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眼见进入7月，中央集体度假。前往目的地的火车上，何锐与李润石正谈着，“总理最新的文章极佳。我都在想，或许该让你去党校当个副校长。”

    “我也是看到一位在越南的工作的同志写的报告后有感而发。”李润石有些许感慨。

    “你说的是叶圣陶么？”何锐问。

    李润石点点头，“既然主席也关注到这篇报告，难道就不写点什么？”

    “该写的早就写过。现在我只想一件事，尽快让中国进入工业社会阶段。他提出的不少看法还是旧时代文人的传统看法，要是让我写，只怕就会批评。我个人很认同叶处长的情怀，不写也罢。”

    李润石一愣，何锐这话倒是颇有意思。他看到那篇报告后，也调了当地报告。叶圣陶在当地撞人的事情并不严重，即便放在国内，因为具体事实不清，更没出人命，只能根据撞人后的责任划分来定责任。李润石对此还稍稍研究了一下国内的法律建设，对于政府的司法体系有些感慨。

    至于叶圣陶的那件事里，也有些令李润石感慨的事情。那个年轻的孩子叫黎良，因为粉碎性骨折，治疗之后也留下了残疾，叶圣陶就安排黎良到中国留学。而叶圣陶去黎家说明此事，黎家感恩戴德，却请求叶圣陶让他们另一个儿子替代黎良去中国留学。

    叶圣陶做人十分方正，虽然能理解黎家的选择，却告诉黎家家人，“被车撞的是黎良，所以我只能救助黎良，所谓替代的事情不必再提。”

    也许是黎家人觉得叶圣陶人太好，而且在农业社会看来，残疾人的价值大大降低。所以黎家还玩了点小把戏，先是逼着黎良主动向叶圣陶说，他愿意让他的兄弟获得读书的机会。叶圣陶依旧不接受。后来叶圣陶带人去接走黎良的时候，黎家家人还把黎良藏起来。最终，叶圣陶依旧用道理和正气使得黎家接受了现实。而叶圣陶其实不用这么费事，只要给法国殖民警察局发句话，黎家就会在暴力威胁下乖乖将黎良交出来。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但是这件事的经过，以及叶圣陶因此生出的想法，给了李润石相当的触动。而李润石的文章正是以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的对比展开，甚至在其中也加入了对两种社会的“道德”进行的比较。

    此时是去度假，气氛轻松，李润石问道：“不知主席认为该批评的地方在何处？”

    “我们中国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必然要输出文化。这些文化中包括思想、制度、技术等等。我认为，更有说服力的词，应该叫生活方式。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会非常多，基于地理、气候、环境，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都会不同。就如中国，北方漠河的生产方式，与南方海南岛的生产方式肯定不同。基于生产方式的不同，生活方式也会有很大不同。但是中华文明正是在各种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个相对的平衡。这就是中国的生活方式。我认为叶处长的理解没能到这个格局。”

    李润石点点头，生活方式的确是文明的大事，不过叶圣陶理解不到这个层次……也不是大事。

    何锐继续说道：“更高一次，是他对工业社会的感悟和理解。工业社会自然有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叶处长对工业社会的感悟有着明显的农业社会的思路。

    在工业社会，社会制度，法制水平，管理水平已经与广大人民息息相关。人民群众对于工业生活生活方式的要求比农业社会高，而且要求非常紧迫。爹味政治在农业社会很合适，在工业社会就不合适。”

    李润石再次点头。何锐这话真不是诛心，也没什么恶意。从何锐的角度看，他不写点东西还真的是保护了叶圣陶。

    “主席，更高层次呢？”李润石主动问道。

    “李总理在文章中阐述，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是承载巨大财富的载体，这个判断看透了工业社会的本质。正因为工业社会的这个特点，才出现了工业社会这个精妙运行的机器本身就在创造出不安以及不稳定。

