而在京西北路。

    此时黄河正处于封冻期，战力远胜宋军的同军完全可以经怀州强跨黄河，然后一路凿穿郑州、颍昌和汝州，攻入南阳府，逼迫大宋朝廷再次签订城下之盟。

    朝廷虽然在郑州东、西两面的东京开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部署有重兵，但靠这些软脚蟹守住城池都够呛，就算冒险出城了，也没办法对同军后路构成实质性威胁。

    以同宋两军的战力差距，这一穿凿战术不仅有实现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极大，也符合同军集中兵力直指要害的用兵惯例。

    大同最多也就是在开德府部署一支偏师，牵制开封府方向的宋军，以掩护主力快速南下。

    只要能成功逼迫大宋朝廷投降，割地赔款还不是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

    如此形势下，敌军根本用不着在远离南阳府的京东西路浪费时间。

    而大宋要应对的，就是不吃同军声东击西这一套，老老实实集结重兵于京西北路硬着头皮打，依托众多的城池一步步拖疲同军。

    然后，再依靠后方持续不断的小规模袭扰战迫使其无功而返。

    就算最终不得不和谈，大宋也能付出最小的代价。

    袭庆府发生动乱后，京东西路形势无比危急，朝廷却没有从西线抽调一兵一卒，始终将重点放在战场正面上。

    苏迟由此相信朝廷肯定比自己更清楚战争整体形势，才能做出如此清醒的应对。

    其人要做的，就是守好济州这个关键节点不失，尽力拖住更多的同军，以配合朝廷的疲敌战术。

    很明显，忠心大宋的苏副经略使虽然对同军的战力有清醒的认识，却严重误判了大同正乾皇帝涤荡天下的决心。

    徐泽发动这场战争的真正目的，当然不是如之前檄文所说，只是为了追究大宋朝廷挑拨同金联盟欲要夹击大同的罪责。

    哪怕赵宋朝廷的确有错在先，授人以柄，洗都洗不干净，但这点真不重要。

    同军的战术选择，必须服务于大同帝国的战略需要。

    徐泽选取的“讨宋”借口再正当，都掩盖不了讨宋之战是大同帝国从赵宋王朝身上割肉的事实。

    所谓惩戒教主道君皇帝之语，不过是为了掩盖大同发动拓土战争事实的借口而已，并以此继续麻痹软弱可欺的赵宋朝廷。

    徐泽需要软弱的赵宋君臣在不断为大同贡献国土的同时，仍竭尽全力维持其剩余国土的基本稳定，而不会因为害怕国灭身死直接散伙分家当。

    毕竟，若是一战就打崩了赵宋朝廷，导致其彻底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神州大地将有极大可能会出现军阀混战生民涂炭的局面。

    若是如此，徐泽就只能提前很长时间发动灭宋之战了。

    以大同帝国的实力，只要徐泽愿意招降纳叛，两三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收取赵宋剩余国土都不是什么难事。

    代价则是扩张过快而不得不继承赵宋王朝绝大部分的历史遗留问题。

    不趁着兼并战争消灭尽可能多的守旧势力，就等着新兴的大同帝国在这些人的折腾下快速“折旧”吧。

    即便以正乾皇帝的雄才伟略，也不愿面对这样的局面。

    徐泽不惧与守旧势力进行任何形式的斗争，不管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玩阳的还是玩阴的，他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但其人终究只是一个人，要做而又能做的事情太多，他可不想把有限的精力用在与国内守旧势力的勾心斗角上。

