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帝国和新宋政权实际并没有签订任何旨在停战的合约，但在同军第六军全取两浙路之后，便停止了继续攻城掠地，互为仇敌的两国由此休战数月之久。

    虚假的和平表象下面，隐藏的是双方都在抓紧点滴时间，凝聚或压榨内部力量，以应对下一次的正面对决。

    处于战区的两国百姓能清醒感觉到战争的脚步从未远去，只是更加沉重而已。

    赵构在于黄潜善、张浚等大臣分析正乾皇帝的用兵习惯后，得出了两国战火再起的时间应该在冬春之交农闲时节的结论。

    留给新宋政权的备战时间并不多，每一天都格外珍贵，每多准备一个月都能多一分底气。

    但时间进入到新宋建炎元年的九月上旬，一场意外的兵变打破了暴风雨来临前的压抑沉闷，让本该几个月后才开启的大战有了提前来临的风险。

    实际上，早在大宋王朝屡战屡败颓势尽显时，就已经失去了对地方的有效掌控。

    各地兵变、民乱四起，一州之力就能平定的小规模动乱就不用说了，调动数州甚至一路力量都不能平息的大乱每年就有好几起。

    福建路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兵变，去年下半年就曾发生过一次。

    而且，规模还相当大，必须朝廷出兵才能平定。

    彼时，种种迹象已经表明大同即将再次伐宋。

    为了稳住本国后方，大宋渊圣皇帝赵桓急调制置使刘韐入闽平乱。

    结果，刘制置使行动迟缓，错过了之后的两国大战，直至临安城被攻破大宋都灭亡了，其人才堪堪平定福建的动乱。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行动迟缓也有迟缓的好处。

    至少，等到新宋朝廷建立后，偏远的福建路便有一支经过平乱战火考验的可战之兵，可以用来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实际上，“复杂的情况”早就出现了。

