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亲人安好，勿念！德基再续社稷，甚慰！”

    简单的文字，配上道君赵佶的印玺和独特的瘦金体，便有了无穷的魔力。

    看到这封只有十四个字的短信，新宋皇帝赵构一颗悬着的心忠于落地了。

    大宋王朝的太上皇成了大同帝国的昏德候，还以此身份会见新宋使者，自然不可能有机会与后者说什么悄悄话，千言万语全汇聚在这十四个字之中。

    明眼人都知道，道君让万俟卨带回江陵府的信，既是太上皇想对自己儿子说的话，也是大同正乾皇帝要向新宋小赵官家表达的意思。

    对于信的内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

    但不管哪一种解读，都认同大同帝国不排斥与新宋政权建立外交关系，正乾皇帝承认新宋朝廷，也承认赵构继承的大宋法统。

    从此以后，大宋王朝原本的统治范围内，就只能有新宋一个政权有资格与大同帝国争夺天下，其余任何妄图浑水摸鱼者都会受到同宋两方的严厉打击。

    “道君燕京来信”有利于新宋政权稳定内部统治，更有利于赵构稳固自己的帝位。

    凭借此信，新宋朝廷原本对太上皇轻佻昏君的一面倒风评也开始有了不同的声音。

    政治生物的绝大部分行为不能以善恶是非来分辨，而要看其政治需要。

    新宋王朝刚刚重生，就迫不及待地重新定位太上皇的历史地位，乃是当前政治形势所决定——不仅是外交，还有内政。

    道君被打倒，固然与其只想跑路而主动放弃权力有很大关系，但在“倒道”一事中冲锋在前，出力最多的却是当今首相李纲。

    重新定位道君的历史地位，实际就是重新定位李相公的功与过。

    再说直白点，这股歪风真正要掀起的其实是朝堂争斗，目标正是为了扳倒才上任的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

    急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宋朝廷啥事都没有办成，就急着倒相，看起来荒诞无比，实际却是有迹可循。

    根基极浅也不具备法统地位的赵构仓促登基后请李纲出山，本就没安好心。

    其人此举既是为了给仓促组建的新朝廷“撑门面”，也是为了给人心各异的朝臣们树立一个醒目的“标靶”。

    有李刚在前面吸引火力，他这个傀儡皇帝才能躲在后面熬过最难的成长期。

    李相公历经沉浮，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自然能猜到小赵官家的心思。

    所以，其人一到江陵，便摆出一副老资格反将赵构一军，极其强硬地要求“天下之政，不可不归中书”，逼得小赵官家只能冒险遣使向正乾皇帝寻求政治支持。

    面对如此强势的李相公，皇帝难受也就算了，朝臣们也非常不好受。

    他们这些人在大宋国灭之前要么袖手旁观，要么一门心思乞和，同军第一次退兵后还有不少人对有功的李纲落井下石过，临安城破之前更是丢掉江山社稷一窝蜂逃跑。

    在一身正气，为大宋江山社稷不顾己身的李相公面前，这些朝臣再怎么装得人模狗样，也是一群行为可鄙的小人。

    不扳倒李纲，他们就没法站直了腰重新做人。

    而之前出任副元帅之职并随今上出生入死的心腹汪伯彦和黄潜善，也因为李纲的存在而变成了幸进之臣，更是对这个又臭又硬的“刚直相公”深恶痛绝。

    当年，拗相公王安石为了辅佐神宗皇帝变法，砸了天下不知道多少“好人家”的饭碗，其友人王令曾作诗《寄介甫》，劝告王相公

    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

    终见乘桴去沧海，好留余地许相依。

    这两句诗词说通俗一点，就是“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结果，王安石偏要一意孤行，硬是把自己几乎所有的亲朋好友全送到了对立面。

