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卡尔教授看来，何锐与卡尔教授自己，以及希特勒、鲁道夫·赫斯等人一样，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为了实现自己的信念，何锐可以付出一切。

    此行之前，希特勒请求卡尔教授搞清楚中国的底线。中国是一个7亿多人口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能够向德国开放，德国经济可以在几年内完全恢复。

    卡尔教授尽力而为，何锐也非常坦率。通过方才的交流，卡尔教授觉得自己搞明白了中德双方的最大分歧就是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分歧其实在去年瑞士洛桑会议时候，中国外交部长李时光就说过同样的话。

    何锐方才举了日本的案例，这让卡尔教授再次确定何锐没有开玩笑。何锐是个冷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在日本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确与日本之间的确构建起了良好的关系，在日本革命之前，何锐则是军事打击配合经济手段，把日本整的生不如死。

    即便如此，卡尔教授还是问道：“主席先生，你认为现阶段中国与德国的贸易能达到什么程度？”

    何锐很坦率，“现阶段中德的贸易范围，中国必须顾及法国的感受。”

    中法合作是当下中国的国际地缘政治的支柱之一，何锐单纯在用实用主义的态度运营中国的对外贸易。在何锐眼中，德国对中国的重要性远低于法国，所以中德贸易必须服从于中法关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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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教授见自己的努力完全不见成效，只能放弃。他问道：“那么中国也会发动战争。”

    “不！”何锐果断的摇摇头，“殖民主义者，压迫者们会主动向寻求正义解放事业的人民发动战争。我们无需主动发动战争，战争会如同成熟的苹果一样，主动砸到我们头上。”

    卡尔教授看着何锐自信的神色，无奈的摇摇头，“主席先生，您现在看上去就像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我很想知道，您的自信到底从哪里而来。”

    面对这个质问，何锐自信的答道：“中国在长达20个世纪中，都是世界制造业中心，这并非偶然。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是一种必然。我所做的只是结束了中国的混乱，重塑了中国的政治制度，扫平了中国继续发展的障碍。只要没有各种阻碍，中国会自然而然的重新开始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技术积累，以及随之而来的科学突破。这不是自信，只是必然。”

    谈到这里，卡尔教授起身告辞。他觉得中德两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合作可能性已经基本确定。如果还有下次对谈的话，必然是中德两国发生了足以改变战略改变的大事。

    看着卡尔教授的背影消失在门外，程若凡叹息一声，“唉！”

    会议室内的众人看过去，程若凡见大家都看过来，苦笑道：“我看着卡尔教授，总感觉教授现在的心情和我十几年前差不多。心里挺难受。国家战略上走投无路，就是这么无奈。”

    此言一出，包括何锐在内的众人都有些共鸣。中国从1915年后的变化太剧烈了，以至于许多在其他时代会被视为惊天动地大事的变化，在这15年中显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然而亲眼看着卡尔教授极力想为德国获得战略上的机遇，这样一位出色的地缘政治学者都差点没忍住，想对何锐请求帮助。对于经历过中国最低谷时期的众人，自然心有戚戚焉。

    李润石基本是24年后才成为政府的一员，心态倒是好了许多。他问道：“主席，德国除了战争手段之外，别无他法么？毕竟你也已经告诉卡尔教授，未来德国可以不用先挑起战争。如果希特勒真的是一个值得卡尔教授追随的领导者，我认为希特勒有能力拖下去。”www..cc

    何锐摇摇头，“道理的确是这样。但是德国的优势在于陆军。英国会允许德国恢复陆军，却不会允许德国全力发展海军。那么，德国会接受英法的领导，把德国陆军当作雇佣军，派遣到海外作战么？如果德国不肯接受英法的领导，德国越强大，对于欧洲的威胁就越大。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与其等英法让利，还不如主动出击，直接靠军事优势击败敌人，把利益先拿在手中。这才能掌握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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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润石点点头。他认为何锐是一个非常注重主动性的领导者，“等靠要”从来不是何锐的考虑方向。掌握主动权之后再利用主动权与对手进行利益交换，这是何锐的作风。不仅李润石这么看，欧美专家们对何锐的分析文章也是同样的看法。所以李润石又问道：“主席认为希特勒是一个非常具有主动性与进攻性的领导者么？”

    何锐觉得李润石抓住了重点，便对其他同志解释道：“希特勒是一个非常主动性的人，他不肯让自己处于被动状态。正是这样的性格，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德国人民的认同。在哪些德国人民看来，德国的旧模式已经彻底崩溃，非得有希特勒这样坚定不移，主动进攻的领导者，才能带领德国走向胜利。”

