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赵桓是在大同发动讨宋战争开始后，才被其父赵佶和众臣架上皇位，根基不稳，兼且大宋内外矛盾尖锐，导致其登基后的朝政一直很混乱。

    但其人去年十二月登基，到现在仅十个月的时间，便先后罢掉了白时中、李邦彦、赵野、范致虚、吴敏等五任首相。

    这种匪夷所思的更换首相速度，仍从侧面反映了大宋皇帝面对现实困境的极度无能。

    宰相之职“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是一个王朝良性运转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就连大同正乾皇帝这种格局、威望、能力和精力都远超常人的不世之才，也没法真的“日理万机”。

    徐泽虽然在立国时废除了宰相之职，却没有废除宰相之权，给了新机构内阁宰相才有的议政权，以此分担部分简单工作流程，让自己的工作更有效率。

    而赵桓这等完全没有摸清门道的昏君要想治理好国家，就更是离不开宰相的辅佐。

    从某种意义上讲，宰相的能力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治政水平，而宰执队伍的稳定也可以从侧面反映朝政的稳定。

    大宋面临社稷覆亡之危，毫无疑问需要内政稳定。

    但其皇帝没想着凝聚人心以图振作，反而试图以频繁罢相来转移内外矛盾，只能是抱薪救火，导致朝政更乱人心更散。

    赵桓并不是真傻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其人罢免了吴敏后，便没有让“倒吴”最为卖力也极力反战的尚书左丞兼门下侍郎耿南仲出任首相。

    而是以中书侍郎唐恪加少宰，履行首相之职。

    并以翰林学士为何矯中书侍郎，以礼部尚书王矪为尚书左丞，以御史中丞陈过庭为尚书右丞，尚书右丞李邺改签书枢密院事，

    又罢知枢密院事许翰，以南阳府尹聂山代之。

    另外，对淮南之事频繁出谋划策的兵部尚书路允迪也受到了吴敏罢相对牵连，被直接撸到底，罢为醴泉观使。

    大宋此番宰执班子大调整之后能不能稳住朝堂，暂时还是未知数，但至少可以勉强向兴师问罪的大同帝国交代了。

    当然，大同兴兵南下明面上是为了淮南持续动乱之事，大宋仅仅调整宰执班子肯定不能令大同满意，淮南的人事也必须变动。

    就在吴敏被罢的同一天，赵桓遣使者前往庐州，召淮南东、西路宣抚使李纲回京。

    但淮南路如今成了同宋两事对峙的第一线，军政形势极其复杂，须臾不能离开重臣镇守。

    因而，在召李纲返回临安接受御前处分之前，大宋皇帝又调太尉、同知枢密院事、荆湖北路宣抚使种师道北上，接替淮南东、西路宣抚使之职。

    另外，淮南路宣抚使司兵马副总管韩世忠率军夜袭过寿春县，并造成了敌方重大伤亡，已为同军所忌，为防止两军私下冲突，不宜再将此人留在淮南。

    更重要的是其人以一己之力招安了数万乱军，在淮南军中颇有威望，已经扎下了根基，朝廷若不及时调整，恐其日后有尾大不掉之虞。

    赵桓便借此机会一并将韩世忠调离了淮南，改任荆湖北路宣抚使司勾当公事。

    石秀带着大宋朝廷的“合作诚意”回国后，大同帝国也说到做到，很快就帮助大宋平定了淮南路动乱。

    其实，同军也没有什么事要做。

    张雄率部占据寿春府后，摆出一副谁乱动就打谁的架势。

    守土有责却又被朝廷绑缚手脚不能再起事端的淮南路宣抚使司自然相当难受，但紧邻寿春府的光州李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其人虽然仅占淮南西路一角，麾下战力却颇有一观。