    家与国在很多方面的道理是相通的，无论治国，还是治家，风气都很重要。

    大同帝国虽然处于开拓期，国内的主基调却不是战争，而是建设与发展。

    原本动荡的敌国地区纳入大同治下，都能快速安定下来，完成社会改造的底层百姓很容易爆发建设美好家园的激情。

    大同国力蒸蒸日上的同时，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也在发生着千年未有之变化。

    百姓始终都很朴实，明白美好生活从何处来，自己的利益又靠谁来保障后，便自发投身帝国的开拓大业中。

    打败时刻不忘颠覆大同的大宋王朝，持续吸纳更多的人口，建立更大的市场，便成了大同帝国从上之下的内在需求。

    客观上讲，大同帝国还有很多问题，朝野之间依然存在各种利益争斗。

    境内的旧势力面对官府和共建会的强力镇压选择了屈服，但只要有机会，肯定会上窜下跳，尝试夺回他们在社会改革中失去的特权。

    不过，这些并不是主流。

    正乾皇帝大权独揽，国力蒸蒸日上，内部利益争斗远不足以影响建设与发展的总基调。

    这种良好的内部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塑造来说极为重要，甚至重于开拓的速度。

    并不是徐泽故意挑起讨宋之战，而是快速发展的大同需要扩张、扩张、再扩张，反倒是徐泽刻意压制本国扩张的速度。

    软弱无能的赵宋王朝必须灭亡，但在彻底灭亡之前，这个腐朽的王朝还要完成其该完成的历史使命。

    徐泽就是要通过持续的战争，让守旧势力认清大同帝即便开疆拓土也不会与他们妥协的事实。

    古往今来，唯一能接受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大宋。

    没有了大宋，他们什么都不是。

    如此，逼迫这些人自觉坚定对抗之心，主动出人出力大宋王朝。

    最终，要么守旧势力众志成城消灭了大同，要么随着大宋一起被消灭。

    由此，王黼、孔端操等人在战前主动接触大同欲要投诚的试探，注定不可能得到正乾皇帝的正面回应。

    对徐泽来说，提着脑袋坚决抗同的反动派才是好反动派。

    还没开打就跪地乞怜的既得利益者，反而是最有可能毁掉大同事业的寄生虫。

    投降可以，先纳上投名状再说！

    如同当初的安阳韩氏一样，大同帝国的政策始终对事不对人。

    官府不会为了逼迫大族分宗而捏造罪名乱杀人，也不会因为他们老实分宗了，就宽恕犯有重罪的宗族成员。

    孔端操撰《孔子改制考》献媚不成反为千夫所指，家门被泼狗血只是第一步。

    共建会已经向法部和监部提供了很多信息，因利益分配不均而开始的孔氏内斗又牵扯出更多历史悬案。

    只待仙源县社会改革初步完成，法部就会组织对孔氏进行清算。

    而王黼地位虽崇，家族势力却远不及孔氏，真要投降了反而容易处置。

    但其人贵为赵宋王朝的太傅楚国公，一旦投降大同，可能会带动众多赵宋官员争相效仿，却不是徐泽想看到的。

    综合以上问题，徐泽确定的讨宋之战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便是暂时避开一直准备投降的开封府留守王黼，先拿下京东西路，再向西步步推进。

    以此步步蚕食之态，迫使赵宋朝廷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做出改变。

    要么变得更加反动，变本加厉地压榨底层百姓；要么学习大同帝国，向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上户开刀，以获取更多的战争潜力。

    无论赵宋朝廷选择哪种形式的救亡图存，都是徐泽乐见其成的结果，都能让日后归于大同治下的百姓更深刻地感受到新朝的美好。

    同宋两军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只要大同不接连犯重大战略性错误，任赵宋如何挣扎，最终都改变不了坐等灭国的命运。

    不说战略上的全面被动和军事技术上的代差，仅战术层面，同军这些年持续南征北战锻炼出的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就是赵宋王朝羡慕不来的宝贵财富。

    战部在战前制定的作战方案，是以第四、第五两个军合力拿下京东西路。

    第四军先出开德府直取濮州，然后继续南下攻下兴仁府；

    第五军则出沂州拿下淮阳军，再经徐州北上。

    两军会师于南京应天府，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后，再耐心收拾抗同意志最为坚定的济州之敌。

    北线大战发起后，第五军前锋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便轻易越过鄄城边境线。

    率队的师正解珍敏锐意识到濮州可能不会有大战，当即派人将这一军情汇报给了在开德府靠前指挥的军正牛皋。

    牛皋很快就认可了解珍的判断，其人一面派人向后方巡视的皇帝汇报这一情况，一面果断派出岳飞统四个营的骑兵快速穿插以扩大战果。

    其人给岳飞的任务是经濮州西南面的临濮县南下，突入兴仁府，搅乱敌军的部署，为随后赶到的步军创造战机。

    牛皋知道岳飞善于把握战机，并没有限制死其任务，又给了后者临机决断之权。

    等岳飞追上半道的解珍部时，情况已经再次发生了变化。

    得知同军攻入濮州，鄄城投降后，范县、雷泽、临濮三县也跟着投了降，雷泽守军还主动提供了济州方面最新的军事情报。

    岳飞认为本部是骑兵，没有携带重武器，即使马上突入到防守严密的兴仁府，也很难攻城，反倒是兵力空虚的济州大有可为。

    解珍支持其人的想法，却没有放弃既定进攻计划。

    两部刚刚会师，便又分开。

    解珍率步兵接管临濮，并继续向南攻入兴仁府南华县。

    岳飞则率骑兵经雷泽东进济州，其部刚进郓城境内，前锋耶律九斤便遇到了一队正在抢夺百姓家中财物的匪军。

    同军军纪严格，对祸害百姓者从来都是从重从速处理，而岳飞部尤甚。

    耶律九斤虽是契丹人，却深受岳飞影响，当即抓住了这队祸害百姓的匪军，并从领头者嘴中得知郓城晁盖已反的消息。

    晁盖自知力薄，害怕官兵前来镇压，造反后就一面大肆裹挟周边百姓为伍，一面派人前往濮州，告知同济州百姓急盼王师入境。

    这队人马正是晁盖派出迎接同军使者，带队小头目段景住途中见到一上户人家有马，寻思着见王师总得有点排面，遂前去以迎大同王师的名义征用。

    结果，自然是遭到严辞拒绝，于是便有了耶律九斤等人之前见到的一幕。

    冲突有三人受伤，一人死亡，死者正是拒绝献马的上户家主。

    随即赶到的岳飞得知了此事的详细情况，当即命人砍了段景住，并安排耶律九斤快马将其人的头颅送到蔡合镇给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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