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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弼是与韩琦并称于世的三朝元老重臣，有定策英宗、两盟辽国的特殊功绩，早年还与范仲淹、韩琦等人共同主持过庆历新政。

    但其人晚年却由新转旧，极力反对神宗皇帝主导的熙丰变法，临终前都不忘上书神宗皇帝割地于西夏以休兵息民，成了旧党的旗帜人物之一。

    绍圣三年（公元年），执政的新党宰相章惇便以“弼得罪先帝”，蛊惑哲宗皇帝免除了富弼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

    赵佶登基并启用蔡京为相，一直打着继承其父神宗皇帝遗志以继续变法的旗帜。

    毫无疑问，即便富弼已经过世多年，也仍是教主道君皇帝必须打倒的政治敌人。

    现在，天子却突然下诏录用富弼的子孙。

    很明显，这并不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是释放强烈信号的政治大事件

    教主道君皇帝要进一步放开党禁的限制，逐步允许“元祐党人”参政，大宋将再度回到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美好时代了！

    不过，当今天子手腕了得，登基二十余年来，利用党争将朝中臣子换了一批又一批，即便四掌相权的鲁国公蔡京也被其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由此，导致大宋臣子们对皇帝心生戒惧。

    赵佶要想赢得臣子们的迎合，并最终形成决定人心向背的力量，尚需要更多行动和时间来证明。

    教主道君皇帝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这之后便动作不断。

    先是下诏，命各路、州监司和守臣向朝廷举荐贤才，勿使野有遗贤。

    紧接着前往方泽，继续发挥自己的特殊专长，主持盛大的祭地仪式，召请天地神灵庇佑大宋国运万载。

    三年一度的南郊祭天大典等不到了，只能选在方泽祭地。

    此举不仅仅是为了制造神迹鼓舞民心，重头戏在祭地仪式后的封赏。

    些许钱财和冷猪头肉之类的赏赐不算稀罕，稍微混得好点的臣子都不太在意这个，但天子下诏恩荫官员子弟五百余人，绝对诚意十足。

    一番利益输送下来，大宋的臣子们终于看到了官家这一次是真的要振作人心，并积极做出了正面回应。

    三月十九日，太傅、楚国公王黼率众臣敬上尊号为继天兴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虽然以自身功德浅薄为由婉拒了臣子们的好意，但经此事后，朝堂上下明显和谐了不少

    就在东京城中上演君臣同心共度时艰的戏码时，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却不合时宜地送来急奏，惊醒了教主道君皇帝再塑大宋强盛国运的白日梦。

    数日前，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移文大宋河东路宣抚使司，质疑大宋没有严格履行两国关于归来人的协议，要求河东路宣抚使司打开边境通道，放同军入境清查。

    急奏入京，教主道君皇帝煞费苦心才安定下来的开封人心再度大乱。

    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只是地方机构，没有外交权力，正常情况下，大宋完全可以对这个无理要求不予理会。

    但傻子都知道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张叔夜绝对没胆子擅启边衅，这件事背后只可能是大同朝廷的授意。

    至于这样做的目的？

    可能，也许，应该是防止大宋朝廷过度反应，引发两国全面战争吧？

    尽管大宋朝廷现下既没有胆子，更没有实力与同军全面对抗，其实更怕大同与本国全面开战。

    但现在显然不是纠结大同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

    以正乾皇帝要么不出手一出手就必有后手的习惯，大宋此时就不该想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而是集中精力应对接下来的危机。

    实话说，这一次大宋朝廷真的被冤枉了。

    当初，将门主导的太原府救援战大败，大宋就立即与大同签署了割让汾州以北土地的协议，其中便包含原辽籍归来人问题的处理。

    根据两国订立的协议，大宋要公开惩治擅自招诱、残害大同百姓的官员，相关结果须以国书形式报给大同，并负责找回仍然流落河东路南部各府州的大同百姓。

    协议签署后，教主道君皇帝就以尚书左丞王安中为庆远军节度使、河东路宣抚使知隆德府事，全力督导河东路各州府认真履行两国协议。

    王安中很清楚自己这趟差事就是替朝廷背黑锅，其人走马上任后，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深入州县，亲自督导归来人之事，不可谓不卖力。

