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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同帝国没有宰相，却有相权。

    只是，这个相权也非常不完整，被君权侵夺得只剩下了可怜的议政权，导致其既无名也无实。

    可是，帝国事务何止一日万机，靠血缘传承的后代皇帝很难处置纷繁复杂的帝国事务，宰相之职长久空缺，迟早会为后世埋下隐患。

    但徐泽没有直接回答赵遹的问题，后者既然主动问起，肯定有话想说。

    “老赵有何见解？”

    “君相之权相生相制，有君必有相，一旦失衡，王朝必难稳定。”

    及世开前人未有之大局面，能力和威望都无以复加，自然可以乾坤独断，不设宰相亦能治好这偌大的国家。

    但你能保证徐氏后人代代都有你一半以上的能力、威望和敬业的精力么？”

    血脉传承就好比开盲盒，下一代能开到怎样的继承人谁都不能保证。

    至少，徐泽已有的五个三岁以上儿子中还没哪一个是天赋远超常人的神童。

    后天系统而良好的教育培养确实可以提高一个人的能力下限，但真正决定其能力上限的，多半还是先天的天赋。

    天赋太差，便如赵桓这等人，越努力就会越折腾。

    而嫡长继承制虽然换取了政权传承的稳定性，可也从制度层面堵住了多生子嗣以保证代代都有优秀继承人的漏洞。

    几千年来的英杰人物都没能找到血脉传承问题的最优解，徐泽照样做不到。

    “不能。”

    赵遹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气息颇有些紊乱，喘了好一会，才接上话。

    “他们要想治好国家，或者干脆只是为了自己轻松享受，必然会不断让渡治国之权于臣下，可宰相之职未明，能窃其权者必然是手腕出众之辈。

    如此一来，相权并非来自君上正式授予，而是靠臣下的个人威望和手段非法获取。

    长此以往，会出现怎样的结果，及世当不会不知道吧？”

    其实，不用赵遹特意提醒，徐泽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他记忆中的“后世历史”就有现成的例子。

    其人立国时撤销宰相之职，为的是大权独揽，减少阻力，防止扯皮，方便自己改革唐、宋等朝遗留下来的历史积弊。

    这一设置本就只是权宜之计，自然不会遗祸后世子孙造成新的“历史积弊”。

    但赵遹一直不肯咽气，只是为了给自己说这些，却让徐泽很有些无语。

    孤家寡人啊！

    居亿万人之上，操天下权柄，本就不应该指望有人可以真正理解自己。

    想到此处，徐泽舒了一口气，向赵遹解释道

    “老赵谋国之言，我记住了。其实——”

    没等徐泽说完，赵遹便因力竭再次昏睡过去。

    徐泽探了探赵遹的鼻息，确认后者只是昏睡，乃将其人的右手塞回被内，又为赵遹整了整被子。

    随后，正乾皇帝一个人在榻前枯坐了好一会，方才起身走出卧房，自言自语地道

    “其实，我早有完整的计划。”

    正乾六年一月十七日，徐泽返回燕京的第二天，大同国丈、内阁学士赵遹病逝。

    赵遹的独子——知河间府事赵永裔因为提前得到正乾皇帝的特许，在向同僚移交了所掌职司后，便匆匆赶回燕京，总算见到了老父亲最后一眼。

    听说赵遹咽气前又醒了一次，只是没人知道他跟赵永裔说了什么。

    但赵永裔遵照旧制丁忧三年之后，再三辞去皇帝的复起之诏，从此一门心思做个富贵闲人再不过问朝堂之事，却是被后世传为佳话。

    赵遹逝世后，正乾皇帝赐其美谥“文正”，并亲笔撰写了悼文，还追封其人为内阁总理，可谓备极哀荣。

    因其葬礼的日子与灭宋献俘仪式仅隔着几天，热度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很多大臣的注意力就放在了被俘宋主赵佶、赵恒二人的封号之争上。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除了依然沉寂在悲痛之中的刘氏、赵永裔、赵竹娴等人外，关注赵遹后事的大臣其实更关心皇帝对其追封“内阁总理”一职究竟代表什么含义。

