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中堂，要不咱们再看这一句吧。”曹振镛却也没有直接与阮元辩驳，而是打开了第二场的一张试卷，向阮元问道：“你且看这一句‘满盛不仕，故非谓管仲之器小’，此人之言，与《论语》之意大有不合，《论语》言及：管仲之器小哉，此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要说管仲并非器小之人。举子应考，《四书》自当倒背如流，可他偏偏在这定论之上胡言乱语，这不是荒诞，又是什么呢？”

    “曹太傅，若是只看《论语》之人，自然可以说管仲器小乃是至论。可如今博学之人，天下间并不少，读书人也应该知道，管仲自己便即留下一部著作，即是《管子》啊？”阮元对于这个问题自然也不陌生，便即引经据典，向曹振镛驳道：“读书人往往认为，管仲骄奢，是以器小。却鲜有人知，骄矜自满，本就是管仲生前之大忌！《管子.枢言》有云：‘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国富，人众兵强，然而与危亡为邻矣。’《白心》云：‘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枢言》又云：‘人之失也，以其所长’，此数语俱可言明，骄矜自满之害，管仲实非不知，可管仲犹有奢侈之举，这便是为了让外人清楚，齐国尚有不足之处。若是管仲严守操行，其人完美无瑕，那外人言及管仲，言及齐国，就只会留下盛赞之语，却无忧虑之念。若是管仲和齐国，都再无一人言及其弊病，那其人其国，才是衰亡无日！管仲骄奢，正是为了让世人有所进取，后人不读《管子》，故而误解了管仲，可如今国朝经学昌明，难道我们还要囿守旧论，苛求管仲不成？”

    “阮中堂，您果然是博学之人啊，老夫方才就想着，此人言及管仲并非器小，定有其用意，如今听中堂之言，才清楚此人有何依据啊。”不想阮元所言，竟皆在曹振镛意料之中，而曹振镛听着阮元之言，也继续向他问道：“可是阮中堂，您觉得这公平吗？《管子》也好，戴震也罢，还有中堂最开始说的《文献通考》和《二十四史》，能读这些书，那确是学识渊博之人，可如今天下各省，文教高下全然不同，这个中堂在云南做官，应该清楚啊？我看这卷子位置，也知道多半是江南考生，江南有的是藏书人家，可陕甘呢？云贵呢？这些省份哪有那么多藏书，读书人又有什么条件，能把这些书都通读一遍呢？若是按中堂所言，真的让此人中式，此人于同侪之间，必然盛气凌人，卖弄学问，而究其根本，不过是此人生在锦绣繁华之地罢了，那其他同科进士，却要作何感想？不说别的，这《论语》之言，对于天下大半学子而言都是万世不易之至论，其他人因为奉行圣人之言，方才取了进士，此人言语看似有理有据，却全然否定了《论语》之言，若是这件事被其他考生知道了，他们会怎么想？凭什么这样一个立论与他们截然相反之人，一样可以取进士，和他们一起做官啊？中堂取录此人，难道是为了告诉世人，苦读《论语》，终究无用吗？”

    “那曹太傅就不怕，你将此人黜落，竟而失了一个人才吗？”阮元也当即反问道。

    “人才？阮中堂所言，竟是什么样的人才啊？”曹振镛又打开了那人第三场的试卷，指着其中一处应答文句向阮元问道：“阮中堂再看这一句，我记得这一句问的乃是《左传》是否为左丘明所撰，你看是也不是？”

    “不错，但此人之言我方才看过，依他所言，左丘明确是撰写《左传》之人，有何不妥啊？”阮元也反问曹振镛道。

    “自然没什么不妥。”曹振镛也向阮元道：“可此人仅仅这一个条目，前后所答，竟有四行之多！按一般的策论应答之法，一个问题只需回答一两句，最多一行，已经多有冗余，此人一个问题就回答了四行，这不是繁琐又是什么？他应试言语便如此繁琐，日后为官，自不免迟延拖沓，朝廷取录这样的人做进士，又有何益呢？”

    “曹太傅，您评价‘冗余’和‘繁琐’的标准，就是文字多寡吗？”阮元自然不会认同曹振镛之念，也当即驳斥道：“当今读书人有所立论，讲究的乃是言必有据，依据越多，其言语也自然愈加可靠，依据不足，又何以证明其言为真呢？比如刑案，证据从来是越多越好，只有充足的证据，才能让官员断案之时准确地定罪量刑！此人言语虽多，但论据充足，自《史记》、《汉书》而至《太平御览》所载桓谭《新论》，一一毕见。这不是更容易证明，左丘明就是撰写《左传》之人吗？”

