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政治和商业天然地那么亲近,自古以来才有这么多的官商勾结,而这种勾结日益严重的话,渐渐就会官员经商,商人为官,引得吏治急速。
因为官商不分,做官的慢慢会将为官一任作为生意来做,清朝普遍盛传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说明了这个问题。
清朝知府,大多都是行贿而得,投入了成本,自然要在任期内想尽办法收回成本并赚取利润了,那么搜刮就变成本能了,最终自是贪官污吏多,清官能吏少了。
虽然“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用来形容官吏搜刮厉害,已经与原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说的就算为官再是清廉,来钱的地方多的是,为官三年怎么也会有十万两进账大相径庭。
但是也充分说明了清朝末期吏治败坏的程度了,这种说话已经是民众共识了,而《铁齿钢牙纪晓岚》里面纪晓岚与和珅的对话,纪晓岚说代代有清官,宋有包拯、明有海瑞、康熙朝有施公,和珅可曾惭愧。
和珅就直问纪晓岚,既然代代有清官,那么究竟是清官多还是贪官多,纪晓岚如遭霜打,恹恹说道清官如凤毛麟角,贪官如恒河沙数。
虽则此是戏剧之言,但所谓“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戏剧里面一个代表清廉的正面人物也如此说法,足以佐证清朝时候的吏治败坏程度。
若然说清朝官商勾结盛行,吏治败坏引致朝局衰落,但是被官商勾结这种事情坑得最惨的却不是清朝,而是明朝。
明朝灭亡的最大原因就是财政不够支出,一句话概括就是没钱了,其根子是出在朱元璋身上,朱元璋万般皆好,唯独有一个缺点,就是喜欢独断独行,不太听人劝。
朱元璋由于早年经历,深感元朝赋税之重,以致民不聊生,食不果腹,于是立国后大幅减少税率,定农税为十分之一(有些人说是三十分之一,其实是对三什税一的理解错误,明朝将土地产量为十份,然后三七开,佃农得七份,向地主交三份为田租,地主再向国家上交一份税赋,即地主纳税百分之三十,土地税率仍为十分之一。)。
而商业税率,由于元末百业荒废,整个社会商业几乎等于没有,朱元璋为刺激商业,加上其对商业并没什么了解,就大笔一挥,定商业税率为三十分之一,还定了不少免税的条文。
所以整个明朝都是依靠农税维持财政收入的,后世有人研究,明朝的财政收入里面,农税大概占75,盐税大概占10,剩下的皇庄收入乱七八糟的大概占5,商税只占10左右。
这在后世稍有知识的人眼里,都是不可思议的,而就算如此低的商业税率,最后也由于官商勾结,导致偷税漏税奇多,明朝人口过亿,工商杂税收加起来一年就征收三百多万两白银,而对比宋朝,神宗熙宁年间赋税总收入7070万贯(一贯铜钱约值银一两),农业税以外的工商市舶等杂税为4911万贯,占70%,明朝征的商税可以说是约等于无了。
后来明朝皇帝发现其中弊端,想要加征商税,却被早已成为各种商业幕后的掌控者——文臣们反对,言其“与民争利”,经常是在廷议上否决皇帝加征商税的提议。
明朝皇帝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绕过文臣,让只忠于皇室的太监们下去征税,而文臣对皇帝委派太监的做法没法插手,就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通过当地的读书人煽动民众暴力抗税,与皇帝派下来的太监死磕。
而这就是张溥所写的《五人墓碑记》所处的历史背景了,其实正是朝争波及下来的野争,最后关系的就是“东林党”等君子们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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