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六年的中秋,元帅府家宴格外热闹。
往年中秋,他们家别说宴会了,就连晚饭都吃得很简单,因为要么是祖宗兄弟不在,就算在,也是抓紧吃完饭就离开跟军队在一起。
唯独今年,刘承宗打算完完整整在家里过了中秋,因此蔡夫人非常高兴,临着中秋前半个月就开始张罗宴会了。
自从他们进了西宁,俩儿子忙着打仗,但逢年过节,对全家来说都是绝对的大事。
但凡是理应合家团圆的时候,刘承宗可以不在,但刘老爷必须写请帖,蔡夫人也必须忙着张罗,每次都要请一大堆人。
杨鼎瑞的夫人儿女、曹耀的夫人,还有樊三郎、白柳溪、云交月,以及亲家王琨一家,还有像家里的马夫、卫兵、帮佣,都是自家人,就别说逢年过节,平时吃个饭都基本上在一起。
刘老爷主要是给领兵打仗的将领家人写请帖,比如罗汝才的叔叔罗戴恩一家、巴桑的妻子梅朵,亦或是比较亲近的如刘九思、李万庆、师成我、何信、李卑,还有像谢二虎这种融入之意非常明显的,都在邀请之列。
当然没邀请的也能来,很多人不被邀请只是因为他们有族人,就比如刘国能那种,一大家子人呢,刘老爷就不捣乱了。
而今年的形势又不同于往年。
这是头一次元帅府既没有在中秋没打仗、而且也没准备过完中秋就打仗、还不担心过中秋被人打,这亲近的将领可就多了。
也是头一次,好几个将来需要倚重的蒙古贵族,如巴图尔珲台吉、粆图台吉、养伤的国师汗都寓居新城,何况还有察哈尔那八位夫人。
在刘老爷心里,这八位夫人啊,有点类似心病。
尽管兄弟仨都定下了要娶蒙古婆姨的事,刘向禹也知道这是稳定蒙古局势必做的一步,但心里就是不太舒服。
这跟二婚关系不大、也跟血统关系不大,但血统加上二婚,就成了刘向禹的心病。
他夜里做梦,总会梦到刘承宗的爷爷,就在黑龙山已经迁出去的老坟地,不知为啥有座庙,总罚他在庙里跪墙角,说以后子孙都是二串子了。
不过心病归心病,做梦归做梦,但这份忧虑刘向禹谁都没跟谁说。
蔡夫人说她们八个还写什么请帖啊,直接提前几天叫到家里来准备,跟着一起招待客人得了。
“不行。”刘向禹说:“就算是要娶,人家还没过门,来了就算客,哪有让客人跟着招待,算什么待客之道。”
“那三娘、柳娘、云娘也没过门,你咋不给她仨写请帖?”
“那是儿媳妇不……”
脱口而出之后,刘向禹才眨眨眼,发现自己周密的思路被夫人捉住了漏洞,只好干笑道:“我当她仨过门儿了呢。”
不论如何,今年整个河湟的军民人等,确实是一派喜气洋洋,尽管各地的消息都还只是报告到刘向禹这,但人们都对丰收有所猜测。
这种好时候值得有一场庆祝的宴会。
然后刘向禹就发现,自己修的这座帅府衙门的时候啊,还是考虑不周了。
不是他眼界低,刘向禹当典史那几年就是米脂的县太爷,很多东西哪怕没享受过也见过,很夸张的就算没见过也听过。
但儿子以饥军起事,走得也不是快活一场就完蛋的流贼路线,所以从一开始,他对奢靡排场就非常克制。
他们一家子对将领、军队、学生都很大方,尤其像杨夫人、曹夫人这种丈夫在外的家眷妇人,每到换季西宁府都有新首饰、胭脂、最好面料的表里衣裳送到家。
但轮着对自己就不是一回事了,到现在一家子不穿绸,如果不算兵衣甲胄和刘向禹的官袍,全家最奢侈的衣裳是承运那身只穿过几天的缎袍。
主持修建这座新城和元帅府,是刘向禹最铺张的一回,就算这样,它尽管建筑装饰和王府一样,但内部实际上仍然是个大号衙门,而且是军府衙门。
七十多间房,单是给卫队住的就有十八间,还有六间是县衙一样三间宽的六衙,格局和放大的县衙一模一样,一进二斤两个厅都是处理政务的,后堂才是居住的院子,实际居住空间并没有像王府一样夸张。
这就导致元帅府在设计上,只有两间可供二十人用餐的偏厅,压根没有考虑摆出八桌以上的宴会厅。
但中秋的夜里,晚上在院子里摆桌又有些凉了,最后才定下把二斤主厅里的陈设都先挪到库房和舆图室,这才顺顺当当摆下十桌,还在一进前厅备下六桌,以防有部将官员来访没地方坐。
