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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京东西路燃起战火之后，大同帝国又出兵进犯大宋京西北路滑州进而威胁开封府，同宋两国之间的战争规模进一步升级。

    大战将起之时，东京城中的禁军士卒却还在借口闹饷威胁主帅，为避免激化矛盾引发兵变等不可预测的后果，东京留守王黼急招都统制刘延庆回城统军应战。

    不消王黼亲自吩咐，刘延庆回到城中后，就立即出面妥善处理好了禁军士卒闹饷的问题。

    不管是守，是逃，还是降，大战来临之前东京城中的社会秩序都绝对不能乱，这点算是王黼和刘延庆二人唯一的共识。

    除此之外，两人相互防范，再难统一意见。

    实际上，经过这次逼战和闹饷事件后，王、刘二人已经正式撕破了脸皮。

    王黼身为文官帅臣，天然就凌驾于武将之上，又长期居于朝中，与人争斗的经验极为丰富，即便铁了心要投降大同，也要尽量做得滴水不漏。

    其人深知战乱不比平日，官威不如兵权，乃牢牢掌控京营人马调动权，以防范刘延庆狗急跳墙发动兵变，并向临安朝廷上书，弹劾刘延庆纵兵闹饷图谋不轨。

    而刘延庆也不是一般军头，自不会闷声不吭背下这口黑锅。

    其人也向朝廷上了书，弹劾王黼守御东京的种种诡异行为。

    王黼极为狡诈，行事滑不溜秋，让人无从抓住其把柄。

    刘延庆虽然一直怀疑王黼会投降大同，却也没有真凭实据。

    而且，大宋武将不受文官帅臣节制，还敢告刁状，乃是大忌。

    但两人已经撕破脸，就算刘延庆忍辱负重，也别想在王黼这里讨不到半点好，索性就将事情闹得更大一些，彻底与其划清界限。

    别管有没有王黼投敌的罪证，先泼了脏水再说。

    待日后这厮真的投降了大同，凭借这份“政治敏感性和坚定性”，就能抵消刘延庆自己弃城逃跑的罪责。

    操作得好的话，还能将自己打造成与叛国贼做坚决斗争的勇士，并借此获得新君的赏识，从而东山再起。

    其人还以全力应战为名搬进了军营吃住，无事不出营，有事也只以公文来往，坚决不给王黼发难的机会。

    大战将起，东京留守司文武官员不仅不能精诚团结共抗强敌，反而因彼此之间的严重不信任而搞起了对立，还向朝廷告起了御状，将丑事闹得人尽皆知。

    收到王黼、刘延庆二人的上书，刚刚拥立新君的临安朝廷官员如同嗅到了鲜血的蚊蝇，立即兴奋起来，纷纷就此事上书言事。

    先是有人就事论事，弹劾刘延庆骄纵跋扈不受节制，必须严惩；

    又指责王黼驭下无术，连一个军头都收拾不了，愧为三师重臣。

    此论貌似各打五十大板，看起来客观公正不偏不倚，实际却是意有所指，绝不是为了和稀泥息事宁人。

    果不其然，很快就有官员接过这个话题，并以话术手段转移矛盾，将王黼、刘延庆二人帅将不和的问题原因归咎于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

    须知道，迁都临安是前任皇帝赵佶的提议，设置东京留守司也是道君不顾群臣反对一意孤行的结果。

    也就是说，朝臣们针对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之事的讨论已经转变了风向，斗争的矛头不经意间便指向了太上皇赵佶，正是因为其人所用非人才有今日之乱。