    但以赵宋人浮于事的官场恶习和官绅勾结的现实，上面的相公老爷抓得再紧，下面具体办事的官吏也有的是办法做表面文章。

    结果，王安中腿都跑细了，亲自督办了月余时间，除了清出几个被人陷害的地主老财和不会为人的丘八、小吏外，再无所获。

    这样的结果也就勉强糊弄得过且过的大宋朝廷，可要是就这样报给大同朝廷，你说正乾皇帝会满意，还是不满意？

    另一方面，北面同军的行动却极其迅速。

    太原府之战后仅仅月余时间，同军就逼降府州折氏稳定了后方，转而陈兵边境，随时都能再次发动战争拿下整个河东路。

    而大宋朝廷直到这个时候还没能处理好因兵败而造成的人心浮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整顿内部，这个时候绝对不能再给大同开战的借口。

    收到河东宣抚使司急报，教主道君皇帝一日之内连下三道圣旨，催促王安中务必要办好归来人之事，万不可给大同出兵大宋的借口。

    天子就差挑明了说河东路的安稳直接决定大宋的国运，王宣抚若是完不成朝廷交办的任务，就是致大宋于万劫不复之地的历史罪人。

    王安中被逼急了眼，只能揪出几个之前应对同军南侵时最积极主动下令屠杀归来人的文武官员，作为“残害大同百姓的官员”上奏朝廷。

    显而易见，此举不仅起不到整治官场风气的作用，还会寒了忠臣义士之心。

    为了大宋江山社稷不惜己身和身后名的臣子却被自己拼命保全的朝廷出卖，这是何等荒唐的事，以后还有谁敢为这样的朝廷卖命？

    但大宋别无选择，明知饮鸩止渴，也得先解决了燃眉之急再说。

    关键时刻，老迈的公相鲁国公蔡京站了出来，说出了宰执们的心声真要杀人也只能杀武将，绝不能杀文官。

    当年神宗皇帝面对的棘手问题，如今再次重演了。

    幸好今上手腕远胜其父，诸宰执的威望和气节又远远比不了蔡确、章惇等人。

    天子要是坚持文武都要杀，众宰执也不敢硬顶。

    有头脑聪明的臣子献了一条两全之计找几个死囚，砍掉他们的脑袋，用来冒充这些犯事官员的首级交给大同应付差事。

    待风声过去，再将这些官员迁往他处任职。

    如此一来，朝廷既不失人心，又能平息大同之怒解燃眉之急。

    这条建议倒是得到了教主道君皇帝的认可，可太傅王黼却提出反对意见

    大同治下颇多大宋的降官，张叔夜、张孝纯、王禀、折可求、郭仲恂、贺权等人皆熟悉河东路的情况，以死囚的脑袋替代官员首级绝对瞒不住大同朝廷。

    此计一旦被识破，诸位可做好了接受正乾皇帝怒火的准备？

    王黼一句话便将众臣问哑了火，再没人敢耍小心思。

    确定必须杀人才能息兵后，教主道君皇帝只能再派专使入河东路。

    很快，相关涉事文官因“自杀”而逃过了刑戮加身，而几个武臣则被明正典刑。

    将这些首级交给大同查验之后，大宋总算换来了友邦的宽容。

    但经历此事后，河东路文武却彻底寒了心。

    这些人开始对朝廷的诏令阳奉阴违，并争相私通大同，还自发地将河东路宣抚使王安中给架了起来。

    王宣抚也不是瞎子，其人见属僚看向自己的眼神都不对劲，自知再待下去极有可能会有性命之危，只能接连向朝廷上奏，反映河东路的严峻形势，以求早日脱身。

    但大宋还没有做好再次面对大同的准备，教主道君皇帝不敢这么早就放弃河东，也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替王安中，只能就这么干耗着。