对此刘向禹是直呼可惜,他觉得这种主持修建元帅府一般的大宅工程,一辈子也碰不上几次,可能如今有了经验,以后也没啥机会修了。
毕竟刘老爷对元帅府目前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楚,两年之内如果向东进兵,收取陇西,西宁的地理位置及交通环境就不适于管理全境了。
兰州是更合适的中枢所在地,而那个地方有肃王府;即使将来更进一步,打进了关中,那西安自然就会成为新的中枢,那里也有亲王府。
在彻底平定天下之前,他们恐怕再没有像元帅府时期能大兴土木的资本了。
因此这宴会厅的需求,对刘向禹来说基本上是没啥用的经验增加了。
待到中秋傍晚,宾客毕至,待人们落座,刘承宗这才罕见地穿着常服出现在中厅,与众人抱拳打了招呼,这才笑眯眯地坐到主座。
人们见他坐下,知道要说点什么,便俱是翘首以盼,他笑了笑,对众人道:“诸位兄弟叔伯、姐妹嫂嫂,有三年前随我抛家舍业一路西行的,也有到了西宁结伴而行,至今是第三年了!”
“三年前我说过,要带所有人走出一条生路。”
刘狮子深吸口气,抬起头道:“赶在中秋前,河湟五镇二十个乡保、西宁以西七万三千亩军屯田,都把田产报了上来。”
“在西宁以东湟水河谷,十万百姓的六十五万亩种粮田,粮产七十二万六千七百零八石!”
随刘狮子这句话音刚落,元帅府衙门的房顶几乎要被声音掀开,赴宴诸将尤其是从陕北跟过来的将领,纷纷交头接耳鼓掌叫好。
这个粮食产量对湟水河谷来说不算高,但刘承宗脸上带着十分满意的笑容。
他稍顿了顿,继续道:“西宁以西的七万三千亩军屯田,也产了四万七千石粮;到明年开春前,药水河谷还要再开出七万亩灌溉田地,我们在西宁站稳脚跟了!”
在一派欢天喜地中,刘承宗接受着麾下诸将及家眷的敬酒,整个元帅府沉浸在一派欢天喜地的气氛中。
其中今年的湟水河谷的粮食产量,最让刘承宗高兴的是增长了他对均田分地政策的信心。
尤其是在湟水河谷的五镇二十个乡保,因为地主害怕他抢掠,赶在河湟大战前卷起家当主动逃跑,使那里经过完整的均田,人均田地六到九亩。
他们的亩产其实并不算高,地都是一块块分下去,具体到每户按口分,土地贫瘠的地方就每口多分两三亩、肥沃的地方就每口少分一两亩,实际上也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是这个收入。
只有七百多人例外,他们是帅府七个野战营里的河湟士兵和军官,只要有父母、妻子在原籍,乡里同样把这些士兵算作丁口,能多分四到九亩地。
元帅府七个野战营里河湟士兵有四千多人,但因为大部分士兵投降的时候乡里的地已经分完了,所以后期经过了调剂,其有七百多人的户籍还在河湟。
剩下在地方有家口的一千多户,都从湟水河谷搬到俱尔湾,那边有元帅府新开垦的地可以分配,帅府按人均二两狮子票补盖房子的钱,都安置了。
不过跟士兵在地方占人头分地政策相对应的,是这些士兵同时也会失去帅府对成家鼓励的额外月粮。
即便如此,在地方安家分地,带来的收入也比额外月粮多。
本身额外月粮就和兵粮不一样,兵粮固定,但鼓励成家的额外月粮不固定。
最早是依照士兵勋位,最低只有每月十五斤青稞面,但除了兵勋,还会因为驻防位置产生变化,比如南山堡驻防辛苦鸟不拉屎,就会多一些,基本上都按一百斤青稞面发。
还有的地方取得其他食物容易,就会用其他东西替代,靠山近的给茶、在海北海西给盐,还有的地方给烟草和酥油。
这都是陕北老兵才有待遇,后来分出野战和屯牧,开始发军饷,额外月粮就按照士兵意愿,可以折成狮子票、银两、青稞。
但总的来说,不如成家分地给的多。
这意味着湟水河谷十万百姓,人均原粮近一千二百斤,经过加工是八百多斤成品粮……这是非常高的粮食占有量。
对刘承宗来说,这份人均八百多斤的粮食占有量,在成就上的意义甚至超过了战场上正面击败敌军的任何一场胜利。
