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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丽权西北面兵马使崔弘宰率领的三万勤王大军，

    刚行至大同江边的松林城，朝廷的诏令就快马送至。

    诏令主要传达了三层意思。

    一是所有兵马立即返回驻地，严防金人东进和驻地民乱。

    并监督勤王民军全部就地遣散，违令者以作乱罪论处。

    二是策宫主福宁为公主，实封新安州，

    当地驻军须与随后赶至的公主卫队移交防务。

    三是西北面兵马使驻地由椵岛移至松林。

    诏书上的旨意虽然只有三条，但信息量极大，

    崔弘宰接过诏令，就立即询问使者。

    “开京究竟出了什么事，王上怎么样？”

    传诏的内侍安甫麟刚好与崔弘宰相熟，上前一步，小声道。

    “相公，王上很好，朝廷已经与同舟社议和，不用再打仗了。”

    关系虽熟，但诸如赔款割地、大王即将下罪己诏之类的事，安甫麟还是不敢说出来，

    万一因为自己乱说出来，引得大军不稳，

    他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

    崔弘宰也没有再为难其人，当即要安排洗尘宴，

    但对方却以还要继续传诏，不敢耽搁为由，匆匆离去。

    能被安排出外办差的内侍，无不是精明能干之辈。

    安甫麟虽然没有告诉崔弘宰开京中的具体情形，

    但“王上很好”“不用再打仗了”两点，就已经足够了。

    “王上很好”是崔弘宰最关心的，

    毕竟，他个人的荣辱富贵全系于王上一身，

    只要撑过了这波动乱，西北面兵马使之前的“权”字就可以去掉了。

    若是王上“不好”，那搞不好就会有波折，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朝堂争斗的牺牲品。

    至于“不用再打仗了”，则是底下士卒们最关心的。

    勤王之事，急如星火，

    但今天是接到勤王令的第三天，

    自己统帅的大军，才从平壤赶到临近的松林。

    不是崔弘宰不急，胆敢延误军机，而是因为大军士气实在低迷。

    自征伐义州开始，大军就一直在途中奔波，没有得到及时的修整。

    尤其是同舟社反攻高丽后，征北大军更是被反复牵着鼻子跑，士卒们非常疲惫。

    更关键的是，每被同舟社调动一次，就要吃一次败仗，对士气的打击太大了。

    底层士卒甚至到了谈同舟社色变的程度，掉队逃跑的人越来越多。

    实际上，同舟社水师炮轰江华岛，

    金缘中风无法理事，崔弘宰接过征北大军指挥权后，

    其人就已经在着手率军勤王。

    但因为士气低迷的原因，各地分散驻军的准备严重滞后。

    正式收到勤王令后，

    众将都强调“贼军势众”“征北军是勤王的关键，万不容有失”之类的理由，

    反正就是一个意思要等更多的人壮胆才敢东进。

    其实，崔弘宰手下众将的道理并没错。

    勤王令一下，

    赶不赶得走侵略者暂且不论，国内先乱起来是必然的。

    勤王大军中，除了疲于奔命的常备军以外，

    还有很多自发勤王的“义军”。

    在高丽的政治格局下，能组织大批“义军”的，

    基本都是掌握了当地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各地豪族。

    至于这帮人究竟是起兵勤王，还是准备“划地为王”，只有天知道。

    能逼得拥有开京三万驻军，数十万百姓的朝廷，

    不顾国家动乱的后果，也要急召全国兵马勤王，

    只能说明贼军确实势众，

    至少不是两万余已经丧胆的征北军能够面对的。

    强行带着这些人进京，不是勤王，

    而是给敌军送装备和人头，顺带打击其余各路兵马的士气。

    实际上，收到勤王令后，

    不到两天时间，崔弘宰就完成了开拔，

    并走到松林，已经是极高的效率了。

    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众将只需要考虑军事上的风险，

    但身为统帅，他却必须把政治上的风险摆在首位。

    哪怕是在开京城下打了败仗，也比“拥兵自重”“坐视开京沦陷”要好。

    幸好，这道及时到来的诏令，解决了军中上下的风险，让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但肯定也有人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比如各地的“义军”首领。

    领兵在外，朝堂的事，崔弘宰管不了，也不敢去管。

    这些或为了自保，或是别有目的“义军”，才是他要重点考虑的事。

    想通此节后，崔弘宰立即召集众将，

    宣布朝廷诏令，安排各军返回驻地的序列，

    明确下步督导勤王“义军”遣散的政策限度。

    得此好消息，众将士气复振——

    毕竟，动乱刚刚开始，率先组建私兵的人，

    都是没什么见识的“小豪”，或者“土豪”，

    真正的顶级豪族，是不屑于玩这一套的，

    其显赫的门第就是最好的招牌，

    真等世道彻底乱了后，

    他们只需要登高一呼，必然是“应者云集”。

    打击这类跟脚不深，又意图不轨的“义军”，

    显然要比去开京，和京营都打不赢的同舟社作战，

    风险更小，收益也更多！

    当然，众多的勤王义军中，也不乏一些“另类”，

    比如“心怀忠义”，毁家纾难的“义士”；

    或是极少数身无长物，仅剩“一身抱负”的“壮士”。

    这两类人也不用打，

    前者看到朝廷诏令，就会自行解除兵马，绝不会作乱。

    后者丢一个小官，便能为官军出生入死，正好用以平乱。

    北路勤王大军匆匆出发，又急忙赶回之时。

    南路却出了一点波折——

    南京（即后世首尔）勤王兵马“不遵诏令”，竟然“兵围开京”。

    国主王俣震怒，“请求”的同舟社兵马助剿，

    徐泽派陈达率所部五百人和三千新附军迎敌。

    新附军的家人基本都在开京罗城内，

    同舟社顺利拿下罗城，

    既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也为他找到了“为家人而战”的责任感。

    而同舟社一边压制半月城内的朝廷兵马，

    一边还将罗城治理的井井有条，

    让原本“为活下去而战”得新附军士卒，看到了“活得更好”的希望。

    此战，是新附军的正名之战。

    其部气势如虹，呐喊之声直入云霄，

    将士们个个奋勇争先，攻势如潮，

    硬生生将两倍于己的南京勤王兵马打得落花流水，

    让“传诏”并随军“督战”的李资谦都看得目瞪口呆，

    随后，陈达率军一路驱赶败军至南京城下。

    但陈达并没有攻城，

    因为南京守臣“得知”统兵武将“抗旨”，

    已经捉拿其人，并押出城请罪。

    出兵前，陈达得了徐泽吩咐，

    表示“同舟社只负责助剿，绝不干涉乃高丽内政”。

    这一仗，徐泽重在立威，打的是击溃战，

    陈达率部高歌猛进，其实杀伤并不多，留下了很多的溃兵。

    考虑到徐泽一再强调要“保持高丽的稳定”，

    李资谦代表国主公开宣布二人罪责，

    并指定官员收拢溃兵，稳定南京秩序后，随军返回了开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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