    吴有平觉得何锐的描述完全契合了自己的感受，因为吴有平自己就是把自己的所有身家寄托在何锐身上。何锐的果断与冷酷在普通人看来或许非常可怕，但是在吴有平看来，这都是优点。事实证明，吴有平所期待的，何锐都实现了。吴有平不敢去期待的，何锐也都实现了。在这种混乱的时代，拥有强大实力的政治强人无疑是国家安泰的保障。

    在吴有平看来，德国的文明水平不如中华文明，但是德国民众的文化水平或许比中国民众还高一点。所以德国民众选择希特勒不仅不稀奇，反倒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此时，就听程若凡问道：“主席，纳粹党在29年前的影响力非常有限，29年后一飞冲天。这么看的话，一切都是经济问题么？”

    何锐点点头，“人类社会的主要活动都与经济活动，希特勒能够上台，是因为他敢于面对德国的经济问题，并且针对现在德国的环境，提出了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这次卡尔教授前来，虽然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却还是提出了期待中国向德国全面开放市场的试探。若凡，我很同情卡尔教授。”

    程若凡听到这话，又是叹息一声。卡尔教授方才的高格调的战略讨论，让程若凡确定自己到现在也不具备卡尔教授的学术水平。但这种高格调的讨论让程若凡理解到了自己当年为什么会心浮气躁，不管做什么都会觉得哪里不对头。

    即便程若凡当年的战略素养并不足以解析中国面对的战略问题，但是程若凡哪怕是靠碎片化的零散知识进行推演，总会感觉中国在任何方面都找不到出路。那种绝望与无奈不断消耗着程若凡的心力，出现百爪挠心般的焦虑反倒是正常的反应。

    现在程若凡就不会这么焦虑。虽然他每天的工作很繁忙，为了完成KPI，如同戏剧《白毛女》里面的黄世仁穆仁智一样询问各种进度，并且时不时的训斥干部。不管表面上如何，中国的战略局面对中国十分有利，程若凡就不着急。具体工作，时而快点，时而慢点，总的来说都在预期进度内。这种事情很烦人，却不怎么烦心。

    带着同情的感受，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程若凡问道：“主席，假设不存在法国的影响，我们有没有和德国全面经济合作的空间？毕竟德国是内燃机时代的先行者，技术方向很有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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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锐想都没想，立刻答道：“存在一定的技术合作可能性，不存在全面经济合作的可能性。我觉得你方才所说的是德国的技术优势。经济与技术并非是一回事，与德国相比，苏联的技术相对落后，可苏联能够与我们进行全面的经济合作。我们需要的原材料，苏联可以提供。我们需要的消费市场，苏联也能够提供。我们与苏联之间的问题，是基于经济合作基础上的进出口额度不对等问题。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们扩大对苏联的进口，允许苏联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定价权。如果这些还不够，我们向苏联转让一些技术，然后从苏联进口重工业品。譬如，我们现在为了快速提升发电量，就从苏联进口大量的发电机组。一个苏联的发电机组，就能买我国几十列火车的轻工业品，贸易就平衡了。若凡，你觉得德国有能力与我们进行全面经济合作么？”

    “……原来如此！”程若凡缓缓点头。

    总理吴有平见讨论起这样的问题，索性问道：“主席，我们要针对德国经济制定什么限制么？”

    “对于德国商人投资中国，不用设置限制。对于中德贸易，其实不用特别设置限制。现在德国能够进行的基本都是以物易物的贸易，并不走银行。现阶段我们对于大型设备的需求会有一个新的发展，法国已经吃不下来了。既然法国的产能满足不了我们，我们也可以接受从德国进口。”

    吴有平的想法与何锐的差不多，他之所以问，只是想听听何锐的看法。既然没出现特别的分歧，吴有平自然有办法处理。

    此时也已经聊了不短时间，对于在座的诸位来说，这已经足够。见同志们要回去，李时光问道：“主席，接下来对于外交方面需要冷处理么？”

    何锐点点头，又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便对吴有平叮嘱道：“德国开始搞种族主义，会出现迫害德国科学家和专家的事情。根据我们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通过我们的学术机构向那些会遭到迫害的专家们发去邀请信，请他们到中国来讲学，或者加入我们的各个研究中心与实验室。”

    众人听到这个安排，都是精神一振。吴有平甚至露出了笑意，专家这种存在，有多少都不嫌多。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对于专家的需求的大缺口将在长期内存。只要有真本事，中国可不禁欢迎德国专家，更是欢迎全世界的专家。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此事做好。”吴有平果断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