    大同无相，内阁虽掌少部分相权，却只是皇帝都秘书机构，位卑权也轻。

    “总理”一词乃是正乾皇帝新创，但其“总揽、管理”之意却是再简单直白不过。

    以皇帝对赵遹后事的重视程度，这个“内阁总理”之职显然不会只是总揽内阁事务的“小官”，其品阶至少要超过当前权位最重的各路巡抚使。

    不然的话，以此职追封先后出任三路巡抚使的赵遹就太侮辱人了。

    综合以上分析，内阁总理之职的定位就已经很明显了——正是大同帝国一直没有设置的宰相！

    正乾皇帝从来不做没有意义的事，追封赵遹内阁总理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

    其举不仅代表着大同将要设置宰相之职，原本为适应君权相权归一的政权体系也肯定会因此而做出相应的调整。

    如此一来，无论是有志于冲击首任或次任宰相者，还是有志于在新的权力体系中取得更加显耀位置者，尽皆动了心。

    一时间，大臣们上奏章的积极性都高了不少。

    众臣如此卖力地表现，就是为了加深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印象，关键时刻才能被想起来。

    权力场即是名利场，身处其中者，基本没有人能够真正超脱。

    或者说，真正超脱的人也不适合涉身官场，更不可能走上高位。

    这一点，不仅欣欣向荣的大同帝国如此，刚刚重生的赵宋政权也是这样。

    赵构由蔡州开始的逃亡之路虽然极其狼狈，乃至九死一生，可随着大宋已经灭亡的消息传开，各类投机者也不断汇聚到了他这个旧朝仅存的亲王身边。

    待到其人摆脱了同军追击进入江陵府后，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大宋灭亡之前逃出临安城的大臣来投。

    国不可一日无君。

    残宋众臣很快就达成了共识为了凝聚人心对抗大同，应该立即重建一个新政权。

    但在宋室大臣决定拥立康王登基之前，必须先解决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新政权的法统从何处来？

    大宋亡而重生，康王接替其兄成为皇帝，其皇位不管是来自旧君身亡之后的继承，还是来自其兄尚在位时的禅让，都要有前任皇帝赵桓的正式诏书才行。

    不然的话，众人就是擅立，新王朝就不能再使用“大宋”的国号，也就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资格，其每一寸领土都需要自己一刀一枪地打下来。

    这个任务对在同军眼皮子底下刚刚重建的江陵小朝廷来说，显然太艰难了。

    江陵小朝廷的国号必须是大宋，不是因为大宋有多好。

    而是只有大宋王朝重生，才能保障残宋各方势力的利益，才能让各方勉强团结在“大宋”这面破旗之下。

    并且，大同正乾皇帝在《讨宋檄文》中就明确强调了灭宋乃是同宋两国争夺天下正统之战，任何个人和势力都不得参与其中。

    只有继续高举大宋破旗，新政权才有争夺天下的资格。

    或者说，才能获得正乾皇帝的认可，假装自己是一支可以争夺天下的力量。

    可惜，众人讨论来讨论去，都拿不出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来。

    因为，昏君赵桓一系列的迷幻操作使得大宋国破又失人心，被灭亡得非常“彻底”。

    两代皇帝赵佶、赵恒和妃嫔、宗亲尽皆被掳不说，天子印玺、法驾和卤簿，以及礼器、法物、大乐、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等代表天下传承之物，也都被同军打包带回了燕京。