    若是放在十年以前，凭借李成麾下这数千敢战之军，善加操作的话，未尝不能在乱世来临时发展成为角逐天下的本钱。

    可惜，生不逢时，其人遇到了徐泽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

    李成的崛起源于同宋两国大战期间的浑水摸鱼，因为过早暴露实力而受到两国的严密关注，最终被关在了光州这困龙之地，日子过得非常难受。

    其部要想发展壮大，唯一的机会只能在同宋持续大战无暇他顾时。

    偏偏同宋战争形势非常奇特，貌似大同刻意控制着战争的节奏，在大宋身上咬上一口后就立即松口，还反过来帮助大宋平定内乱。

    每次都是水刚刚搅浑，下水摸鱼的人就成了被同宋两国冷眼注视的对象。

    李成这类浑水摸鱼的野心家有多难受，就甭提了。

    其部面对全力而来的大宋兵马都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在同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事。

    眼见同军出兵寿春府后，同宋两国很快便恢复了诡异的和平状态，不敢成为出头鸟的李成就只能老实撤回之前进入黄州的兵马。

    淮南路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李成老实了，动乱似乎已经平定？

    当然不是！

    同军占着寿春府不走，整个淮南西路，甚至长江对面的江南东、西路和荆湖北路都不敢放心，反而牵扯了大宋朝廷更多的精力。

    事实上，就算同军这个时候撤回淮州，淮南西路本身也存在极大的不安定因素。

    镇压淮南的文武官员李纲和韩世忠接连被调走后，尚未完成整编的两万多新降乱军何去何从成了令大宋朝廷头疼的问题。

    乱兵的骨干大部分是陕西诸路籍的胜捷军军士，但底层军卒却是李福兵变后被裹挟的淮西本籍百姓。

    故土难离，朝廷若是把他们全部强行调往其他路州，绝对会酿成动乱。

    可让这些人继续留在庐、濠两州直面同军，问题也会更大。

    思来想去，赵桓只能将其打散安置到淮南各地慢慢消化。

    若在平日，这种安置办法问题倒也不是太大。

    毕竟，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是放着好日子不过，却非要造反天生贼骨头。

    但现在是两国随时都会再起大战的紧张时刻，把这些心思难定的投降兵马分散到临敌第一线，绝对不是什么好主意。

    实际上，在主将韩世忠离任后，庐州新编军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现象。

    最终分配到淮南各州府的新编军总数还不到一万人，缩水速度夸张至极。

    这些人逃离军中后，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家中继续种田，绝大部分人因为回不到的过去而沦为盗匪，极大增加了地方治安的风险。

    幸好淮南路河泽虽多，山川却极少。

    在官府治理体系没有崩溃之前，这种地形很难形成能够攻城掠地的大股盗匪。

    可多如牛毛的小股盗匪反而更难剿除，这些人神出鬼没，不事生产，一切吃穿用度全靠抢劫，让本就被备战拖得筋疲力尽的淮南各地官府苦不堪言。

    但对有统兵职责的各级文武来说，逃跑了的降兵反而是好降兵，只为吃几顿饱饭就选择留下来继续服役的降兵才是真祸害。

    这些家伙没有一点士气不说，进一步打散了会让本就不稳的军心更加不稳，不打散又怕他们逮着机会就搞事，真他娘的一群大爷！

    不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自用不着远在临安的皇帝亲自操心，该操心的人应该是新任淮南宣抚使种师道。

    可是，淮南路宣抚使种师道迟迟不能赴任，却让苦盼老种前来镇场面的官员等得心急冒火。

    淮南局势如此危急的时刻，被大宋军民奉为国之柱石的种太尉还这样拖拖拉拉，自然不是其人不敢直面同军而故意拖延。

    真实的原因是老种病了。

    种师道生于大宋皇佑三年（公元年），今年已经七十六岁，在这个时代绝对算得上高龄。

    其人戎马一生，年轻时也曾多次冲锋陷阵，由此落下了不少暗疾，还能活到如今的高龄，已经是生活优越加之身子骨本来就很好。

    但再好都身体也经受不住岁月的消磨和连番摧残。

    自去年底教主道君皇帝诏令各地兵马入京勤王后，年迈的种师道就一直在外奔波。

    这大半年时间里，其人真正指挥的战斗并没有几场，劳心劳力却是一点都不少。

    军队频繁调动和个人职务的数次任免，也极大耗损了种师道的元气。

    实际上，早在七月份，其人便因不习惯荆湖北路的潮湿闷热气候而病倒，拖到现在，差不多快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了。