    在尊尊亲亲的封建君权时代，君父的尊严高于一切，就算知道太上皇实际啥都不是，明面上也绝对不能承认这一点。

    除非有臣子发了疯，不然绝不敢蛊惑天子收拾自家老子。

    所以，东京留守司机构设置不合理之论的真实目标并不是赵佶，而是其人的亲信。

    只有拿掉了这些人，新官家才能彻底坐稳江山，上窜下跳搞事的小臣子们也才能上位分果果。

    没能追随太上皇南幸的道君宠臣也不是傻子，自然能看透这些人的真实谋算，性命攸关，如何敢放纵朝中这股暗流。

    道君宠臣们立即以大敌当前，朝中却有小人欲要自乱阵脚其心可诛为由进行坚决反击，力劝天子一定要明辨是非，切勿为奸臣所蒙蔽，行敌人快而臣民痛之事。

    大宋朝堂的党争持续了近百年，利益各方政治斗争的经验都非常丰富。

    进攻方眼见有人主动跳出来承接火力，不仅不慌，反而更加来劲。

    这些人的奏书开始指向具体的人和事，公开指责奸臣相互勾结，蒙蔽圣听欺压群臣，才会致天下祸乱于此。

    当此两国大战之时，朝廷绝不能息事宁人和稀泥，唯有严厉惩治这些欺上瞒下的作恶奸臣，才能聚拢天下人心共保大宋江山。

    如此，不到两天的时间，由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相互弹劾引发的朝堂争论，就在群臣的刻意为之下彻底偏离的方向，变成了皇太子即位后的第一波政争。

    至于朝廷这个时候本来应该关心的东京留守司问题如何处理，同宋两国即将扩大的战争如何应对等问题，则利益之争高于一切的朝臣们选择性的忽略掉了。

    而本应该充当政争主持者和裁决者的天子赵桓却安坐御塌，基本不发表个人的意见，似乎尽力扮演着百事不通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新君形象。

    天子不表态，就是默认政争的力度还不够。

    该弹劾的事，想惩治的人，要重新分配的利益等等，之前的政争中都没有提到，或者提到了却浅尝辄止，没有达到天子想要的效果，还要继续加大火力！

    但大宋此番皇位更替毕竟走的是内禅程序，太上皇虽然卸任之后就马上跑路了，其亲信臣子却还控制着很多关键岗位。

    新君的支持者，或者说希望通过弹劾道君宠臣表达支持新君的态度，以换取个人富贵者的嗓门虽响，实际力量却很弱小，远远左右不了朝政。

    政争能够持续进行下去的前提是争斗双方的力量旗鼓相当。

    至少，在皇帝的偏袒下，弱势的一方能够扳倒强势一方才行。

    不然的话，双方的力量对比极度不对称，一旦真正触及核心利益，掌握绝对优势资源的一方就会掀桌子，直接以暴力消除分歧。

    刚刚以内禅形式完成权力交接的临安朝廷虽然进入到了后赵佶时代，却还没有真正过渡到赵桓时代，新天子的地位此时实际并不牢固。

    求幸进者若是不顾双方实力对比一味瞎闹，将原本有可能倒向新君的老臣都逼到了对立面，反而会坏大事。

    到那时，谁跳得最欢，谁就会被复辟的道君皇帝拉清单。

    天子始终不表态，“倒道派”掌握的力量严重不足，就不敢闹得太过火，只能翻来覆去老三篇，杀伤力严重不足。

    而道君的亲信宠臣们则咬紧“以大局为重”，只要摆出一副相忍为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同的态度，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如此一来，刚刚炒热的政争似乎要陷入僵局了。

    只是，政治斗争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停下来。

    今日放过了该整死之人，来日就会被这些人整死，你死我活之局下，谁敢停下？

    政争如战争，正面对决打不赢，就不能出奇兵么？

    实际上，在这波政争正式发起之前，就有人开始部署奇兵了。

    大宋是文人士大夫过得最逍遥的国度，也是朝野分割线“最模糊”的王朝。

    通常，朝堂上的政争刚刚开始，民间就能引发热议。

    然后，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皇帝的耳中，进而影响天子对政争的裁决态度。

    这次也不例外，东京留守司将帅失和的消息在民间连一朵小浪花都没激起，便掩盖在天子欲要廓清宇内，奸臣却极力蒙蔽圣听的一片振声疾呼中。

    在有心人的推动下，“诛杀奸臣，还政天子，振作大宋，打败伪同”的舆论急剧升温，在救亡图存的崇高使命下，民间的情绪以匪夷所思的速度被煽动起来。

    不少人或为狂热的情绪所支配，或装作狂热以方便不着痕迹地引导民间情绪，开始频繁串联，以将这把仇恨、恐惧、不甘的情绪之火烧得更旺。

    终于，向来关心时政的太学生们决定不再坐视大宋危亡，一名叫做陈东的镇江府籍太学生鉴于时事危机，联合其他太学生上书劝天子振作朝纲，言

    “臣等闻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尧、舜，而尧、舜之盛莫大於赏善伐恶。尧之时有八元、八恺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暇去，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