    把社会看成一台机器，精度越高，不稳定性越大。比如，一个城市的电力系统如果出了问题，影响的就是这座城市里面百万人口的生活。而一座城市的生产生活紊乱，会连带影响这座城市所参与到的社会各种产业链的运行。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工业社会中十分明显。当然，工业社会具备不稳定性的同时，又具备了自稳定性的特色。这种影响反过来又会造成产业链的调整，为了剔除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工业社会强大的生产力会选择剔除不稳定因素。具备不稳定因素的城市会被边缘化，反过来造成了对这座城市的影响。”

    李润石再次点头，他原本就觉得何锐这家伙有种与众不同的感觉。他曾经觉得或许是因为何锐在日本这个亚洲最先进的工业国生活过很多年，因为生活环境的影响，造成了何锐的与众不同。

    但现在李润石觉得自己这个判断是错的。如果要用这个理论判断何锐，何锐得在远超当下世界水平的社会中生活过很久，而且在那个社会里，何锐至少也得学有所成，才会呈现出与当下的世界大大不同的思维。因为何锐阐述未来时候表现出的不是“推演”，而是理所应当。

    此时就听何锐继续说道：“叶处长是一位非常注重社会正义的人，我对此很赞赏。但是他提出的社会正义更多的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旧时代的思路。我不认为他所说的正义不对，但是他的那个期待方向不够唯物主义。譬如，交通事故是有一定的解决办法。随着科技进步，会出现摄像头，以及信息储存设备。在广大的范围内，以及各种车辆载具上，会有这些设备。虽然不能说解决100%的问题，至少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工业化的生活方式，或者说中国生活方式，就是正义最好别迟到，而是尽快早点到。

    除了这些之外，我非常认同叶处长经过这件事之后更加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事实证明，帝国主义要完蛋，那么中国走这条路，也会完蛋。国内民众以及党内同志，不少人都觉得中国是世界上的特殊存在。我当然承认中国的独特性，但是帝国主义这条路，几百年来那么多国家走过，全都完蛋了。中国再独特，也没有独特到物质世界专门给中国创造一套规则的程度。”

    李润石听得心情愉快，“正是如此，正该如此。不过主席，叶处长对于社会不公平的看法，是不是比社会正义更高级别的问题？”

    何锐点点头，“社会公平问题分层次。反帝反封建所追求的就是某个层次的公平，这种不公平可以通过革命，通过社会制度，通过法制水平提升来解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流传了这么久，证明了人民未必愿意这么对待自己，但是肯定愿意这么对待别人。这就有着充分的群众基础。”

    “哈哈。”李润石被逗乐了。何锐那种与众不同的感觉，让他说起这些很残酷事情的时候往往非常轻松。正因为何锐懂得这些看法多残酷，所以他的轻松有时候真的令人感觉想笑。但李润石觉得在何锐的看法中，肯定有更难逾越的不公平。

    “国家是占据优势地位的阶级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阶级性是国家的主要属性。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那么，对于资本掌握的不公平，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削弱。但是基于掌握的生产力水平的高地，也就是已经开始出现的技术分红，是未来不公平的最大的制造者。

    如果手里有资产，只要有良好的运行团队，资本分红甚至可以接受每年5%的收益。资本利得与技术利得叠加起来，必然导致未来极大的收入差距。

    当面对寻租资本，以及其他不从事劳动的资本时，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但是面对技术利得的时候，阶级斗争就未必特别灵。而且，对于专业人士收重税，他们转而跑了。中国损失的不仅是国家的人才，更损失了重要的产业能力。这已经不是投鼠忌器，如果执行不好，就是自毁长城。

    但他们的确造成了巨大的不公平，这该怎么解决？”

    李润石想了一阵才问道：“中国可以强大到这等地步？小资产阶级竟然能够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

    “李总理，我们要对中国有信心。中国人的智商在全球最高，中华文明创造出勤劳肯干，吃苦耐劳的中国人。中国人口众多，又有公民社会的平等主义，出现大量出类拔萃的人才，很奇怪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