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内容算是一个插曲，似乎这个插曲与我们要说的所举三个示例器物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的性质用途又有什么关联呢？其实不然，通过这个小插曲意在说明，张政烺把出现在商周时期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说成是数字组合而称之为“数字卦”，无疑如同他把麋鹿角枝上的刻纹说成是数字易卦的错误说法那样。正如张政烺对“安阳四盘磨村卜骨”上的刻辞的解释说法的错误一样，那么，对于出现在“安阳四盘磨村”这一骨头上是何字，何意还没有弄清楚，又怎知这几个文字与“六联体”的符号是个卜筮的结果记录呢？对“安阳四盘磨村卜骨”上的“刻符”和“刻辞”，既不是“数字卦”和“卜辞”的说法，也不是“易卦符号”和“占筮”的结果记录。

    接下来我们接着看另外两个示例器物之一：即河南安阳出土“卜甲”（即“引用资料（一）”里的“卜甲”图片）。此龟甲上既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又有两个文字。下面图片就是：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这一龟甲上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和两个字，我们从图片上看到这一“六联体”符号是两个基础符号“十”与“∧”所组成，这一“六联体”符号就是六十四画符号的早期组合写法里的一个符号而已。这一卜甲上的两个字是“贞吉”无疑，那么，这一龟甲上的“贞吉”二字与一个“六联体”符号，是否是如“数字卦”说者所认为的占筮记录的结果呢？对于这一龟甲上的“刻符”，无需多说，它既不是“数字”组合的“数字卦”，也还不是“卦符号”。前面我们已经论述这种“六联体”的符号，就是一套符号而已，至目前还没有证据证明这套符号在《周易》成书之前（即西周和商朝时期）已作为占筮的工具使用。即使如这个龟甲上出现“贞吉”二字，也无法证明这一龟甲上的“六联体”符号是个卜筮之用的记录，因为“贞吉”二字，不是“贞卜”之意，也不是“卜吉”之意。单凭“贞吉”而字就要证明出现在这一龟甲上的一个“六联体”符号是个卜筮工具的记录，则是很牵强的。本身“贞吉”之意，不是“卜问吉祥”，而是希望或祈福吉祥的意思。《周易》一书里不凡有不少“贞吉”这一词语的出现。《周易》里的“贞吉”二字，其意多是“正确”的判定语，是“贞凶”（指错误结果判定词）的反义词。《周易》里的“贞”字一般是指将来、未来的意思。在甲骨文里的“贞”字，也不代表占卜的意思。即使甲骨文里的“卜”字，正如某位学者的认为：“卜”的意义应该是更广泛些，有记载、记录，甚至可以有推断、预测等全方位的意义。那么，这一龟甲上的“刻符”与“刻辞”的含义实与引用资料（六），即“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上出现的三个“刻符”和三句“刻辞”的用意一样。接下来我们再看所示例器物的最后一个上出现的“刻符”与“刻辞”，即“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h11·85)西周时期卜甲”上刻有一个“六联体”符号和五个文字的关系。下图则是这一“卜甲”摹本：

    (因无法上传图片，故略)

    这一龟甲上的一个“刻符”也是一个“六联体”的组合符号，无疑问是六十四个不相同的“六联体”符号里的其中之一。只因这个“六联体”符号同样是有基础符号“十”与“∧”所组成。而这一龟甲上出现的五个“甲骨文字”如何来释文呢？最早释文为“曰：其矢□鱼”(见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张政烺在《试译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里则这样说道：周原卜甲第85号，见徐锡台摹本。卦下有“曰其”二字，另一行有“□□既鱼”四字。（张政烺文集论易丛稿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页）

    而今在网上看到的释文则有“曰其亡咎既鱼”，“曰其无咎既鱼（吉）”，“曰其亡咎既（即）鱼”等。可从摹本来看，应是五个字，而不是六个字。

    我们认为这五字则是：曰其大既鱼。单凭这几个字很难明白是何意思，本身出土的甲骨文字，有很多还不能释读，即使所认为被释读的甲骨文字还在不断地被推翻。不过从这五字里有“鱼”来看，应与祭祀祝愿有关。上古对“鱼”具有很明显的生殖崇拜意义。从考古发现很早人们就将与鱼相似的图纹刻划在生活器皿，或祭祀工具上以寄托对生育繁盛的期望。《周易》“姤”文里有“包有鱼，无咎，不利宾……包无鱼，起凶”这些句子。通过本文来看，厨房里放鱼，显然是祈求怀孕生子有关。在《姤》文里“鱼”是祈福怀孕的象征。那么，这一“卜骨”上的文字无疑与祈福有关，而不是卜筮的记录。