    当大同第四军、第五军兵分数路，高歌猛进，接连拿下京西和淮南四路时，在江南明州潜伏了数年之久的关胜也没闲着。

    其人兵出越州，攻取杭州后，继续挥军北上，接连攻陷秀、苏两州，展现出将要全取两浙路的决心。

    为防范同军突破两浙并继续席卷整个江南，赵构急调从两淮退下来的折彦质等人进军常州，以期阻挡关胜西进的步伐。

    同时，其人又命福建路兵马北上，进驻两浙路南部的处、温两州，做出威胁同军后路之态，以牵制关胜的行动。

    关胜腹背受敌，又考虑到攻下容易治理难的客观形势，乃决定暂缓扩张的步伐，转而集中精力消化已占领区。

    直到兵部增援的两个师到达苏、杭两州，其人这才对常州展开进攻。

    彼时，折彦质收拢的兵马已经有数万之众，主干却是从淮南两路退下来的溃兵。

    其部战后休整的时间严重不足，就被再次拉上战场，士气极度低下。

    靠这样的军队防守要害，一旦防线上某个点被攻破，很有可能形成雪崩式的溃败。

    由此，折彦质也不敢与同军硬碰。

    眼见同军大规模西进，其人立即放弃常州，退入江南东路的江宁府固守。

    关胜紧随其后，轻取常、润两州，大同帝国的版图在长江下游终于连成了一片，进退更加从容。

    关胜一面亲自率军驻守润州，以继续压制折彦质部宋军。

    一面命鲁智深、王英、朱言等人分兵攻取两浙路剩余州县。

    福建兵马由威胁敌后的轻松伙计，变成了孤军深入即将硬撼同军的艰苦战斗，自然是赶紧撒丫子跑路。

    其部仓惶退到建州境内，犹自提心吊胆，生怕同军跨境来报复。

    幸好，即位不久的小赵官家听取了枢密使汪伯彦的意见，遣使入同寻求政治支持，而关胜在全取两浙路后也停止扩张开始消化占领区。

    同宋两国不和而和，福建路宋军应战未战，算是比较顺利的局面。

    可问题就出在这次劳而无功的进军上。

    按照大宋王朝的旧规矩，军队就算虽然没有真刀实枪地打过仗，但担惊受怕一场，朝廷也应该及时开出“御甲钱”犒赏为国受到惊吓的军士。

    新宋朝廷初创，财政上极度拮据，逼得小赵官家都开始拆神霄宫里自家老子长生大帝君的神像换钱了，哪里还拿得出“御甲钱”来劳军？

    国家窘迫至此，真正提着脑袋和同军拼过命的淮南、京西等地兵马都还欠着“御甲钱”呢，朝廷怎么可能给全程未发一矢的福建军卒发这个钱？

    皇帝有皇帝的难处，丘八也有丘八的原则。

    世上可有要人卖命却不发钱的道理？

    朝廷给不出这个钱，那就由建州官府出，不给咱就闹！

    龙图阁直学士知福州事张动担心搞出大事，只能亲自出面劝慰军卒。

    可惜，其人低声下气好话说尽，丘八们就是任死理——爷爷们眼皮浅，就是要现钱，其他的都不好使！

    福建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穷鄙之所，税收在江南诸路中处于垫底的存在。

    去年，福建兵变，制置使刘韐临危受命，仅率两营禁军便进入了闽地。

    刘相公不是撒豆成兵的郭神仙，手中没有大军，再会打仗也白搭。

    朝廷一再催逼，为了尽快平定动乱，其人也只有祭出“撒钱”，几乎掏空了福建的常平仓，才堪堪平定这次动乱。

    时间仅仅过去几个月，建州的钱库如今空得都能跑耗子了，哪里还有什么现钱？

    为了自己的富贵和安危，张知州只能向丘八们许诺秋收以后，以本州税钱补赏御甲钱，这才勉强稳住了就要造反的兵爷爷们。

    谁知道小赵官家如此急切，才借大同之力稳住朝堂，便又恢复转般仓法，逐人员分地段划任务要求地方纳粮，极大压缩了地方官员的可操作空间。

    秋粮刚刚征收上来，就直接运往江陵府，根本不给张动换钱安抚士卒的机会。

    承诺的赏钱再次飞了，被官老爷一耍再耍的兵卒们终于爆发了。

    九月初二，建州兵马大阅，军校张员等人突然发难，活捉知建州事张动，杀死福建路转运副使毛奎、判官曾伃等人。

    叛军随即据建州治所建安县城自守，并括城中百姓之财，又搜刮就近的武仙银场、大同山银场等地以做军费。

    福建路治所福州紧挨建州，同军拿下两浙路后，又变成了对同作战的第一线，日常战备制度落实得还比较好。

    得知建州兵变的消息，提举福建路常平公事陈桷檄、朝请郎王淮等人立即率土军射士前去讨伐。

    可惜，还是失了先机，乱军手中有了钱粮，已经站稳了脚跟。

    陈桷檄连续组织了两次进攻，都被乱军打退，只能传檄福建路，要求各州府兵马速来建州剿贼。

    而张员等人作乱之后，已经没有了退路，自不会坐以待毙。

    张员则威胁陈提举赶紧退兵，若是苦苦相逼，他就投降大同，引同军入住福建。

    当然，其人也不傻。

    同军军纪严明，真要是引同军入闽，跟着闹饷的底层士卒还有机会重新博富贵，他这种带头杀上官的旧军头绝对落不到好。

    福建路地形复杂，易守难攻，且宗族势力强大，民风极其彪悍。

    即便以同军的战力，想要硬取福建，也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若是建州乱军主动开门迎同入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没有强行攻下建州并挡住同军随后进攻的把握，陈桷檄也不敢逼迫张员太甚。