    比起享负天下盛名三十年的王安石，年仅四十四岁的李纲啥都算不上，脾气却更硬，其人将老皇帝拉下马不算，还接连逼迫两个小皇帝，其结果自然早就注定。

    之前是因为朝廷新建，内外部压力极大，所有人都不得不忍。

    现在，同宋两国形势缓和，皇帝的法统地位基本稳固，已经用不着这个讨人厌的“门面”了，此时还不“倒李”更待何时？

    赵构比起乃兄赵桓强了不止一星半点，在“倒李”一事上便能充分看得出来。

    尽管越来越多的朝臣嗅到了风向变化，纷纷上书弹劾李纲刚愎自用、擅权妄为，小赵官家却没有立即罢免这个让自己也很不爽的首相。

    其人反而竭力压制朝堂争斗，强调逢此国家危难之时，众臣应当放下分歧，顾全大局，和衷共济。

    赵构还听取包含李纲在内的臣子意见，接连下诏稳定国内形势，以自身的模范行动为大臣们树立了国难当头努力做事不扯淡的榜样，借机狠狠地刷了一波声望。

    其一，诏各州、军通判有二员者精简一名，权减宰执奉赐三之一，拘天下职田钱隶提刑司，并免除各路提举常平司及两浙、福建提举市舶司。

    无论是政治、土地兼并，还是天灾，最终都会造成帝国入不敷出的局面。

    然后，王朝便会因为没钱解决各种问题而走向衰落。

    一文钱难得倒英雄汉，财政危机也永远是王朝的第一危急。

    要想逆天而为，强行给大宋续命，就必须先解决“钱”的问题。

    其办法也简单，无非开源、节流两点。

    新宋现在连地方的钱粮都收不上来，开源暂时别想了，唯有先在节流上做文章。

    但大同灭宋之心不死，新宋政权暂时还不能“精兵”，那就只能“减政”了。

    其二，籍天下神霄宫钱谷以充军国经费，还元祐党籍及上书人恩数。

    对具体统兵的前线将帅来说，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考虑方方面面的问题，任何一个环节没处理好，就有可能吃败仗。

    但对执掌天下的皇帝来说，打仗又很简单，无非就是信人、给钱和放权。

    赵构虽然信用并充分放权于韩世忠、折彦质、刘光世、李成、张俊等人，却也没有真的让他们放开手脚胡作非为。

    无论旧宋还是新宋，靠谁支持力量来自那里这个问题都含糊不得。

    大宋灭亡后，江北这么多人放着留下来就能安稳的好日子不过，拖家带口南渡长江追随重建的小朝廷，绝不是为了送上门来做肥羊的。

    而江南“百姓”之所以愿意支持新朝廷，很大一方面乃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土地兼并的受益者，而大同蛮子来了就要分他们的地。

    尽管，大同帝国实际上并不打土豪分田地，但其国政造成的最终结果也差不多。

    当此之时，新宋政权就应该旗帜鲜明地保护这些不忘前朝善政的既得利益者，以展现本国与大同帝国的本质不同。

    括买官民马，劝出财助国之事朝廷可以做以救急，却不能放任军头们来做。

    在收回各地税收补贴军用之前，先拆自家老子之前辛苦攒下的人间神国家底，各方绝对不会有意见，想来远在燕京的太上皇知道了，也会“甚慰”吧。

    其三，置三省、枢密院赏功司。并置沿江、要郡、次要郡四十二，帅守兼都总管，守臣兼钤辖、都监。别置水军七十七将，造舟江南诸路。

    又诏陕西、江南诸路帅臣团结军民，互相应援。增诸县弓手，置武尉领之。

    无论是稳定内政，还是与敌国展开外交，最终目的都是保住新宋政权。

    当前问题的关键是同强宋弱，双方的力量根本不成正比。

    新宋政权与大同外交只是手段，自身若是没有能够保住本国利益的锋利爪牙，那就别怪别人三天两头打上门来要求割地赔款了。

    对于这一点，赵构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新宋能不能真正站稳脚跟，只有等到下一次同宋大战之后才能见分晓。

