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孝琬除了不久之前的封爵之外，还官居殿中省尚乘奉御，恰好是五品官职，因此得预朝班。

    昨夜至尊着令中书省传抄祖所献文书并发于诸司，高孝琬恰好留直省中，也想从旁人口中了解一下他们北齐社稷因何而亡，因此便连夜阅读一番。这一看却从中发现一桩与自身关联极深的秘事，苦苦按捺整夜，今早见到祖居然也参加朝会，于是便连忙上前询问。

    祖没想到第一个对他所作文章表现出浓厚兴趣的竟然是一个前齐宗室子弟，多多少少有点被捉贼当场的窘迫感。

    不过再尴尬的情况他也有所经历，很快便恢复如常，向着高孝琬抱拳说道：“要让高奉御失望了，下官如今新录省事、得列朝班，退朝之后便要归署述事，实在不敢滞外不归。”

    高孝琬闻言后不免大失所望，他见祖转身便要离开，情急之下便上前去一把拉住祖的衣带，并又疾声问道：“祖君虽无闲暇，但说几句话的时间总该会有。我想请问祖君书中所述先父遇难之时情景是否属实？当真是因杨遵彦、崔季舒此二贼先后弃奔，才使先父无从躲匿，遂亡贼人刀下？”

    祖原本还以为高孝琬是要因他书中对北齐政权与人事多有贬低，所以才要当面质问，待听其只是询问其父遇刺时的细节，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但旋即又有些奇怪的说道：“大王、奉御竟然不知此事？”

    高孝琬闻言后便摇了摇头，神态黯然道：“家父遇害当年，我才只是一黄口小儿，骤闻天崩、心已纷乱，无暇有顾其他。事后许久才渐知家父乃为贼奴所害，内中隐情细则，一直无人相告。”

    很多人通常会有误解，就是越是年代相近之人，便越能知晓当时人事真相，实则不然。尤其是在涉及到统治阶级上层的人事变革，越是身处当时越是迷雾重重，容易被一叶障目。

    高澄遇害时，他的儿子们全都年幼，就连父亲的死讯都是辗转得知，至于内中的过程细节，既没有人跟他们详细讲述，他们在当时也没有去细作打听的意识。

    所以高孝琬并不太清楚父亲遇刺的细节，也是在看了祖对当时情况的描述之后才知道父亲遇刺时还有几人在场，而且观其行文似乎这几人还要为他父亲的死亡负上一定的责任。

    听到高孝琬这么说，祖便越发淡定了，于是便叹息说道：“下官旧曾事齐廷，对齐国人事所知亦深，知其衰亡之理，当时世道难容诤言，如今倒是可以不讳言之。齐之衰亡，一大缘由便在于主昏臣佞。

    令尊遇害之时，曾共陈元康、杨遵彦并崔季舒密谋室中，贼奴行刺时，杨遵彦夺门而逃，崔季舒匿于厕格，拒人再入，遂使令尊无从躲匿，虽有陈元康以身相护，终究难免身死当场。

    下官当时在直署中，因受陈元康所托入内代书后事，所以对此内情所知甚详，而今所述俱是当时所见所闻，绝无虚假。不知这番回答，有没有化解高奉御心中疑惑？”

    高澄遇刺的时候，正是高氏准备篡取东魏政权的关键时刻，尽管有高洋及时妥善的处理善后，避免了局势进一步的恶化，但高澄的死讯也是秘而不宣、过了好久才公开。包括与之一同死亡的陈元康，当时还做出将其委派出使的假象。

    祖当时因受陈元康委托为其书写遗书，故而算是当时为数不多第一时间便知悉内情之人。也正因为消息的隐瞒，才让他有时间从容到陈元康家中做了好几票。

    对于自己中饱私囊、辜负友人所托的丑事，祖自然不会多说，但是高澄遇刺的这一桩旧事却被他重新翻出来叙述一番，就是为的论证北齐亡于主昏臣佞这一点。而高澄与崔季舒，便是一个主昏臣佞的代表。

    高澄识人不明，奴仆心生杀机仍然没有察觉，竟还一直留用身边。至于崔季舒，那也是高澄一直信任有加的心腹之士，崔季舒也是极尽阿谀逢迎之能，竟然还曾奉高澄之命殴打当时的东魏皇帝孝静帝，结果等到高澄身遭刺杀的时候，居然自己弃主而逃。

    在这件事情当中，祖还发挥了一贯以来的风格，小小的艺术加工一下，行文暗示其实高澄也有机会躲入厕格从而避开刺杀，但是被先入的崔季舒拒之在外。

    这样的加工，无疑是让主昏臣佞的效果更加凸显出来，同样也放大了崔季舒在此事当中所负的责任。

    同时崔季舒在天保一朝一样也深受重用，由此又暗指此事与齐主高洋都脱不了干系。毕竟高洋从头到尾处理此事，必然是清楚崔季舒在事中表现，即便如此仍然还重用崔季舒，当中的缘由大家就自己思量吧。

    所以真正的阴谋论绝不是浓墨重彩的去牵强附会、罗织各种似是而非的线索证据，行文落笔几个字词的改变，就足以给人带来极大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