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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泽的确稳得住，直到第一批州、县级官员轮训结束，他才通报了登州大户叛乱的具体情况。

    这次叛乱的起因，是即将开始的税法改革试点损害了部分人的利益，这些人相互串联，并在有心人的鼓动下，发动叛乱。

    叛乱的目地是推翻同舟社在登州的统治，建立大户们自己主导的政权体系。

    嗯，他们的供词上就是这么说的。

    贼人相互勾结，各出人手，预置了近五百人于之罘湾多处民宅之中。

    入夜后，又先放火，以吸引官兵注意力，计划多点发动，打赶出军营救火的官兵一个措手不急。

    怎奈驻之罘官兵战备意识强，反应迅速，救火还携带武器，而且第一时间控制现场。

    官兵不仅扑灭了火势，还挫败了贼人的袭击，当场击杀了大部分的叛乱人员，并封锁了叛乱区域。

    收到之罘急报后，知登州事龚孝序行动果决，立即宣布登州进入戒备状态，并亲自带领蓬莱县驻守的官军出营抓捕叛乱人员，仅用一天时间就彻底平定了全境叛乱。

    徐泽刻意隐瞒了自己预置数营兵力于登州各地，以及贼人寻孙立为“内应”反被朱武、李逵等人利用这些事。

    尽管此举确实达到了吸引贼人自己暴露叛乱行径，促使其集中骨干力量，以方便官军一网打尽之目的，有效控制了叛乱波范围和规模，将叛乱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小程度。

    但此种手段偏于阴谋算计，不能鼓励其他官员效仿。

    徐泽没有精神洁癖，并不在乎什么阴谋阳谋，与敌争斗中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取天下的过程要王霸相杂，尽量少用诡道。

    阴谋诡计虽然好用，但用多了，会为日后治理天下埋下很多隐患。

    对叛乱人员的处置，经监曹曹首孙石核定，法曹曹首裴宣裁决，判处如下

    余四海、钱承恭、黄德三人为骨干分子，煽动叛乱，冲击军营，本族参与叛乱者众，罪大恶极，皆夷三族；

    其余胁从叛乱的四家，阴备兵甲，但尚未发动即被缴械，诛家主及参与之罘叛乱者，籍没其家产，剩余直系亲属尽皆流放海东郡。

    李、陈两家家主被余四海绑架，但部分护院参与之罘叛乱，叛乱者诛，家主坐监，并罚没部分家产。

    徐泽收到裴宣的判处意见后，动用社首掌握的赦免权，免除了对李、陈两家家主的处罚。

    二人感恩戴德，皆表态积极支持税改，并受知登州事龚孝序之邀，配合官府“讨论”税法改革相关条款，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

    对于叛乱骨干余、黄、钱三家的判决，裴宣秉承了徐泽之前有交代，重典当用，但勿要滥用。

    后世已经没了夷族之刑，此刑即指一人犯罪，诛灭亲族，一般有夷三族、五族、七族和九族，夷三族是最轻的处罚。

    赵宋上承混乱黑暗的五代乱世，立国时，社会治安极其混乱，为了震慑不法，滥用了很多野蛮酷刑。

    比如，沿用后晋天福年间创立的刺配刑，对某些重犯实行“决杖，黥面，配役”的刑罚，将杖背、刺面、配役三刑施于一人之身。

    此刑名义上是宽贷死罪的轻刑措施，实质却是汉代就已经废除的肉刑复活。

    《宋刑统》规定的死刑有绞、斩两种形式，后又以附敕形式准用唐德宗建中三年（年）以来施行的“决重杖一顿处死”。

    因国内矛盾众多，民怨深重，为震慑人心，镇压民众反抗，赵宋又于法外施用了腰斩、凌迟、枭首、肢解、磔刑、夷族等酷刑。

    徐泽并非嗜杀之人，自掌兵以来，一直慎用武力和重刑。

    以徐泽的本心，其实并不想施用夷族这等酷烈手段。

    但乱世当用重典，同舟社虽掌管登州数年，很多百姓对刑罚的认知却还停留在赵宋，不施用重刑难以震慑人心。

    若不能一次性达到震慑效果，搞不好以后还会人以身试法，会死更多的人。

    夷一族是为震百族，怀小仁只会害大仁。

    徐泽并没有通报登州税法改革试点的具体内容，一众官员也没有追问，因为没有问的必要。

    经过这段时间的轮训，他们已经明白，同舟社不同于以往改朝换代的任何政治势力，真正的根基在底层，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解决治下社会阶层上下流通不畅的问题。

    不仅要重新打通由下到上的晋升通道，还要确保这条通道长期畅通，就必须由上有下流通，以达到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目的。

    税法改革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事实证明，这一手段很多人并不认同，作为同舟社“根基之地”的登州改革还没开始便发生叛乱，就是明证。

    但徐泽不在乎社会上层的认同——这是造反派和改革派的本质区别，同舟社治下，徐泽有信心也有实力镇压所有叛乱。

    正如其人对朱武所说那样同舟社可以选择造反的方式是温和还是暴烈，被造反者却没权力讨价还价，要么主动配合，要么接受毁灭。

    如果温和手段达不到目的，那就使用暴烈手段。

    对此，徐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

    各州、县官员最需要关心的也不是税法改革的内容，而是自己治下什么时候才能完成税法改革前的相关准备工作——这就是青云直上的密码。

    同舟社这条能渡乱世苦海的快船队不好上，同样难下。

    而为船队指引航向的徐泽，心中只有彼岸，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这些官员上船之后，身家性命就已经与同舟社的事业紧紧捆绑，不想沉沦苦海，就只有抓紧跟牢，拼命划桨。

    当然，为了防止某些为了政绩而头脑发热的家伙胡搞，基本的政策界限必须划死。

    徐泽明确强调，当前各地的重点任务是扎实打基础，在上抓吏治，在下抓共建会。

    至于改革如何推进，自有社务部统筹，不是各地官员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舟社的天下，堂堂正正取，辖区一旦有民乱苗头，必须第一时间上报，蓄意激化矛盾的，严惩不贷！

    徐泽虽然不惧怕治下的豪强富户发动叛乱，却不是真想看到他们都叛乱。

    动乱意味着死人，意味着破坏，尤其是在一些共建会力量薄弱的地区，动乱一起，短期难平，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而且，不是所有的豪强富户都是“坏人”，或者冥顽不化要财不要命的守财奴。

    徐泽的新秩序里，并不存在谁弱谁正义，谁强谁该死的逻辑。

    他是要社会恢复流动，也不介意动用铁腕，但不是野蛮粗暴的对上层割韭菜。

    所有的手段要始终围绕目的来进行，而不能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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