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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东京留守司官衙，众官齐聚，拜闻圣旨。

    “朕获承祖宗休德，讬于士民之上，二纪于兹，虽兢业存于中心，而过愆形于天下。盖以寡昧之资，藉盈成之业……

    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

    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诏，大革弊端，仍命辅臣，蠲除宿害。凡兹引咎，兴自朕躬……”

    传旨的天使嗓音极佳，语速婉转，加上极近投入的情感，将道君赵佶“罪己”之意演绎得淋漓尽致。

    听旨的东京留守司官员们个个表面恭敬，实际却是各怀心思，没甚心情欣赏天使这份表演功力。

    在宣读《罪己诏》之前，天使就已经先宣读了新君即位，改元靖康的诏书。

    大宋皇帝内禅就发生在此前的两天，但内禅之事其实早有征兆。

    自正乾皇帝发布《讨宋檄文》后，道君便无意守城只想跑路。

    东京与临安相距不过数百里，留守司官员性命攸关，最是关注朝廷动态，自然也知道这个消息。

    时至今日，道君终于跑了，一直悬着的石头落了地，众人不仅没有彷徨，反而松了一口气，尤以重任在肩的东京留守王黼最轻松。

    太傅楚国公王黼能够打破了大宋官员升迁的记录，年纪轻轻便位列三师，全靠教主道君皇帝的宠信。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其人如此风光，背后自然少不了众多的小人惦记。

    新君即位后的第一件事绝不是整军备战誓死抵抗大同，而是对前一任的朝臣进行调整，以真正掌握权柄，顺便邀买人心。

    一些不甘寂寞的臣子也会趁机兴风作浪，想尽办法扳倒有污点的老臣以获得新君青睐，从而让自己青云直上。

    君臣各取所需，一拍即合，朝局必然会因此而动荡。

    这种形势下，幸进之臣最容易被人集火攻击。

    王黼若不是身处前线要地，暂时调整不得，天使送来的诏书可能就不是两道，而是三道了——其中一道便是对他的贬嫡。

    即便如此，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其人迟早会被新君惦记上。

    不过，现在同军都已经开始进攻滑州，早就做好了改朝换代换东家的王黼自然不惧赵桓什么时候拿自己开刀。

    其人听着《罪己诏》，心里却在感叹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道君不知被谁灌了汤，竟然稀里糊涂地交出了自己的大位，还又立即跑路，放手让自己的儿子利用国灭之危培养势力。

