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有此想法的不止王伦一个。这年头，除非真的是在诗词方面很牛逼的人物，否则大家还是愿意早一点见见阎婆惜、孙三四等大家才是正理。两个蜚声开封府的妙人儿，肯定比这几位老夫子有趣多了，恐怕这也是结社要在青楼里举办的原因之一：能吸引人、造大动静。

    当然，场面上的事，中国人都是个中老手，没有人傻得现放着附庸风雅的事不做而去在这时候问候两位大家，虽然他们眼睛都在直勾勾地不停寻人。

    “诸位都知道，数十年间，我们‘同文社’都技压‘嘤鸣社’一头。但自从对方加盟了美成先生之后便声威大震，连续五年夺走‘金明大赛’冠军，彼以一人之力连挫我社，诚憾事也！”

    “金明大赛”顾名思义，是在金明池上进行的一场文人间的角逐。这是开封最著名的皇家园林，每年的三月初一到四月初八对市民开放，届时无论是皇宫贵族、文人大臣，还是市井细民、贩夫走卒，都会争相出动，到金明池嬉戏游玩，一览其风采。

    作为文化人，难免会有以诗会友的场景。写的好的诗词，组织者便集中选拔一百首上佳之作、然后刊登成册，谓之“金明雅集”，为时人传唱。

    入选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宋朝入仕正途之路只有进士一途，考中举人但考不取进士除了荐举、特奏名和广南摄官无他路。

    但是特奏名不好弄。“国朝进士累举不第者，限年许赴特奏名，号为恩科。”大凡宋朝举人能多次参加省试，就有可能享受特奏名的优惠，作为入仕之途。但举人要享受特奏名待遇，需要熬上几十年。宋太宗开宝三年第一次录取特奏名，条件是“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

    从开宝三年回溯十五举，那还是35年前的后唐清泰时期…

    而广南摄官也是有条件的，除了要克服两广地区恶劣的自然条件等，落第士子想考选“摄官”还得和当地“因特恩补授无品散官之人”竞争。在基层任职三至六年后，才有机会转正。

    最好的途径是找到朝廷重臣名士的推荐，那么风雅范十足的《金明雅集》就是一块很充实的敲门砖。

    所以，无数才子、士子都为自己能在雅集上露面而绞尽脑汁。“同文社”、“嘤鸣社”等其实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风气。

    除此之外，登上雅集还有一个现实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在同期举办的“评花榜”的选举中有投票权。每首诗词的作者拥有一张投票权，谓之“荐书”，当期最佳名妓便以票数多寡而定。

    从宋朝开始，青楼中便开始有了“评花榜”的活动。所谓“评花榜”，有的是用各类名花来品评比拟名妓，评选出“花魁”；有的则干脆模仿科举考试的功名头衔来排列名妓等次，也分一、二、三甲，一甲三名自然便是“状元”、“榜眼”、“探花”。

    这也许正是那些在科考中失意的士人，借机对科场和官场**的一种挪揄与嘲讽吧。

    听说金明池上的“评花榜”也是一大热闹景观，评选之日，当地各青楼中的名妓打扮得花枝招展，争相赴会，场面非常热闹，围观者往往成千上万。风流才子与名妓汇于一堂，边饮酒行吟，边品题高下，题写诗词或评语。

    评写完毕，当场唱名公布。青楼女子一旦“中榜”，便会“身价倍增”，郑重其事，场面隆重，这种畸形的选美活动比后世的选美还要热闹。

    矾楼头牌李师师、赵元奴、封宜奴、杨总惜等就是这样走红的，丽香院的阎婆惜、孙三四也是如此。她们的名声与才子们的文笔同起落，所以为了拉票，各家都使了浑身解数。

    考虑到东京近万家青楼，对于这一百票的竞争是很强的。所以登上雅集的作者名利双收是无疑的，像柳永一样吃某家也不是不可能。

    为了入围，单打独斗是不好的，群策群力才能做出好的作品，入社便成为很时髦的东西。

    比如现在。

    当“同文七贤”的那位侃侃而谈时，旁边便有知情人说：“那位周邦彦凭一人之力连年挫败‘同文社’，也是了得的。这次有贺梅子坐镇，倒会是好一番龙争虎斗----贺、周齐名，而且贺还排在周之上么。”