    “阮中堂，朝廷取录进士，是为了让进士进入翰林六部，亦或外放州县，去办事的。若是每个人都像他一样为了什么言而有据，写一篇文章都这般繁琐，那朝廷要他办的事，他何时才能办成啊？”曹振镛又指着另外一句，向阮元问道：“还有这一句，这句原本只是让考生列举一二前朝保甲之事，可他为何要在后面多写了一大段，说什么台湾本应设兵以守，兵力不足，自当重用保甲，保甲之设，足使海不扬波呢？这张卷子，问到他台湾驻兵之事了吗？”

    “曹太傅，此人先前文句，已将前朝保甲之事言明，即便多出这几句，又有何不可呢？”阮元眼看俞正燮虽然多出数句，却并未答错原题，心中自然放心，道：“更何况此人之言并非空言，此处亦多有实据可以作证，台湾设兵以守，此言出于施琅《靖海记》，台湾入版图，而海不扬波，此亦《台湾府志》之语，并非他一人之妄言。更何况台湾之南，荷兰久居噶啰巴（即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曾夺台湾而居，此为外患，去年张丙陈办之乱，前后三月方得平定，官兵调度，往往因之于福建内地，此为内忧，台湾有此内忧外患，故保甲之语，先及台湾，我以为并无不妥。”

    “阮中堂，朝廷取录进士，是要让进士为朝廷效力，可不是为了让进士自作主张，卖弄学问的。”曹振镛又向阮元道：“阮中堂不妨再想一想，此人若真是取了进士，入翰林拟定诏旨，亦或进入六部主稿，他言语如此繁琐，所拟诏旨，所书公文，有几个人能看得下去？朝廷拟定诰敕，六部缮写奏本，若是都像他一样自作主张，想到什么就写什么，那这些奏本诰敕，是皇上、六部大臣的意思，还是他自己的意思呢？朝廷给他缮写文稿，草拟诏书的机会，是让他卖弄自己才学，借朝廷之力谋求私誉的吗？”

    “曹太傅，朝廷取录进士，是要储备天下人才，使天下有才之士，皆能为朝廷所用，若是天下人才皆在朝廷，朝廷办事，才能无往而不利！”论及科举本身的目的，阮元之念却与曹振镛相反：“如今是守成之世，说一句天下太平并不为过。可是天下大势，从来便是运会平陂相乘，非常之变，往往当承平既久，萌蘖蠢兆于其间。按照曹太傅的想法，朝廷取录进士，就只是为了让进士在翰林六部办事，至于进士才学多寡，一概不问，那久而久之，朝廷之人，必将尽数成为拘守绳墨之辈，万一天下有变，就会出现驭之无术，措置张皇的结果，到时候距离乱世也就不远了！可若是进士能够尽得天下人才，一旦有变，往往便会有才学兼备之人，可以防患于未然，即便大患已成，他们依然可以挽狂澜于既倒。那什么人最有可能是乡野间的人才呢？自然便是学识、见识俱皆丰富之人！昔日东坡先生应举，其策问之言多由自撰，欧阳永叔仍然以为其人才华横溢，惜其才而取之。试想若是东坡先生竟因言辞乖张，竟而不得取录，那东坡先生许多绝佳诗文，岂不是便要湮没无闻了？”

    “阮中堂既然说到东坡先生，那老夫倒是想问一句，东坡先生为官一世，是‘防患于未然’了呢，还是曾经‘挽狂澜于既倒’呢？都不是啊？东坡先生一生为官坎坷，少年时有宰相之望，后来却只能流连州郡，为一守令之才，花甲之年，尚遭贬黜，身返中原，便已是幸事。阮中堂举东坡先生的例子，是想着告诉后世进士，做官就不要担心播迁贬谪，只管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是吗？阮中堂，您少年早达，督抚天下三十年，如今登临宰执之位，东坡先生与您相比又算什么呢？您今年也七十了，东坡先生像您这个年纪，那早就不在人世了，您一生顺遂，看东坡诗文，也只见其乐观旷达之语，却不能深究，那般言语之后，竟一句句都是数不清的苦楚啊？早知如此，欧阳文忠公当年取录进士的时候，就应该早早将其黜落，断了他入仕之念，东坡先生做个平民百姓，都要比这样的一生太平啊？所以阮中堂，您如今也想着看这些后辈学子，一个个重蹈覆辙，是吗？”曹振镛却如此向阮元反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