    臣窃谓在道君皇帝时，非无贤才，如八元、八恺而未用者；亦非无奸臣贼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皇帝亦非不知之，特留以遗陛下……

    如四凶者乎，曰蔡京，曰童贯，曰梁师成，曰李彦，曰朱勔，曰王安中是也……

    今伪同再犯，正由此六贼所致，陛下其忍惜此以危天下乎？

    使唐明皇早诛杨国忠，则禄山未必有以藉口……

    陛下忍而不诛，即恐天下共起而诛之矣。

    夫舜之去四凶，亦见於禅位之初，未闻其犹豫也，可不鉴哉？”

    陈东这道上书洋洋数千言，既有“使（蔡）京若辅少主，其篡夺复何疑哉”的恶意揣测，也有“道君皇帝一日相二人，（梁）师成自谓皆出己意”的官场秘闻。

    其人不过是个无官无品的太学上舍生，如何能掌握这么多机密信息？

    很明显，陈东上书就是大宋朝堂政治斗争急剧升温到失控边缘的明确信号。

    陈东代表的是“汹汹民意”，天子要是还不能给出明确的答复，便有可能引发“陛下忍而不诛，即恐天下共起而诛”的混乱局面。

    到了这个时候，大宋新官家赵桓也再不能做木偶，必须表态了。

    其实，这位御座上仿若木偶般的忧郁青年并不傻，只不过“事不关己”，才坐观臣子们尽情表演罢了。

    生而富贵的赵桓并不幸福，从小便因“不类己”而被其父皇赵佶所不喜，导致其人养成了忧郁叛逆的性子。

    一直到二十二岁以前，赵桓都会经常幻想自己继承皇位后，一定要亲贤臣远小人，整顿朝纲，革除积弊，恢复大宋国运。

    以此证明自己虽然从小就极少得到父皇的关爱，却一点也不比他差，更比经常背拿来证明自己不行的老三赵楷强。

    直到四年前的那场变故发生——

    宣和四年，徐泽率大军北伐，一举灭掉了大宋的百年宿敌辽国。

    并挟此大功，在燕京建国称帝，从此便与大宋分庭抗礼。

    尽管自大名府之战后，同舟社就已经取得了与大宋朝廷的平等对话权。

    但后者却无法接受同宋两国并立的事实，即便被大同逼着完成了勘界，仍不顾双方实力对比的巨大差距，也要想尽办法给新生的大同帝国找不痛快。

    在此期间，大同帝国曾数次发出严厉警告，却被大宋朝廷一再错误解读。

    由此，引发了第一次河东路危机。

    徐泽挟灭国之威率大军南下，一举攻破滑州威逼开封府，吓得道君教主皇帝差点丢掉朝廷跑路。

    大宋朝廷派出了公相鲁国公蔡京和皇太子赵桓前往大同与徐泽进行谈判，最终解除了此次灭国之危。

    之后，赵桓便留在了正乾皇帝身边，直到河东路问题初步解决。

    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却改变了赵桓的命运。

    正乾皇帝日理万机，却不忘给赵桓以真诚的关爱。

    在徐泽的谆谆教诲下，大宋皇太子赵桓懵懂地知道了“国家”是什么概念，皇帝又该做哪些事情。

    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严重动摇了他的“三观”，摧毁了其人赖以骄傲的倔犟。

    赵桓想明白了治国不是儿戏，清楚自己治不好国，自己的父皇也治不好。

    甚至，大宋就不像“国”，根本没法治。

    这之后，其人便对治国兴致缺缺，还想留在大同，却被正乾皇帝赶了回来。

    但他的老子，还有满朝臣子，却偏要将这江山硬塞给他。

    因而，此刻尽管赵桓不知道臣子们背后的小动作，却非常清楚自己已经坐在了火山口上，再不表态就有人要逼他表态。

    可其人却一点都不着急，甚至还有些想笑。

    ……

    ps老婆住院，一个人忙进忙出还照顾小孩，导致近期的更新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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