    破城前慌乱逃出临安的大宋臣子实际上和康王赵构一样，既无天子允许拥立新皇的圣旨在身，也没有任何信物可以供他们矫诏重建朝廷。

    最终，众臣只能以大宋被灭之前，皇帝曾委康王兵马大元帅之任，实际已有托付天下之意这个荒唐的借口糊弄过去。

    由此，重生了的“大宋”依然是各方利益的聚合体，而作为皇帝的赵构仅仅是个可以让各方势力勉强达成共识的吉祥物。

    对这些臣子来说，通过拥立康王登基获取更高的权位稳赚不赔。

    哪怕新政权再次覆灭，他们到那时向大同帝国投降，也能把自己卖一个更好的价钱。

    但对被众臣架在火上烤的赵构来说，如此糊弄的结果就太危险了。

    其人虽然成功逃过了同军的追击，却在逃亡中丢掉了自己好不容易才拉扯起来的半私人武装，更丢掉了之前多次出生入死才建立起来的一点人望。

    挽大厦于将倾，扶狂澜于既倒，重塑大宋开统天下固然能建不世之功。

    但若是没有忠诚于自己又能打硬仗的军队，即便仓促做了皇帝，也只能成为任人摆布的傀儡。

    世间任何事都有其标价，“白捡”的皇位得来有多容易，失去就会更容易。

    若是哪天某位大臣对赵构不爽了，随便掏出一份“衣带诏”，就能让其处于被动局面。

    或者，自己好不容易才拉拢了部分臣子，正准备整肃朝堂，正乾皇帝却放回一个自己的兄弟或者侄子，并指认其人才是正牌的大宋继承人。

    这些只为个人利益才拥立赵构的大臣，十有会再次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卖掉他从而拥立新君。

    赵构在国难之时勇挑重任出生入死这么久，可不是为了做个随时都会被人废掉的傀儡，他要掌控自己的命运！

    其人登基之后，连烧三把火

    其一，尊乃兄赵桓为孝慈渊圣皇帝，并提出“迎二圣，复故土”的政治口号。

    对于“孝慈渊圣皇帝”这一尊号，赵构给出的解释是“少帝事上皇，仁孝升闻，爰自临御，沉机渊断，圣不可测。”

    只要稍微了解大宋旧事的大臣都知道赵佶、赵桓两父子八字不合，相互猜忌，完全是防贼一般防着对方。

    很明显，所谓的“孝慈渊圣皇帝”就是睁眼说瞎话，而“迎二圣，复故土”的口号，对站稳脚跟都难的新宋政权来说，更是绝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政治利益角逐就是如此，合不合理，能不能做到暂且不论，“政治正确”获取“大义”才是关键。

    至少，提出这一口号后，赵构便抢到了话语权，由此堵住了很多人的嘴，也符合天水赵氏一家一姓统治的需要，有利于稳定凑凑合合被捆在一起的新政权。

    其二，改元建炎，大赦天下。

    “建炎”之“建”取自汉光武中兴时的年号“建武”以及宋太祖开国时的年号“建隆”，“炎”则象征根据传统“五德终始说”宋朝所对应的火德。

    这个年号同样是“政治正确”的需要，而赵构的首届宰相班子更是耐人寻味。

    以资政殿大学士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以淮南路宣抚使范讷知枢密院事，以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左丞。

    这三人皆是前朝权贵，且在拥立赵构登基一事上并无殊功，但都是主战且有功于大宋社稷的老臣。

    显然，这个任命也是为了承上启下稳定人心之举。

    同时，赵构又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以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

    汪伯彦原职知蔡州事，黄潜善知信阳军事，二人之前皆被赵构征辟为大元帅府副元帅，且在掩护康王南下过程中都立有大功，算是赵构的心腹。

    随即，赵构又下诏罢青苗钱；应死及殁于王事者并推恩；臣僚因乱去官者，限一月还任；溃兵、群盗，咸许自新；应募兵勤王之人，以所部付州县主兵官讫赴行在；……

    这些都是稳定人心，并动员力量应对同军继续南下压力的必然之举。

    而随着这些诏令传遍各地的，还有大宋新君出使大同时，应郾城县百姓的强烈请求起兵而南下，

    随后又乘泥马，连渡溱、淮、浉、环、汉五水摆脱同军追击的神迹。

    其三，以“江陵靠近前线，同军旦夕可至”为由，要求行在继续南下。

    同军一旦全取京西南路，仅靠峡州、荆门军和复州单薄防线支撑的江陵府确实靠前线太近，不适合建都。

    行在继续南下是必然，但前往何处就值得商榷了。

    如此一来，原本就不是铁板一块的大臣们更有得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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