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玉、吕文德和高达吃了败仗,蒙古人发现宋军水平不过尔尔,即时大逞威风,出动游骑兵肆虐江南!
他们的游骑兵三五成群,有非常强的战斗素养,精通骑射,来去如风,他们不攻打坚城与硬寨,只在城寨边和道路上劫杀宋人,遇到大队宋军,只远远地在风驰电掣地战马上射箭,视乎情况再作打算。
江南多水,他们遇到河流则纵马而渡,或者使用羊皮筏子过河。
单蒙古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他们有汉军的帮助,替他们问话,了解情况。
事实上,蒙古鞑军对于江南的危害极大,路上的交通断绝,导致各州县白日都要关上城门,晚上更不用。
各地以讹传讹,风声紧张,就连临安府也不敢大开各处城门,仅北门余杭门和东门侯潮门、庆春门常开,其余各门则控制开门时间!
临安府关闭城门,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乡下地方建有营寨堡垒的还好,只要敢坚决抵抗,鞑子也不会硬攻,若没有深沟厚垒的话,许多人往大城市逃跑。
在通往州县或者外地的道路上,逃难的民众络绎不绝,突兀一声:“鞑子来了!”
顿时,路上就炸了营,民众你争我抢,大家都在夺路而逃,结果,鞑子没来,或者来了也没杀到几个人,宋人民众自相践踏,死伤者众,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
守土有责的各地宋军原形毕露,遇到鞑军时丑态百出。
前有鞑子汉军二千破二万宋军,李伯玉的正规军尚且如此,后有各地州县几十几百人马遇到几骑十几骑蒙古骑兵时,要不逃跑,要不不敢上前交战,眼睁睁地看着鞑军掳获了女人与财物扬长而去。
敢战的不多,战胜的更少!
如泾县兵马都监郭必新率禁军一百、厢军二百和民壮三百人押运物资,路遇五个鞑子骑兵以及三个汉军骑兵,双方互不相让,打了起来。
600人VS8人,敌我数量比悬殊,在郭都监看来,优势在我!
然而打起来的结局让郭都监悔得肠子都青了,起初八名敌骑并不与宋军迎头相撞,而是向宋军侧翼运动,往扎堆的宋军弯弓射箭。但宋军人数实在太多,蚊仔叮大象,以欺大,宋军根本不忌惮这种隔靴搔痒式的打法。
在宋缺中,除有较强入伍标准的禁军部队,普通厢军也大量装备能进行远射的弩机,乃至广大民壮也经常被要求训练弓箭,因此他们还射,也不惧稀少的箭枝攻击。
然而鞑子骑兵绕着宋军左右盘旋攻击,甚至兵分二路,每一路四骑去抱抄宋人。
奔驰中马匹带起的灰尘弥漫,又不知从何处射来的箭,箭虽然不多,可宋军渐渐心乱。
此时五名蒙古骑兵换上重甲,终于在宋军阵中引起骚动。
极少有人敢于抵御,更多的则是不约而同的产生动摇,出于本能的向两侧后方退却。
宋军长期缺乏合格近战力量的缺陷,在这类考验下暴露的尤为明显。
他们不敢近战,个个想的是别人顶着,当没人上前的时候,人人只想逃跑。
“你行你上啊!”“只要我跑快过其他人,鞑子就追不上我”这种心态是要不得的。
经过反复几轮的回旋式冲击,人数稀少的蒙古骑兵成功地压垮对方步兵的心理防线。
在他们冲向郭都监时,路上的宋军纷纷溃逃,让出了一条道路来。
郭都监调转马头逃跑,还剩有五百人多的队伍一哄而散,并因恐惧而发生致命踩踏,唯恐跑太慢而被鞑子追上。
其结果就是半数人丧命,且大部分都不是由鞑子的武器造成。
在死者当中有几个是禁军子弟,有一定的后台,其家庭追究战败的责任,郭都监去职,判流放雷州服刑。
其不懊悔,十分积极地要求公差带他及早上路!
鞑子八骑大胜,得到了大批物资都不知道如何运走,只好焚烧了事。
起初,宋人尚有热血男儿应战,但鞑子战法灵法,遇强而避,遇弱则打,擅长伏击,他们的弓箭犀利,战法多端,打得宋人胜少输多。
各州县长官一看,打仗失败,后果严重,何苦来哉,于是干脆约束军马,闭门不战。
此消彼长,鞑子的气焰,大白敢在城门外堵门叫嚣,甚至骇人听闻的事情发生!
就在建县(安徽宣州郎溪)的西门处,一队不足百骑的鞑子骑兵堵门,这么多的鞑子来了,吓得建县县令林文生动员了军民整整二千多人守着城池而不敢出战,高挂免战牌。
鞑子在城外将宋人祖宗十八代百般毁骂,甚至搬来一些城外宗族祠堂及庙里的神主牌来焚烧,烤肉来吃,以此羞辱宋人。
此乃蒙古汉军的献策,烧掉的神主牌中有文庙孔老夫子的牌子。
奈何宋人唾面自干,不出来就不出来。
鞑子来了劲,就把抢来的几十名宋人妇女在光化日下进行........其情形不便描述,反正不堪入目!
看得宋人在城上睚眦欲裂,然而却无人敢出城应战。
这些鞑子尽兴而归,由于军纪不得带妇人回营,因此他们把那些妇女尽给杀死。
这么丢脸的事情发生后,被人告到朝廷,御史愤起弹劾县令林文生,引用了五代时期花蕊夫饶《述国亡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御史话尖酸刻薄,他们自身打仗能力不行,骂自己人去是水平一流,御史建县二千多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昔有后蜀孟昶屈辱投降,难道今会有后蜀之事重现乎?
“君王城上竖降旗”,史载后蜀君臣极为奢侈,荒淫误国,宋军压境时,孟昶一筹莫展,屈辱投降。
花蕊夫人虽是女子,但她爱国,愤而写下了《述国亡诗》。
理宗皇帝十分难堪,气得他将林文生贬到了海南岛!
诸州县军马当了缩头乌龟,宋朝长期以文制武的后患无穷,充分地显露出来,文官不知兵,武将被管制得死死后一心只顾捞钱,疏于训练,上阵心怯,广大基层士兵的羸弱,导致严重的后果!
鞑子拔绰和兀良合台的部队位于临安府北,忽必烈在芜湖,临安府西北,两军相距不到二百里,他们的联系居然打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