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数千年历史，只要稍有涉猎，对其中一些人和事认识一二，很自然就能学到不少东西，所以后世有句说话，“中国人人都是政治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还真的是有点道理的。

    就算是古代很多朝代，虽然很多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一些天赋異稟的人，只是从一些有识之士的只言片语，甚至是一些评书人说的故事中，就能领悟不少道理，做出偌大事业。

    这还要托孔子这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福，孔子一生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致力推动平民教育，只要勤奋好学，就算是子路这种莽夫起步的人，孔子也愿意教导。

    就因为有孔子这个“至圣先师”开了这种口子，就算是后来程朱理学盛行的儒家，其知识分子也有一种“好为人师”的，只要遇到一些聪明勤奋的人，许多知识分子都会忍不住这种为师的冲动，就算限于身份地位之类的条件，不能亲身教导，也会为其开一扇方便之门，许其窗外旁听或作书童仆役私下学习之类的。

    所以，华夏自孔子之后，整个社会的知识都是慢慢向下渗透的，就算是理学盛行之时最为缓慢，但只是缓慢而已，并无停止，许多平民或许不会写字、不会读书，但是对不少问题都能头头是道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大量的谚语、歇后语就是这样产生的。

    反观外国，在文艺复兴之前，平民受教育的机会可谓等于零，知识全部掌握在贵族和教会手上，平民唯一学到知识的机会，就是投身教会，但是一旦进入教会，就变成了教会人员，不再是平民了，而纯粹的平民，最好的命运就是学会一门手艺，成为一名手工业者，所以外国古代的各种行业工会才有那么大的势力，是仅次于贵族及教会之后的势力。

    而外国的贵族和教会能够如此轻易垄断知识的传授，这是由于古时候的西方各国，都没有发明出造纸术和印刷术，西方各国又不产竹子，连竹简的制作也不可能。

    故此西方各国，要制作书籍和记录重要的事，只能使用羊皮，羊皮产出不易，在古代是相当昂贵的物品，而据说那时候抄录一本《圣经》，需要三百多张羊皮，可想而知一本《圣经》的价值是多少了，西方教会就算想大肆传播自己的教义，也是无能为力了。

    但是这样也促使教会能够严格控制信仰，因为那时候的条件，绝对没有办法像后世的西方一样，每家每户都基本有一本《圣经》，那么信众要从《圣经》上聆听上帝的声音，只能去到教堂里面听神父布道，那么教会的神父自然对自己教区内的信仰情况了如指掌了。

    因为家中没有资料可供学习的话，如果对信仰上有什么疑问的话，信众唯一可以解决自己疑问的方法，只能向教堂的神父求教，那样的话，就没有了自我探讨、自圆其说的可能，也就不可能像后世那么多古灵精怪的教派产生了。

    一直到了十四世纪，造纸术和印刷术经由阿拉伯帝国慢慢传入西方国家，各种知识开始随着书籍的增多慢慢传播开去，由此孕育出了西方现代文明的雏形——文艺复兴活动。

    就犹如后世有人把中国四大发明对文艺复兴活动的影响，总结出了一些语句，“造纸术和印刷术打破了教会对知识的垄断，解放了人的思想；火药打破了贵族对土地的垄断，解放了人的；由此‘重视人、一切要回归到人本身上来’的人文思想才能诞生并存续下来，并以此为出发点产生了对后世西方文明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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