    在此之前，新宋朝廷做再多的战争准备都不为过。

    因而，其人这段时间除了整顿国政统合内部力量外，还继续向大同帝国展开外交攻势，以求麻痹正乾皇帝，尽可能拖延两国下一次大战爆发的时间。

    还别说，当小赵官家以孝敬自己父母的名义，再次派出万俟卨前往燕京送上新宋“土产”后，两国关系终于取得了重大突破。

    正乾皇帝为宋主的“孝心”所感，释放了赵构的生母宣和太后韦氏（韦氏原本封号是贤妃，赵构登基后，遥尊其为宣和太后）。

    大同与大宋两国即便是屡次大战期间，也没有中止外交活动。

    而且，占尽优势的大同帝国并不是一味压榨大宋，还会开出一些互惠条件。

    几年下来，大宋王朝上下都适应了正乾皇帝这种极其古怪的外交原则。

    此番，万俟卨能够迎回宣和太后，也没有出乎一些聪明人的预料。

    想来这又是一次“互惠”外交，新宋肯定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只不过新任右正言万俟卨极其油滑，满嘴没句实诚话，没人知道其人究竟代表官家向大同出卖了哪些利益。

    只有赵构自己清楚，其人真的没有出卖太多国家利益。

    而且，事情也并不是像表面这样顺利。

    正乾皇帝这次还是没有接见宋使，却让万俟卨给赵构带回了其人的口谕

    “勿要分心，安心备战，等朕会猎荆湖”。

    很明显，正乾皇帝早就窥破了小赵官家的心思，也配合了后者的表演。

    但这些小手段可一，可二，却不可再三。

    新宋政权还是要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才能赢得与大同帝国正常对话的机会。

    不过，徐泽这道口谕是由大同外部尚书王四亲自传给万俟卨的，两国中仅有徐、赵、王、万俟四人知道此事，这也就给小赵官家留下了可操作空间。

    宣和太后回归的当日，赵构率百官出城相迎，俨然将此事当做了自己的政绩。

    随后，又以贤妃潘氏生皇子赵旉，赦天下，并在邸报中大肆宣扬赵氏的接连喜讯。

    接着这两大喜事，赵构终于熬过了最难的政权初创期，也彻底巩固了自己的皇位，终于可以动一动勉强凑合到一起的别扭朝廷了。

    当然，这事用不着小赵官家亲自下场。

    早在新宋朝廷迎回宣和太后的第二日，就有嗅觉灵敏的大臣上章，

    弹劾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曾以“灭国之恨未报不宜主动和谈”为由，阻止万俟卨出使大同，意欲隔绝天家亲情，其心可诛。

    好不容易压制住的朝堂再起争斗，小赵官家依然采取了“留中”处置，却没有指责上章之人不顾大局云云。

    聪明的朝臣们敏锐地发现到了皇帝的态度变化，纷纷上章谴责李纲的各种大逆不道行为，恨不得将大宋灭亡的全部责任全扣在其人身上。

    “倒李”行动迅速升温，之前一直被李纲压得死死的黄潜善、汪伯彦二人也终于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公开自己的“倒李”立场。

    一面是元老重臣，一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矛盾一旦公开，小赵官家必须及时做出明确表态，绝不能继续和稀泥。

    当然，既然是朝堂争斗，肯定不可能真的一面倒。

    有人急不可耐地冲上去疯狂乱咬李纲，以换取给皇帝做狗腿的机会，自然也有人为了江山社稷做诤臣，欲要保住刚直的李相公。

    朝堂上的争斗不断升级，很快就转移到了民间。

    陈东、欧阳澈等人接连上书三次，历数黄潜善、汪伯彦、张浚、杨沂中等奸臣蒙蔽圣听，隔绝内外，孤立忠良，

    要求小赵官家挽留李相，罢去黄、汪，且不应偏安荆湖，应立即组建亲征行营，明确宋同不两立的政治立场。

    几乎是靖康元年李纲免职事件的翻版，在小赵官家罢免李纲之后，陈东、欧阳澈等人再次组织民众伏阙上书，以让年轻的皇帝听听“民众正义的呼声”。

    可惜，小赵官家确实很年轻，所以很冲动。

    伏阙行动刚刚开始尚未形成规模，赵构便命御营缉拿了裹挟民意威胁自己的暴民。

    当日，“语涉宫禁”的贼首陈东、欧阳澈便被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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