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仓一看大伯和二伯来了,肯定要热情地上前打招呼。
其实对于任何一位来看喜的亲朋,大仓都是用这种喜出望外的热情来招待。
二伯一看大仓,也顾不得随礼了,赶紧转身要跟大仓攀谈几句。
却被大哥给拽住了:“你先拿上钱,让人记着你再拉呱。”
二伯一听也对,赶紧掏出二十块钱递给桌子上收钱的:“潘启亮,二十。”
收钱的接过钱,记账的秉海村长在账本上记下潘启亮的名字和钱数。
潘启亮这才往后一退,转过身来热情地跟大仓攀谈。
以前的时候,就是老歪刚坐山招夫来到梁家河的前些年,跟两个哥哥走得不是很近乎。
尤其是大哥和大嫂,完全看不起这个坐山招夫出去的三瘸子。
逢年过节的时候大仓娘在男人这边从来没缺了礼数。
但是大哥和大嫂反应相当冷淡。
二哥和二嫂相对还算热情一点,但从内心里,总是对老三这边有些轻视。
毕竟老三身有残疾,逼不得已招赘出去,他自己的身份在梁家河属于下等人,他老家的人也觉得掉份儿。
至于大仓娘,也不过是个寡妇,带着嗷嗷待哺五个孩子,确实也没有值得别人高看一眼的资格。
二哥和二嫂对老三这一家以礼相待,已经算是很善良了。
只不过到了后来,老三的继子一个个长起来了,尤其老大,感觉很有出息的样子。
就在潘家兄弟的母亲摔断腿,正好赶上做寿的那次寿宴上,老大和老二亲眼看到很多大干部都来参加母亲的寿宴。
这可都是冲着大仓的面子来的。
这让老大和老二对大仓家都高看一眼。
而二哥和二嫂本来跟老三一家关系就挺好,这样一来就更好了。
老大两口子摄于三瘸子继子的人脉厉害,那一段时间跟老三一家也十分客气。
兄弟仨轮流赡养老母亲这事,也得以顺利达成一致并得到执行。
只不过,家里突然多出一个瘫坐在炕的老娘,每天要端屎端尿,热汤热水地伺候着,这让老大两口子十分不好受。
一句话,他们真的很难做到炕前进孝。
每当老母亲轮到老大家,就是老太太的受难季到了。
最享福的是在老三家——这个人人不看好的儿子,居然让老太太享受到了最幸福的晚年。
轮到老二家里,伺候得也还可以。
但是轮到老大家里,那就是恶言恶语,冷汤冷饭的待遇。
即使老太太为了保全老大的面子,尽量忍着不说,但每个人都是长着眼睛的。
每次从梁家河把老太太接出来,那都是红光满面,精神饱满。
可是等到老二再从老大家接母亲出来,明显瘦了一圈,人也萎靡不振。
一看就知道伺候得很差,甚至是受到了虐待。
这个情况后来让大仓娘知道了。
她可是眼里不揉沙子的。
明明老歪坐山招夫出来,其实是接替过世的梁秉仁,对秉仁兄的父母、老婆、子女负责的。
就是说,从父母兄弟同意他坐山招夫的那一天起,老歪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已经没有了赡养义务。
但是大仓娘并没有推卸掉这份责任。
依然像自己嫁给启新一样,对自己的婆婆承担起了一个儿子该有的责任。
这已经是尽到了自己义务之外的责任,已经是相当高姿态了。
并且,即使这是大仓娘份外的责任,她依然对婆婆嘘寒问暖极尽孝道。
连老歪的继子们,对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奶奶也很孝顺。
孩子们在家的时候也都是抢着给奶奶端屎端尿的。
大仓娘认为自己家做得可圈可点。
也就理直气壮。
看到大哥大嫂虐待婆婆,她当然有底气去他们要个说法。
没想到这一去,捅了马蜂窝。
大嫂不但不承认待婆婆不好,还对老三媳妇各种指责。
妯娌俩当初就吵了起来。
大仓娘一气之下,赌气剥夺了老大两口子的赡养资格。
让二哥和二嫂伺候一轮,她伺候两轮。
这个赌气对于大哥大嫂来说,那简直是求之不得。
是你不让我们伺候的,那我们就不伺候了呗。
从那以后,直到老太太去世,大哥大嫂都再没把母亲接来家一次。
老三一家跟老大一家,几乎断绝了来往。
所谓的“几乎”,是指逢年过节,大仓娘才不伺候他们呢,去看二哥二嫂,也不到大哥家了。
但是老太太去世,这事还得兄弟仨一块儿承丧。
把老太太发送出去,兄弟仨还得在左邻右舍的见证下,把丧葬费用结算一下。
就是丧葬费用一共花了多少,然后看看收了多少礼金。
如果礼金不如丧葬费用多,那么差多少,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
如果礼金没花完,剩下多少,兄弟仨也是均分。
原则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老太太这次葬礼,多了好多原先没见过的随份子的朋友。
而这些原来没来过的朋友,偏偏随份子的钱数都很多。
这些拿钱多的朋友,无一例外都是老三继子大仓的朋友。
是他们听说大仓的奶奶去世了,相互之间知道了,就赶过来随了份子。
比方说,老太太去世的时候,家里打电话到车队上通知大仓。
当时是石国良接的电话,他既然得知这个消息,肯定要去随份子。
而他去随份子,不管怎么说孙业霞和建刚,那都要随份子。
建刚随份子,富贵也要随份子。
还有孙延成、孙业富、孙业委等人。
这些人都闻风而动来随份子。
偏偏这些人都有钱,而且每个人都感觉欠着大仓很多人情,所以出手都很阔绰。
本来村里有丧事,不是很亲近的关系,一般朋友的话,拿五块钱就很好了。
那时候即使最能出钱的闺女女婿,每个女婿最多也不过拿几百块钱,已经是顶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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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大仓的这些朋友,每个人都拿了五百块钱。
要知道,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人家办个丧事,收的全部礼金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五百块钱。
而办丧事的费用,也不过就是三五百块钱的事儿。
虽然现在越来越富裕,农民手里有点余钱了,条件好了。
但是一般的农户办丧事,基本还是有一定标准的。
这个标准不是官方规定出来的,而是随着经济条件的发展,各个村里自己约定俗成的。
比方说招待客人的宴席上什么是主菜,几荤几素,喝多少钱的酒,抽多少钱的烟,这些都有个约定俗成的标准。
那时候一桌酒席,基本就是一二十块钱的成本。
即使一个丧事有十桌,加上其他费用,也就是三五百块的成本。
可是潘家老太太的丧事上,突然来了好多有钱人,每个人一出手就是五百块。
这可把村里人给震惊到了。
尤其当时石国良他们来随份子的时候,桌子上记账和收钱的人,一听一个人出手就是五百,当时吓坏了。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
当他们看到这些有钱人真金白银拿出来了,在手里反复点了,记在账上了,这才有点相信这不是做梦。
村里办丧事,什么时候见过出手如此阔绰的人啊!
