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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章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荫补制度,既满足了官员的特权思想,就是《三字经》里面的“光于前,裕于后”,光宗耀祖、荫庇后人,又通过一些措施,防止这些荫补任官的官二代、官三代(荫补的名额可以用到孙子身上,至于玄孙的话估计就等不到了,有荫补特权的曾祖父早就挂了。)走到掌控朝政的高位上。

    由于荫补制度的种种限制,许多有这种特权的官员都不会轻易动用荫补权力,而是想尽办法督促自己的子孙读书,希望能够学业有成,寻科举正途任官。

    一来是荫补任官,毕竟是非正途,多少都会引来同僚鄙视、嘲笑,甚至会被政敌作为攻击的理由,一句“教子无方”就算不能一锤定音,也能造成不好的风评。

    二来是免得浪费名额,因为荫补的名额,是可以用到期亲(如果身亡,可以为你服丧的亲戚,也就是说基本上九族之内的亲戚都可以算上,而九族按照《三字经》里面的说法就是“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这么说基本上你所认识的父系亲戚都可以算上了。)身上的。

    因此一来,就算有荫补之权,许多人都是慎之又慎,不到自己子孙实在非是读书材料,或者是屡试不第、蹉跎无功的地步,一般都不会动用荫补权。

    再加上荫补之权,还可以在自己死前用写遗表的方式向朝廷申请,朝廷一般都会接纳,不少人就会等到自己差不多寿终正寝的时候才留下遗表荫补子孙。

    故此,自宋代将科举制和荫补制相互完善起来后,荫补得官者就再难以左右朝政了,秦、汉、唐三个朝代都有世代任朝廷高官(最出名的就是袁绍所在袁家的“四世三公”,其高祖父袁安任司徒,祖父袁汤历任司空、司徒、太尉,父亲袁逢任司空,四代人里面有三代人任三公高位,这还只是袁绍的直系血亲,如果算是旁系,应该是“四世五公”,其曾祖父袁京的兄弟袁敞任司空,父亲袁逢的兄弟袁隗任司徒)、父子相继为丞相(唐代有过数例,汉代亦有,最出名的就是周勃和周亚夫两父子了,两人都是由武将转任丞相的)的事。

    但是自从宋代之后,这种事情就没有记载了,到了明朝的时候,受朱熹思想影响,世人对大臣重臣的道德操守尤其敏感,连内阁大臣的儿子乡试中举,也会被世人传为舞弊(万历十六年既1588年,当时身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锡爵,其儿子王衡参加顺天府乡试获得第一名“解元”,世人纷纷议论主考官黄洪宪是拍马屁,有舞弊之嫌,随之不少朝臣上表弹劾王锡爵,为平息物议,万历皇帝在午门外举行复试,结果王衡仍然取得第一名,因为此事,王锡爵不允许王衡继续参加礼部在京城举办的会试,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此时王锡爵已经致仕多年,王衡才参加京城会试,中了贡士,后来在殿试上更是以一甲第二名即榜眼进士及第。)。

    甚至有名一代最出名的大奸臣严嵩,其在嘉靖皇帝的纵容默许下,把持朝政二十多年,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少师、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相当于丞相的职位),可谓权倾一朝。

    但是就是这种历史仅有的权臣,其操作儿子严世蕃上位的时候,也不敢太过,先是在嘉靖十年靠荫补将严世蕃送进国子监读书(等于混个文凭),读完书后授左军都督府都事、后军都督府经历,后为京师顺天府治中,二十二年升任尚宝司少卿,二十四年升任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宝司事。

    到了嘉靖二十七年,严嵩再任首辅时,已经年近七旬,因其老迈还要日夜随侍皇帝左右(辅助嘉靖皇帝修仙),无足够精力处理政务,因此政务多与严世蕃商议,甚至有时候还让严世蕃进内阁代其票拟(就是一班内阁大臣就某件事商讨方案,估计有时候还要投票),由此得到嘉靖皇帝数次称赞。

    再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严世蕃升太常寺卿,十月的时候“上悯嵩老,令子世蕃随任侍亲”,由此严世蕃代父参政,时人称为“小阁老”,次年升工部右侍郎(工部第三把手),三十三年升工部左侍郎(工部第二把手,还不是工部尚书这个第一把手),八月,嘉靖皇帝诏加严世蕃工部尚书衔,严嵩上疏辞免。

    由此种种可见,科举选官在历朝历代是多受重视,连一代名臣和一代权臣,都不敢轻易涉及其中,一个为了避嫌,硬生生将儿子的榜眼名次压了十三年,一个宁愿花二十年时间运作儿子上位,也不敢染指一丝一毫。

    究其根本,还是由于孔子当年所作所为,难怪后世有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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