    这位做了二十六载天子，显然是真把自己当成天之子了，莫不是以为皇帝大位只能和他绑定不成？

    看看这道《罪己诏》的华丽辞藻，该不会真以为凭这一番政治作秀，大宋就能凭“涵养天下百余年”之功得“四方忠义之人”“来徇国家一日之急”？

    然后，朝廷便能打败不可一世的大同，他道君就能还都东京再揽大权？

    都什么时候了，还做梦呢！

    王黼因为身处局外，反而更加清醒，对赵佶在《罪己诏》上“能立奇功者，并优加异赏，不限常制”的许诺嗤之以鼻。

    自两日前的内禅仪式之后，坐镇临安城皇宫的赵官家就成了赵桓，而执掌天下权柄二十六载的道君教主皇帝则成了太上皇。

    换句话说，赵佶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失去大权的皇帝连普通人都不如！

    正所谓天无二日，土无二王。

    太上皇地位虽尊，却不是皇上皇，而是笼中鸟。

    无论赵桓想还是不想，只要坐上了那个位置，就必然要为扶他上去了人做主。

    也无论道君出于何种目的，又留有什么后手，只要交出了手中的权力，再想收回就千难万难。

    大宋当前的形势，就和大唐马嵬坡之变后的形势差不多。

    同样是社稷有覆亡之危时天子丢下自己的责任跑路，同样是皇太子临危受命，扛起了王朝延续的重任。

    若是朝廷此番挡不住大同的军队，正乾皇帝就此灭掉了大宋，自然万事皆休。

    届时，内禅的唯一作用就是让道君甩掉了“亡国之君”的恶名。

    至于其人跑路与否，差别都不大。

    王朝都覆灭了，就算跑到海角天边，也休想躲过同军的追捕。

    自古以来，就没有听说过王朝覆灭之后，前朝君王还能逍遥在外的。

    而假若赵桓率领群臣守住临安，逼迫徐泽退了兵，就拥有了挽大厦于将倾，扶狂澜于既倒的顶天大功。

    凭着这一巨大的政治声望，其人便能坐稳江山，成为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真皇帝，并将自家老子锁进深宫做个屁事都不能管的太上皇。

    哪怕后者内禅之前做了很多布置，到了那个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这跟手腕无关，而是人心和利益所向。

    在亡国之危面前，谁能保住天下，保住“天下人”的利益，谁就是真天子。

    反之，谁抛弃了天下，谁就没有资格再做天子，即便这个人曾经做过几十年的天子也一样。

    前朝玄宗皇帝在位的时间比道君还要长近二十年，虽然晚年荒唐导致安史之乱，年轻时却是英明神武，好歹也开创了“开元盛世”。

    而道君即位之后就一直荒唐至今，硬是将文足以傲世历代，武能够力压顽夏的大宋折腾得奄奄一息。

    两人的功业相差天壤，继承者的地位稳固程度也完全不一样。

    李亨即皇帝位未得玄宗禅让，乃是臣子私立，规规矩矩的篡位，于法理上而言，根本站不住脚

    而赵桓的皇位却是道君走内禅程序正儿八经交出来的，还有群臣背书。

    篡位的唐肃宗成功复国后，一纸诏书就能让实际还是皇帝的唐玄宗老实回到长安，从此被幽禁于兴庆宫中郁郁而终。

    大宋名正言顺的新官家赵桓若能成功打退同军，他老子又有什么资格要回自己亲手交出去的权力？

    不仅是王黼，东京留守司众官也和他的心思差不多，才会在得知临安已经换了皇帝时一脸平静，看不到半点惶恐悲戚之色。

    当然，众人腹诽归腹诽，自不会有傻子在接旨时将自己的不屑写在脸上。

    实际上，他们也不太关心临安的形势变化。

    道君跑了，大宋却还没有亡，东京地处前线，众官守土有责，别管私底下有什么小心思，这个时候都不能做得太过分。

    待天使宣读完圣旨，王黼做了个道君无罪，群臣有责，无论朝中形势如何变化，东京留守司都会努力守好开封，请朝廷放心的表态发言后，便算是走完了形式。

    待打发走了天使和其余属僚，王黼单独留下了负责东京留守司防务的镇海军节度使刘延庆。

    “刘都统，敌军大举来犯，大宋社稷危亡之时又逢新君践祚，朝廷近期必有大动作，你统领诸军，协助本官留守东京，这段时日还需多费心啊。”

    刘延庆名义上是统领京畿路诸军的都统制，实际并没有自主权，大小军事行动都要受东京留守王黼的节制。

    大宋以文驭武，战时帅臣动辄就砍掉不受节制的武将脑袋以正军纪。

    以刘延庆的地位和军中威望，王黼自不会发疯要砍他。

    当然，其人也不会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找不痛快。

    “太傅请放心，俺就是个只会砍人脑壳的粗人，为朝廷打仗是俺的本分，只要俺在，东京肯定丢不了！”

    “如此就好！”

    王黼虽不知兵，却识人，自不会相信刘延庆的拍胸脯承诺，更不希望这军头真铁了心守城，脸上却平静如常，不露分毫心思。

    “大同来势凶猛，已经攻下了兴仁府，东京已经两面受敌，如之奈何？”