    至此，福建路形势已经脱离了其人的掌控。

    陈提举只能退入南剑州剑浦县境内，以求暂时稳住张动。

    并立即派快马入江陵，请朝廷决断。

    江陵府，新宋政权行在。

    上个月，根据小赵官家的诏令，各地抽调精兵陆续赶赴行在，充实了一直只有空架子的皇帝御营，总计三万二千余人，正在进行紧张的整训。

    随着各路、州秋粮源源不断转运江陵，有兵又有粮的新宋朝廷终于有了一定的自保力和威慑力，不会再听到了某处爆发民乱的消息就一惊一乍。

    结果，形势刚刚有点起色，福建路兵变的消息就传到了江陵，顿时又乱了。

    福建路不比两浙路，虽然与江陵府的直线距离更近一些，实际的交通状况却远不及后者方便。

    时隔不到一年，其地再次发生兵变，平定起来很不容易，但乱兵即便坐大，要想威胁到行在的安全，也基本不可能。

    问题出在兵变的位置，太敏感了！

    站的角度不一样，考虑的问题也不一样。

    在赵构等人看来，同军若是真趁建州兵变之机攻入福建路，反而是好事。

    不比打下来就能立即获得战争潜力的两浙、江南、荆湖和蜀地诸路，地形复杂出产还少的福建路简直是“负资产”。

    无论是谁，要想打下并有效治理福建路，都至少需要数年之功。

    同宋两国的国境线漫长且犬牙交错，大同帝国不管是从哪个方向发起大战，都要比先取福建路强得多。

    摆在新宋君臣面前的最大问题是，建州兵变会不会提前引爆“本该”数月之后才开始的两国大战？

    赵构的智囊汪伯彦、黄潜善、张悫、张浚等人合议后，认为很有可能。

    大同第一次讨宋之战的引爆点是仙源县孔氏之乱，第二次则是光州李成之乱。

    每一次，同军都是打着“安靖地方”的旗号，果断出兵动乱地区，轻易撕开大宋的防御体系，顺势取下一路或数路之地。

    并在战争中搅乱大宋的兵力部署，营造大战已经来临的压抑气氛，使得本就惧同的宋军神经高度紧张。

    然后，大同帝国便以一路精锐兵马凿穿宋军层层防御，直取大宋的要害。

    同军的这种战术实际早已成型，当年的京东李子义之乱如此，其后的大名府之战亦是如此，再后来的河东之战还是如此。

    偏偏同宋两军的战力相差实在太大，宋军屡战屡败越打越怂，又不断强化了同军这种战术的效果，自己太弱就别怪别人一招鲜吃遍天。

    黄潜善等人认为，这一次，大同帝国十有还会利用建州兵乱出兵福建，搅乱新宋的兵力部署，然后，重复以上简单粗暴的战术。

    提前“破解”了敌人的战术，可不可以将计就计打一个翻身仗？

    当然可以！

    几个月前，尚是大宋康王的赵构被同军三路大军狂追数百里，连涉五条大河都没能摆脱追兵，沿途试图阻截的宋军尽皆被击溃。

    危急关头，荆湖路宣抚使司勾当公事韩世忠趁同军半渡汉水时果断出击，便打出了宋军这些年来对同军首次“大捷”。

    赵构敢于再续已经灭亡的大宋社稷，当然不会缺少逆天下大势而为的英雄气。

    其人也很想留在长江北岸的江陵府，以身为饵，誓死不退，拼命拖住同军主力的进攻。

    同时，从容调度指挥各地兵马反击同军，积小胜为大胜，堂堂正正打赢这场新宋王朝的立国之战。

    可惜，现实太残酷。

    汉水大捷充满了各种巧合，极难复制，且前面的“诱敌深入”过程实在凶险无比，以至于当事者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这段恐怖的经历。

    大战很有可能会提前来临，才完成集结的御营兵马训练却严重不足。

    莫说留在长江以北防守江陵的数万军队挡不住同军，便是将全国纸面上的数十万大军都集中到江陵府，也肯定承受不住同军的全力一击。

    当此之时，逞英雄一味蛮干的结果，便是行在被敌人的精兵一波拿下，立国才几个月的新宋直接被扑灭。

    或者，临到打不赢时才仓惶渡江？

    然后重复蔡州的故事，被同军狂追数千里，等到下一个韩世忠再次神兵天降，救皇帝于水火？

    哪怕皇帝最终能够侥幸逃出同军的追击，也会在亡命狂奔中丢掉朝廷百官，丢掉其人之前拿命拼来的些许人望。

    所以，小赵官家意识到同宋大战即将再起后，立即全力备战。

    第一步，乃是命门下侍郎权兼中书侍郎汪伯彦护送宣和太后赶往荆湖南路治所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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