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耳目。做心腹，心腹病；做耳目，耳目坏。驾驭他们的办法，是要使之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坏事；
不要让他们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于管束了。
为了防止宦官参政并进而形成专权之势，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对他们加以限制。
朱元璋对宦官的人数及品级进行严格的规定。1367年，朱元璋设置了内史监，品级为正四品，并设有监令、监丞、奉御内使等宦官。
后改内使监为御用监，官品定为正三品，这与汉唐相比低了很多。
洪武二年，朱元璋命吏部制定内侍官制时说：“古代宦官不到百人，而后代宦官竟然多达数千，成为大祸患。”
故吏部最初确定宦官人数为182人。当时规定：内使监奉御60人，尚宝1人，尚冠7人，尚衣10人，尚佩9人，尚履8人，尚药7人等。
虽然到了后来，内侍诸司机构有了更改和增置，但人数还是控制得严格，虽略有增加，但总数并不多。
朱元璋不给宦官立功机会，他规定：宦官专掌内职，不许兼外朝文武官衔，不得穿戴外朝官员冠服。
他这样规定，是因为他始终认为，宦官中好人不多，不能给他们立功的机会。
因为这些小人有功就会骄恣，要让他们知道法令的威严，用法来约束他们，防止他们干预政权。
朱元璋立下规矩，凡是宦官都不许读书识字。又铸铁牌立在宫门，上面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令者斩。”
他还规定，做内廷官品级不许过四品，每月领一石米，穿衣吃饭公家管。
并且，外朝各衙门不许和宦官有公文往来。
有一次，一个在宫内供事多年的老宦官不慎谈论了朝政。
朱元璋知道后异常愤怒，本应将他处斩的。
但念他是资深的老宦官，朱元璋就饶了他一命，下令立即把他逐出宫门遣送回家，终身不得再为官。
朱元璋又制定宦官禁令，规定：凡宦官在宫内相互谩骂、斗殴，不服管教者，视其情节，分别处以杖60、杖70、杖80、杖100等刑罚。
对心怀恶逆、出言不逊的，凌迟处死。同时还规定：知情不报者同罪。
朱元璋始终对宦官存有戒心，他曾说：“宦官这种人，早晚都在皇帝身边，在人君出入起居的时候，利用小忠小信骗取皇帝的信任。
时间长了，必假借威福以窃权，并干预朝政。
久而久之，其势力就不可遏止。”朱元璋对宦官的制约是非常严格而且行之有效的。
在洪武一朝三十多年中，宦官小心守法，宫廷和外朝隔绝，和过去的历史朝代相比，算是家法最严的了。
但是朱元璋有时也会打破自己订立的这些规矩。早在明王朝创立之前，他就时常派遣内使到军中传达命令，而且还派内官去犒赏军旅、访察下情等。
洪武年间，朱元璋还派遣宦官参与核查税课，去西北交易马匹以及出使真腊等国。
在朱元璋的晚年，宦官建制已达到十二监、七局、二司共二十一衙门的规模，内官对外官的监督体制也基本确立。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朱元璋为明王朝正式形成宦官专权局面埋下了隐患。
为杜绝女宠之祸，朱元璋决心严宫闱之禁，以汉唐为鉴，严立家法，杜绝皇后、皇太后参政干政。洪武元年三月，朱元璋命翰林儒臣纂修《女诫》，他告谕朱升等人说：“皇后虽贵为天下之母，但不可参与政事。
至于妃嫔，不过是供奉服侍圣上之人，如果过分宠爱，就会骄恣违法，上下失序。
朕观察历代宫阃，政由内出，很少不成为祸乱的。”
朱元璋还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其他的没有不被女色诱惑的，你们要为我撰述《女诫》，收集古代贤德妇女和后妃的故事来教育后宫的妃嫔，让后代子孙均有所遵循。”
《女诫》中规定：皇后只管宫中妃嫔之事，其他宫门以外的事一律不得参与，后宫妃嫔以下女使的一切费用，包括金银钱帛器用等，都要报给尚官监，由尚官监的内使核实后再支取，有违令者一律处死。
宫人不准与外官私通书信，违者处死。宫人如有病，讲明病状，依病情给药。
外朝大臣的妇人只有初一、十五才能入宫朝见皇后，其他时间如果没有特殊缘由不许入宫。
另外规定：皇帝和亲王的后妃、宫嫔，一律从良家女子中择聘，绝不允许接受大臣们私自进献的女子。
朱元璋还命工部造铁制红牌，上面用金字镌刻后宫妃嫔们应遵守戒律，挂在后宫中以示警戒。
他所以严格规定，是鉴于元朝后宫宫女、妃嫔私通外臣，并让番僧自由出入宫内，大臣也让妇人随意入宫，以致造成宫中屡出淫乱丑闻。
而对于外戚，他听从马皇后意见，对他们严加防范。
外戚主要指皇帝母族和妻族亲戚。
这些人利用与皇帝的亲情关系，常把持和干预朝政以致造成混乱，明代以前的这种教训是很多的。
后来，朱元璋也放宽了政策，规定外戚可以封为公、侯，也允许他们干政，但是却不发给他们铁券。
这样一来，在洪武年间，外戚没有形成气候，更没有形成专权的局面，这无疑有利于明初政局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