因为如果田地占有、粮食占有的本身不是人均,那么实际上在农业社会,人均数字就没什么意义。
比如同样是人均一千多斤原粮的占有,把均田后的自耕农换成一个地主家庭和二十个佃农家庭,结果一样,但人的生活水平完全不同。
不算赋税、摊派,只是简略地算下来,佃租一半,地主家庭四个人占了四万多斤,佃农家庭八十个人占了四万多斤,等于佃农家每个人五百来斤原粮。
算下来成粮就只有不到三百多斤了。
当然三百多斤……活着肯定是没有问题。
毕竟家庭一般都有小孩老人,饭量没那么大,一家人在交易、生活物资上会略显拮据,却也谈不上非常坏,至多是没有承担意外风险的能力。
但这是丰收。
这也是佃户必须有牛的原因,他得多佃田,多干活,这种口均七八亩、户均二三十亩的田,佃户很难保证长久生活,至少要佃四五十亩,才能说有个长远生活的样子。
在湟水河谷这样的地方要是佃上一百亩,家里丁口又不多,那在丰收的时候,佃户也能想吃肉就吃肉、想喝酒就喝酒,家里人过年有新衣裳穿,还有肉饺子吃……甚至能培养出个良家子。
学文能考功名,习武能上阵的良家子。
就比如王进忠的老父亲,他们家原本能分到七亩地,但因为有个给大元帅当兵的儿子,家里就有了十四亩地,农忙的时候乡里也会有人帮忙。
当然帮忙不是白帮,乡里不是户户都有牛,一般看每户人口,是十户或五户一头官牛,优先分配给缺少人力的军属和畸零户,共同承担养牛的口粮,耕种的时候用牛,代价就是畸零户或军属的生老病死,其他几户都要帮忙。
官牛生病,必须当日报给乡里,乡里有兽医;如果死了,乡保必须通过急递铺当日报给五镇,五镇拉走牛尸衡量死因,正常死亡与地方无关,其他死亡视情况赔偿一到五两。
有十四亩地的王老爹,在家过的日子就相当于两口之家佃了一百亩地的生活。
这是什么样的日子?一个人守着两千斤原粮,吃是绝对吃不完,冬天的衣裳他也不需要准备,甚至如果不考虑给儿子说媒娶媳妇,王老爹这一年可以每天吃一斤羊肉。
但是在地窄人稠的河湟,有一户人家能佃到一百亩,就说明有十户人家一亩地都没有;一千户能佃到,就有一万户一亩地都没有。
湟水河谷不算山区,只有两万三千户。
均田,能让每个人在正常年景拥有不错的生活,也能在偶发的灾年拥有抵抗风险的能力。
等到宴会在欢声笑语中结束,送走了宾客,承运发现刘承宗和刘向禹坐在厅中,父子二人俱是面色凝重而忧虑,不禁问道:“二叔,哥,咋了嘛?”
“均田。”
刘承宗挑起醉眼:“均田能推行到其他地方么?”
“很难。”承运没怎么饮酒,笑呵呵地摇头道:“远的不说,河湟可不止谷地,谷地南北山区,四十万土民三百万山田,均不了……陇西各地,人手更是不足。”
承运说着往上指了指:“我们二十个乡保的吏员,他们倒是都能设镇,但这最多也就够三四个县,归根结底扎根各乡的人不够,均田不能用本地胥吏,用他们我们连一个县究竟多少亩地都不知道。”
“整个陇西,要用多少人?”
承运被问住了,吞咽口水,看了刘向禹一眼,却见二叔老神在在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他只好道:“按四十个县算,二百八十个乡保,两千八百个乡……”
他说不下去了,这种浩大的工程,工作队要近两万人,单单兽医,就要准备三千人。
却没想到刘承宗并不气馁:“兰州,从临洮开始,用河湟的人均兰州的地,招临洮的乡吏学习后均甘肃的地,十年八年,把陇西的地都给它均咯。”
刘承宗站起身晃晃脑袋,张开两手:“我要让他们提着鞋走在泥泞土路上,要让他们在山风里通过摇摇欲坠的桥梁渡过河流,要让他们有喝不完的苦涩井水和总是漏雨的屋子,还要让每个人都有终日劳作不得休息的贫瘠土地。”
“我要让最贫穷地方的人,活得……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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