    但在韩世忠赶到江陵府拜见老太尉并详细汇报了淮南路的严峻形势后，缠绵病榻多日的种师道却强打起精神，做出了立即启行前往淮南的决定。

    其人随后上书天子，大胆预言大同帝国即将再次对大宋大规模用兵，而这一次的目标很有可能是灭宋。

    种师道请朝廷务必提高警惕，立即做好抗击大同的准备。

    其人认为南阳府虽有山川之险，却无死守敢战之兵。

    大战一起，恐会再次上演同军长驱直入的情况。

    建议朝廷必要时可幸陕西，关西汉子血性尚存，必会与国共存。

    大同兵力虽强，短期内想接手大宋剩余的路州却没那么容易。

    只要朝廷还在并继续号令天下对抗大同，就有重头再来的机会。

    面对大战即将再起，社稷随时都会灭亡的危急局面，大宋从立国后就一直防得死死的将门军头并没有背叛，反而义无反顾地挑起来挽救危亡的重担。

    但种师道注定要做无用功了。

    其人说得倒是很好，可在临安的君臣眼里，全是说了等于没说的屁话。

    大宋王朝如今内忧外患四处冒烟，拿什么来做抗同的准备？

    召李成、钟相等反贼进京勤王么？

    就算这些人愿意，朝廷也不可能愿意啊！

    当前唯有想尽办法讨好大同维持两国的和平状态，以腾出手来尽力解决国内的问题，再集中人力物力重振军队，方有延续社稷的可能。

    至于朝廷行幸陕西，更是荒唐至极。

    陕西穷困，一直靠朝廷调度钱粮才能养这么多兵。

    朝廷一旦放弃南阳，陕西从哪里筹粮？

    靠运输极度困难的蜀地么？

    种师道重病中的逆耳忠言很快就被临安朝廷丢到了一边，仅换来部分大臣“师道人老而胆怯”的评语。

    不过，这些已经事已经和其本人没有多大关系了。

    九月二十九日，大宋皇帝下诏，淮南东、西路宣抚使李纲罢知扬州事。

    十月初六，有臣僚上书，言李纲为邀名而主战，导致丧师费财，历数其“贪天之功以为己力、窃誉兵民使怨归于君上、胁持君父几至变乱”等十罪。

    赵官家再度顺应人心，贬大奸李纲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

    十月十一日，太尉、同知枢密院事、淮南东、西路宣抚使种师道上书天子，预言大战讲起，请朝廷备战。

    两日后，种师道卒于赶赴淮南路就任的途中，时年七十六岁。

    赵桓其实早就知道种师道病得不轻，也有其人随时会死的思想准备。

    所以，之前下诏调种师道到淮南时，赵桓就特意强调如因身体不适可暂缓前行。

    赵官家还以文武双全的折氏新家主折彦质为淮南东、西路宣抚使司勾当公事，为老种打前站，并协助其人处置军政事务。

    此举也是为了防止种师道突然亡故，而导致淮南军政事务混乱提前做的准备。

    但真等到种师道逝世的消息送至临安，赵桓仍是失语良久。

    实话说，年轻的赵官家与老种太尉并没有什么深厚的个人感情。

    甚至，其人心底里还很有些忌惮这个民望极重的老军头。

    在社稷危亡的大背景下，作为西军中硕果仅存的百战老将，种师道隐隐变成了大宋最后的希望。

    只要有种太尉在，临安军民心中就不慌。

    现在，缠绵病榻许久的老种最终还是去了。

    百病缠身的大宋又能走多远？

    种师道生于西京河南府，其人病故于荆湖北路，灵柩必然是要返乡落叶归根的，路线正好经过南阳府。

    赵桓乃谕其灵入京，并亲临其丧，下诏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赐谥忠宪。

    是日，临安气温大降，细雨降于树上，随即结冻成冰。

    天地落泪，草木含悲，让本就肃穆的葬礼更增几分凝重与压抑，也似乎预示着大宋即将终结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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