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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从《女儿难》谈起
    <b></b>                  《女儿难》在《解放日报》连载后,我获知了不少来自于读者,尤其是来自于女性读者的意见。对于我在这部小说中所显示出来的关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大部分读者是持认同态度的。

    我写的是一个两难于职业和家庭之间的女执法官的故事。作为一个负有相当责任的社会人,她必须忠于职守、克己奉公、坚持原则,乃至于在一定的情况下铁面无私到六亲不认;而作为一个家庭中的女儿、妻子、母亲,她又不能不时时面临着原则与亲情、公务与私事、社会大环境与家庭小氛围之间的矛盾,所以她活得很累、很艰难。当然,也惟因这累、这艰难,才使她的生活显得充盈、厚实、风波叠起、色彩斑斓,她在苦苦地燃烧了自己的同时,也享受到了奉献出光与热的幸福和自豪。

    我自认为我在这个文学形象的身上,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现今职业妇女的追求与困惑。社会发展到愈来愈文明阶段,也便有愈来愈多的女人挣脱了被圈养的囹圄;她们参与了愈来愈广泛的社会活动,也便有7愈来愈复杂的迷茫、焦灼和彷徨。女人不再仅仅为一个家庭和一个男人而活着,于是女人的文化也便带有了更多的社会性。《女儿难》正是试图表现女性命运的这一嬗变,或许也因为此,才引起了女读者们比较普遍的注意和比较强烈的反响。

    自然因为自己也是女性,我对女性问题的研究素来饶有兴趣。近两年涉足小说创作,很顺势地把笔触伸向了女性题材领域。在我已经发表的数部中篇小说中,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是女性,这在我,倒也是始料未及——并非预谋,仅只是多年定向注意的积累终于有了个喷发口而已。

    我曾简要申述过我对女性命运思考的结果。我认为,几千年的封建积淀,造成了女性所经受的磨难甚过于男子这一事实,而愈是杰出的女子,包括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才干超群的,她所面临的逼迫往往就愈多、挑战就愈烈、压力就愈重。文学作品若要真实地反映女性问题,恐怕就难以回避这一事实。我同时还认为,真正优秀的女性,只有在与其悲剧命运作不屈的抗争——无论这抗争以何种形式进行,也无论这抗争是败还是胜——才能充分显露出她所拥有的真善美。所以,一个有良心的不屑于欺世盗名的作家,就必不会用自己的笔抽去女性抗争命运的灵,而只留下供世人享用的肉。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传统型的还是开放型的,中老年的还是青春期的,柔弱无依的还是刚强豪放的,甚至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属于反派角色的,在骨子里都有着一股不向命运低头屈从的“硬气”、“傲气”。我以为,这便是女性世界中最弥足珍贵、值得大书特书的精髓!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似乎并不为女性作家所独有。古往今来的许多男性作家,其中包括许多英名盖世的大文豪,同样对描绘人世间的这一半天地,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他们的许多成名作代表作乃至传世之作,竟也都是抒写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和进一层的思考的。道理很简单不仅仅是因为夏娃本来就与亚当一样占据了人生的一半,而且还因为女性问题乃是社会问题之最敏感、最显露、最直接地牵连着核心的部位,所以对女性命运的探究,足以引发出对社会对人生的最大幅度、最深底蕴、而又永难穷尽的思索来!

    我将以我的笔参与这永无止境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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