    以上通过对“陕西扶风齐家村卜骨”；“中方鼎”；“安阳四盘磨村卜骨”；“河南安阳卜甲”（即“引用资料（一）”里的“卜甲”图片）；“陕西岐山凤雏村出土的(h11·85)西周时期卜甲”这些出土的器物上既刻写有“六联体”符号，又同时刻写有文字内容的分析,均不能证明是“筮数”（即所谓的“数字卦”）与卜辞的说法；那些“六联体”符号与刻辞自然也不是卜筮的记录。既然这些“六联体”符号不是数字组合，也就不能称之为“筮数”，也就不能命名为“数字卦”，更不能称为“易卦符号”。总之，这些“六联体”的符号出现在商周时期的不同器物上还不是做为通神的卜筮（算卦）工具。并且商周时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多是没有刻辞出现，既有“六联体”符号，又同时有刻辞的所占比例很少。况且一次将十几个“六联体”符号刻记在一种器物上，若认为是卜筮的记录，显然是解释不通的。如1987年9月，陕西省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一农民在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这一“陶罐”标本时间，被认为是西周时期。此陶罐肩部饰两周弦纹，弦纹之间又用双斜线界隔成十格，其中九格内各有一个“六联体”的刻符，另一格内有两个“六联体”的刻符，共出现十一个“六联体”符号。而对于“陶罐”上出现的“六联体”符号用意，有研究者则这样解释：“由于双斜线界格向右倾，从视觉心理角度看，应该向右按逆时针方向确定卦序（徐锡台先生也是这样做的）。何卦为首？若从小畜卦起向右读，则十一个卦的卦名恰好构成一句祈求富贵的吉语：”小畜（蓄）否，大有夬（官），乾（钱）益大畜，解困，睽（贵）家人。”这句吉语构思巧妙，对仗工整，前后呼应，反复表达了求富贵的愿望。我们认为，这才是古人把这十一卦组合在一起的真正用意！”（选自朱兴国《三易通义》，齐鲁书社2006年11月版）

    这种解释倒是有点意思，这一陶罐上刻记的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却不是卜筮的记录，应是与许愿求福有关。但这是否如朱兴国在《三易通义》里所言的那样，却有待商榷。出土陶罐肩刻的十一个“六联体”符号，若是依照今本《周易》里所用的“六联体”符号比对（依照描摹的顺序），那么，这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就与今本《周易》里“乾”、“益”、“大畜”、“解”、“困”、“睽”、“家人”、“小畜”、“否”、“大有”、“夬”（guài)所用的“六联体”符号相同。

    对于这一陶罐出土的说法是“1987年9月，淳化县石桥乡石桥镇农民吴飞在镇北取土时挖出一西周陶罐。陶罐发现于地表下3米深处,出处土质混杂,土内偶见细绳纹泥质灰陶器残片和交叉细绳纹夹砂灰陶器片。据挖掘者谈,陶罐出土时口朝上,略向西偏斜,罐内容黄色泥土。这一陶罐是否是墓葬里的随葬品不得而知，其时代一般报道说是西周时期。从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的刻写组合来看，已不同于西周前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写法，即不是以“十”与“╱╲”这两种符号作为基础符号组合成的“六联体”，这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组合写法是由“━━╱╲”构成。虽然写法与西周前期不尽相同，但其意义完全一致，即还是那套符号而已。所以从这一陶罐上的“六联体”符号写法来看，这一陶罐的时代当是西周后期的东西。若是这一陶罐的制作时期，《周易》一书已经产生，那么，这一陶罐的制作者以《周易》里所用十一个“六联体”符号代表着十一个名称，隐喻着一句祈福内容意思，则是可能的。那么，按顺序则是：“乾（钱）益大畜（蓄），解困，睽（贵）家人；小畜（蓄）否，大有夬（国guai）”。这句话也就寓意着“钱财益多多的积蓄，摆脱贫困，富贵家族；小积蓄的不要，钱财多的应富可敌国”。虽然这只是个猜测，但淳化陶罐肩部界分为十格，刻写有十一个“六联体”符号，却不是卜筮的记录，因不可能同时为某事而十筮以上。从刻划的艺术效果来看，也不像是装饰性的纹饰。因此我们认为，淳化陶罐应是西周晚期民间使用的陶器，所刻“六联体”符号，是寓意着祈求财富的愿望。这与西周早期出现在不同器物上的“六联体”符号的用意应是一脉相承的，即属原始符号拜物教的孑遗。

    在西周之前这些“六联体”符号还没有成为算卦的工具，而是被作为神秘符号崇拜使用而已。不但这一陶罐上所刻的“六联体”符号就是此意，而且还有出土的西周陶簋上刻写的图画和神秘符号以及几个“六联体”符号，也说明了这一问题。我们前面已举例过“西周陶簋图画”摹本，据报道“2002年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为配合工程建设，在洛阳火车站以南的唐城花园发掘清理了70多座西周时期的贵族墓葬，其中一座编号为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