    王太傅所说之事，正是刘都统制最担心的局面。

    上半年，教主道君皇帝慑于同军南下的威胁而仓促迁都，却没忘了将之前与众军头沆瀣一气要挟自己的刘延庆趁机留在东京御敌。

    由京师四壁守御使，变成了负责整个京畿路防务大事的都统制，肩上的责任更重，可调动的兵马更多，刘延庆却半点高兴不起来。

    失去了天子的信任倒在其次。

    军头的富贵来源于手中掌握的军队，无论谁掌兵都只会被天子当贼防，信任是永远不可能信任的，做了军头就要有得不到天子真正信任的觉悟。

    朝廷割让“两河”之后，东京开封府就成了前线，同军不知什么时候就能杀过来。

    以开封的战备情况，只要同军全力进攻，必然守不住。

    到那时，性命倒是不用担心，其人打仗不行，却也不会做什么殉城守节的蠢事。

    刘延庆不爽的是道君非要留他在东京，摆明了想让自己落个丢城失地的罪责。

    更让其人担心的是东京城中暗流涌动，留守司官员各怀心思，真等到同军打过来，就怕有人会在背后捅刀子——也包括眼前的王太傅。

    这段时间，王太傅以各种罪名，接连抓了不少“有异心者”，虽然基本没有动军中之人，却逃不过刘延庆的眼睛。

    其人表面粗豪，其实很有心机，隐约能够猜到王黼真正要做的是什么。

    与这些满嘴仁义道德，实际说一套做一套的文官不同。

    刘延庆出身将门，根基全在军中，非常清楚自己的屁股该坐那边。

    大同帝国再好，也是容不下军头将门的大同。

    大宋再烂，也是能给老刘家荣华富贵的大宋。

    为了家族的荣华，也为了个人的富贵，其人绝不会投降大同。

    这就注定了他与王黼等人的利益相冲突，后者要是想投降大同，掌兵又不愿投降的刘延庆就是最大的阻碍。

    这段时日，刘延庆一直很小心地掩饰自己的心思，绝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

    “太傅不用担心，同军在他们在京东西路打了这么久都没有打下南京。东京城大墙高人又多，一人一泡尿都能撒成河，还有太傅亲自坐镇，同军敢不敢来都是两说。”

    刘延庆这就是睁眼说瞎话。

    大同出兵京东西路后便如入无人之境，每天都有某州某某县陷落的战报或者谣言传到东京留守司，搞得部分人惶恐不安的同时，也让另一部分人蠢蠢欲动。

    时至今日，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南京应天府还在大宋手里，其余州府要么已经沦陷，要么反复多次沦陷。

    大宋迁都临安之前，有一都三陪共四京，听起来很吓唬人，实际却是窝在一堆的几座城市，南、北、西三京距离东京皆只有四百里左右。

    靠这样密集的防御体系，勉强能够防住骑兵虽盛，攻城能力却一般的大辽，却防不住最善于攻城拔寨的同军。

    而三大陪都之中，唯有西京河南府环山依河，地形最为险要；

    仁宗年间才升为北京的大名府，最初还有尚未改道的黄河天险，且担负着阻挡契丹人攻入东京开封府的门户作用，也有存在的意义。

    剩下的南京应天府却有些莫名其妙，地理位置尴尬不说，也没有什么险要可守，就控制周边政治辐射作用而言，其地的重要性不如同为京东西路的徐州。

    实际上，太祖和太宗在位时，大宋只有东、西两京，应天也不是府，还叫宋州。

    尽管宋州是大宋的国号来源之处，却一直没有建为陪都，就是因为这两任打天下的皇帝知道宋州啥都没有，不具备建陪都的条件。

    宋州能升为府，并成为大宋的四大陪都之一（包含新陪都南阳府），乃是没啥大功还敢封禅泰山的真宗皇帝赵恒之功。

    景德三年（公元年），真宗以艺祖（赵匡胤）龙兴之地为由，升宋州为应天府，八年后，又建为南京。

    对大宋来说，南京有较强的政治意义。

    但对大同来说，却没有多大的实际作用，不值得同军浪费时间。

    同军要想攻打开封府，无论由卫州南下，还是兴仁府西进，都比拿下应天府后进军更方便。

    他们却偏要京东西路耗着，究竟为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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