    于是有人附和：“清真居士以格律著称，贺梅子兼具苏、柳之长，二人确是对手！”

    他的话获得众人认可，更有人算一笔数学账：“再有小坡先生加盟，以二胜一，这次稳操胜券了。”

    “不然”，有人泼冷水：“账不是这么算的----小坡先生以文见长，于诗词一道却与东坡先生有天壤之别，止取名耳。而贺梅子才情虽然动人，青楼鸳梦之道却不如美成，我看‘同文七贤’想借他们之名气压‘嘤鸣社’，有点玄。”

    也有人往积极的一面想：“不过若非贺梅子，天底下能盖过清真居士的人只怕难寻！丽香院和同文社下血本找他坐镇，也是有眼力的。”

    于是大家都点头。

    宋初，婉约派词人大行其道，以柳永为首进行全面革新，由花间词派脱胎出婉约派，可为第一个里程碑。

    苏轼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和文学地位，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弱化了词的音乐性，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的抒情文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使宋词进入鼎盛时期，也创建了另一重要派别“豪放派”，成为第二个里程碑。

    苏轼去世后，他的直系亲属，包括徒弟们，均没有继承豪放派遗风。被誉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苏门后四学士”的李格非、廖正一、董荣、李喜，这8人全部投入到了婉约派的怀抱中。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更是成为婉约派的代表人物。

    不要以为李清照那首《夏日绝句》中有“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之句，便能证明此女豪放才气并不输于苏轼。可翻遍李清照所有诗句，除此之外，仍旧是“莫道不**，人比黄花瘦”影响最大。李清照甚至还用一句“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来讥讽他这位师爷。

    无他，因为豪放词很多时候确实不是用来唱的，或者说唱不好。

    因为那个时代能让诗词传唱的，最多的出自青楼歌妓，但是豪放词不好唱，因为不应景----来青楼的，都愿意软玉偎香，谁还想着慷慨激昂？有病么。

    俞文豹在《历代诗余引吹剑录》谈到一个故事，提到苏东坡有一次在玉堂日，有一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nbp;&nbp;“我词何如柳七（即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棹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

    北宋末年，特别是哲宗、徽宗时期，因为元佑党争导致词坛一片萧条，而周邦彦异军突起，以格律谨严著称，婉约派重震山河，他也因此为宋词第三个里程碑。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

    因为他精通音律，语言又曲丽精雅，所以他的词适合传唱，尤为青楼所喜。所以尽管贺铸的词作也很优秀，但在传唱度上，他不如周邦彦。

    东京名妓李师师慕其名声，鼓动矾楼与“嘤鸣社”花大价钱聘其为长驻。有名家作词，有名妓传唱，此一结果是矾楼名声如日中天、“嘤鸣社”也成为后起之秀直追“同文社”。

    丽香院位于南城，以国子监的那帮文人为主要服务对象，虽然比之北城的矾楼要逊色一筹，好在与“同文社”只一墙之隔。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在穷酸书生眼里，这里的姑娘已经是天仙般的存在了。要不是想借矾楼的李师师名利双收，刘高和王伦昨天晚上去的应该就会是丽香院的。

    才子佳人，遂成风月，这也是丽香院赖以生存的基础。现在“同文社”产出质量不足，新词都是从矾楼那里出来，无怪它们急了。

    今晚就是“同文社”与丽香院共同举办的狙击动员大会。

    好不容易结束废话进入“正题”时，王伦已酣睡。好在他一向睡觉时安稳，倒不虞有突兀酣睡之声。

    “…为此，我们请来阎婆惜、孙三四两位姑娘为词社开社壮行。相信有贺梅子先生和有小坡先生坐镇于此，有名士佳人，定不让清真居士专美于前，亦是我同文社与丽香院不世之遇。即日起至立冬，与社同仁将共同评点出百首名作，刊以成册…若是诸位没有意见，我们就商讨下细则…”

    口沫横飞中，不止一人昏昏欲睡。这老夫子，很多人来这里可不是听这些没营养的东西，快些进入正题才是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