其实就孙延成、石国良等人,对于下边村里随份子一般拿多少钱,他们很清楚。
只不过就是因为他们欠着大仓人情,而且知道这是大仓继父的母亲去世。
反正他们自己手里有钱,拿几百块钱出来小意思,干脆就给大仓长长脸。
要知道村里办丧事,基本上村里有头有脸的人都要过来主持。
他们多拿钱,村里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看在眼里,给大仓长脸,也让大仓的继父更有面子。
只不过丧事结束的当晚,在村里头面人物的主持下,兄弟仨算账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但凡是村里的头面人物,比方说村委一干人,还有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人,这些人都是明白人。
他们在主持兄弟仨算账的时候,就提出大仓朋友随份子这事。
老太太的丧事,全部费用算下来,花了不到五百块钱。
可是大仓那些朋友,每一个都拿了五百块钱。
这个丧事剩下的钱太多了。
村里头面人物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每人五百随份子的朋友,全是启新继子大仓的朋友。
也就是说,这些人随了份子,其实都是大仓的人情债。
等到这些人家里再有喜事丧亡,启明和启亮肯定不会去随份子。
但是大仓跟人家有来往,那就必须去随份子。
人家一个丧事就随份子五百,大仓再去随份子的时候,肯定不能少于五百。
也就是说,这些钱到时候都得大仓还给人家。
所以主持算账的头面人物就提出,但凡不属于老潘家这边的亲戚朋友,而纯属大仓个人的朋友。
而且是每个人拿五百的这些,都得把钱给大仓留出来。
也就是说,这些每人五百的钱,都得额外拿出来给老三启新,让启新拿回去再交给大仓。
刨去这些纯属大仓个人的朋友,剩下的份子钱汇总,然后再算总账。
主持人这样说,那些共同主持的村委一干人和族里老人,都表示认同这个说法。
老二潘启亮也表示认同,感觉这样是很合理的。
可是,唯一一个不认同的,是老大潘启明。
作为家中老大,他是具有身份权威的。
这份权威就是,在今天葬礼上收钱结束,就是农村所谓的“封丧”之后,所有收到的钱都放在一个箱子里,这个箱子,就交给老大保管。
这是家中老大的权力。
此时此刻,这个钱箱子就由老大抱着。
兄弟仨,以及村里的见证人,都在等着老大把箱子打开,大家开始分钱。
可是,潘启明抱着那个箱子,死活不撒手。
他的理由很简单,箱子里这些钱,都是给自己母亲去世的份子钱。
母亲走了,这些钱就必须由儿子们平均分。
所以,额外拿出那块大头给老三,他不服。
坚决不认可。
主持算账的头面人物见他有点不明事理的样子,只好耐着性子,把道理跟他再说一遍。
其实潘启明不是没听明白,而是见钱眼开。
如此巨额的一笔财富摆在面前,他岂能不动心。
对于主持人的道理,他知道是对的。
但是他绝对不能认可。
一旦认可,几千块钱就没了。
于是瞪着眼对主持人叫道:“我就问你一件事。
现在咱们算账,收的这钱是剩下了。
可是,如果今天算账,咱们收的钱不够费用的,还缺三百。
你说是让老三一个人补上呢,还是由我们兄弟仨一人一百补上?”
主持人毫不犹豫道:“如果收的钱不够费用的,肯定是你们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啊!”
“对,这话是你说的。”潘启明就像抓住了对方的漏洞:
“如果不够,我们兄弟仨平均分摊给补上。
反过来说,如果剩下了,是不是也应该兄弟仨平均分了?”
“是啊,”主持人说,“道理上应该是这样,不管是不够,还是剩下,都应该兄弟仨均摊——”
“哎!”潘启明按住主持人的胳膊,制止他继续说下去: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不管是不够,还是剩下,都应该兄弟仨均摊。
那就不说别的了,看看剩下多少,兄弟仨平分就是。”
主持人一看潘启明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显的见钱眼开无理反缠,怒道:
“跟你怎么说不明白了,按道理说,是应该兄弟仨平分,可是——”
潘启明再次打断他:“没有可是,咱们就按道理办事。”
主持人给气得都要背过气去了。
潘启明明显不讲理,这是要耍赖啊!
其他诸人也纷纷指责潘启明这样不对。
可是潘启明抱着钱箱子,坚决不撒手,坚决要求按道理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