    这一等，便等来大同河东路巡抚使司的公文。

    随公文送达的，还有一份厚达一千多页的附件，密密麻麻地记载着遗落宋境的归来人原籍、社会关系、最终去向、相关见证人等信息。

    很明显，大同这一次有备而来，如果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后果将非常严重。

    但问题的关键是河东路招诱南下的辽人陆陆续续早超过了十万之巨，除了极少数主家花了钱不愿放走的婢女还可以查证外，其余人根本无从查起。

    因为，大宋在这场招徕流民的运动中，从头至尾就是一笔糊涂账。

    就算最负责任的州县官员也只登记了进出辖区归来人的大概数量而已，至于这些人的具体信息，来自哪里又去向何处，有没有人多次入境等等，根本就没人关心。

    而且，就算当初登记了所有归来人的信息也没用。

    最初临阵倒戈的代、忻等州归来人自不必说，其余大部分死在了各地有组织的报复性屠杀中，或者因各种原因失踪，被当地官员遣送离境的还不到两成。

    初步估计，前前后后死于冻饿、冲突和屠杀，以及其他各种意外失踪的归来人至少有五万人。

    实话说，死在河东路的归来人虽多，但这个数据一点都不吓人。

    在这个时代，在波及数路的大规模灾荒战乱面前，分散在几十个州县中的数万人口死于非命这件事，真算不了啥。

    须知道，就在七年前的政和七年，黄河决堤，造成河北路河间府、永静军、沧州、清州、霸州、莫州、信安军等府军（州）遭受洪水摧残，百姓死伤无数。

    但这次严重的大洪灾，大宋的史官也只是以“民死者百余万”一笔带过。

    而河东路这些失去故国的流民更没有“人权”，正常情况下，就算死绝了，史官连一笔带过的笔墨都不会浪费，也没人真正关心这些消失的人命。

    但当标榜“受命于民，即承护民之责，凡肆意欺凌大同百姓者，必承受大同朝廷之怒火，虽远必诛”的大同帝国介入此事后，就没人敢再无视这些血淋淋的数据。

    大同移交的这份公文附件，足足有二十六卷，共计一千四百八十三页的，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的不是已经故去的人名，而是必须偿还的血债！

    数万无辜百姓惨死异国他乡的血债，绝不是大宋随便杀死几个中低阶文武官员就能糊弄过去的恶性外交事件。

    教主道君皇帝收到王安中快马传递的急奏，就知道自己的大麻烦来了。

    大同限定了半个月内给出明确答复，去掉消息来回耽误的时间，大宋君臣数次廷议都没能拿出一个靠谱的办法。

    扯皮了好几天时间，赵佶和几个重臣仅仅形成了三点共识

    其一，自徐泽造反后，大宋禁军接连遭受重创又反复重建，将士们面对同军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太原府救援战失败后，惩治将门造成的震荡尚未完全过去。

    朝廷此时若要与大同开战，凑齐指挥作战的各级将帅都难，还怎么打？

    其二，河东路人心已失，根本守不住，大宋现在就算有雄兵百万，也不能继续投入河东这个大泥沼里；

    毫无疑问，放弃河东路就是割肉饲虎，还是喂大同这头永远都吃不饱的猛虎。

    但敌人的刀都已经架在了脖子上，哪里还顾得了其他？

    割就割了，缓一日是一日，先对付了眼前的危机再说。

    其三，大宋还不能迁都，同军虽然咄咄逼人，但实际上从来就没有打到东京城下过，历朝历代，岂有敌人未围城而迁都的先例？

    若是这种情况下主动迁都，面对得到了河东路的同军，朝廷凭什么说服战斗力最强的西军继续抵抗侵略？

    很明显，第三条就是针对再次提出迁都之议的教主道君皇帝。

    即使南阳府防御体系已经基本建成，可事到临头，大部分利益与东京城捆绑在一起的臣子们仍不想就这样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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