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彭大雅书成《黑鞑事略》(宋人称蒙古为黑鞑靼，以别于漠南的白鞑靼（即汪古部）)，其军事、政治的参考价值很高，被今上认定为放眼看蒙鞑的重要参考资料，是先前宋军抵抗蒙鞑入侵的重要依据。

    这一本书对于敌国的军事战术的描述最为详细，也真的成为了日后抗蒙将领们的案头必备。

    书中认为蒙鞑野战能力超强，不要与他们在野外硬战，而应该凭借山城和山川河流地形去遏制蒙鞑进攻。

    事实上，孟之祥平生得意之战---汉中射杀蒙古大汗蒙哥，其经过在于用坚城抵抗蒙鞑的进攻，消耗掉他们的进攻态势后转入反攻，一举获胜。

    不过彭大雅的命运不好，他在筑城竣工，与敌鏖战之时，因功高受人嫉恨，被屡进谗言，昏庸的宋理宗将他革职查办，不久贬为庶人，发配赣州，后于忧愤中死去。

    随着山城防御的奏效，淳佑十二年给彭大雅平反，追录他创城渝州功，复承议郎，官其子。蜀人怀其恩，为之立庙。谥忠烈。

    孟之祥的上位，实际有彭大雅的功劳，但当时的“抑武扬文”的环境下，孟之祥无力助他，只有在孟之祥得国后，对彭大雅厚加抚恤，追封他为端明殿学士、正奉大夫，奉大雅灵位入贤良祠等。

    如今翁甫和章汝钧有机会到得北地，先贤在前，岂可不仿效？

    他们想通过搜集资料，写书来扬名立万，甚至书名都想好了，就是《黑鞑新略》。

    奈何鞑子不自信了，对他们严防死守，防他们如防贼，他们得到的资料是只鳞片爪，只能当作情报资料汇报，根本不能成书。

    好吧，资料也有用，于是他们记下路途中的所见所闻。

    本来黄河以北的中原汉地承平已久，人口的经济应该发展起来，然而他们发现大部分建筑物破败，居民虽有增加，大都穷困潦倒。

    这是很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肯定是蒙古人对这些汉地征收较高的赋税和徭役，每户除要交纳银元宝和丝绵等物品外，还要负担军马、粮食、器械和一切可以作为征用的物品。

    由于这是对被征服人民的待遇，所以各地对此都怨声载道。

    是的，蒙古大汗忽必烈被郝经和张易等汉人视为“圣君”，但他的圣明只针对汉人上层，扔些狗骨头给他们嚼嚼，而对于汉人下层，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最明显的是蒙古人趾高气扬，大多不会汉文，汉人则唯唯诺诺，阶层分明，许多汉人的状况悲惨，深受欺压。

    翁甫对章汝钧道：“有这么一种说法，即‘金以儒亡’，这么多年来蒙鞑内部无变化，看来蒙鞑是吸取了金人的教训了！”

    金朝曾经是多么地强大，曾经灭辽亡北宋，却在百多年后速亡，其原因被诸人探讨，许多人把原因安到了汉儒的头上，他们的依据是金朝君主的汉文化素养，不啻是测量女真人变质程度的水位尺。

    从收国元年往后，不到百年间，女真王朝就蜕去了原始状况，确立了封建皇权和官僚行政制度，同时，女真人原有的尚武精神和军事实力也迅速地衰竭，以致于世人认为“金以儒亡”。

    他们细数女真人历代君主状况，如立国之初，据多次出使金朝的宋使马扩回忆，他曾经遇上金太祖阿骨打邀请各部首领聚餐，贵客们都坐在坑上，前面摆上矮桌子或者木盘，主食是一碗糙米饭，加上一些腌黄瓜、韭菜和野蒜，野味家禽之类的肉食倒是不少，也有木盘子盛着，或烹、或生吃，多以芥蒜汗渍，末了供应一种淡薄无味的冷酒，所谓的“御宴”不过如此。

    女真百姓还爱吃一种主食，“以半生米为饭，渍以生狗血及葱韭之属，和而食之”，对于这种“狗血拌饭”，马扩及其他使臣都表示“污秽不可向口”。

    女真人的居住条件也很简陋，就算是阿骨打住的地方，看起来也同大宋内地的小州小县衙门差不多，普通居民往来，径直穿行皇城，毫无禁忌。

    邻里有红白喜事，杀鸡煮酒，也大摇大摆登门“召其君（阿骨打）同食”，而阿骨打也欣然而去。浴室、浴池自然没有，君长和百姓都在同一条小河里洗澡。

    立春那天，举行“击土牛”典礼，送寒迎春，远近父老乡亲，男女老少，纷纷赶来围着宫殿看热闹，阿骨打就在这里接见宋使，还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不会奢饰，只得这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别修宫殿，劳费百姓也！”

    初兴时期的女真人，可用一字形容：“野！”

    金朝第二任君主吴乞买，在他手里夺取了中原，造成宋人的“靖康之耻”，其武功不必多说。

    不料，女真入主中原以后，皇位才传了两代，第三位君主熙宗赛完颜亶就开始“赋诗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棋象戏“。这样一个风流天子，看开国旧臣很不顺眼，有时背地里骂这些老家伙是“无知夷狄！”

    那些老家伙是随开国皇帝打天下的，脾气暴躁，也不甘示弱，背地里纷纷议论，皇帝如今成了“一汉户少年子！”

    此后金国君主迅速汉化，民间更是如此，起汉名、讲汉语、论汉俗，以汉为美，以致于中原被蒙古人统治时期，在蒙古统冶者看来，金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已和中原汉人没有分别，统统贴上“汉人”（相对于原南宋统治区的“南人”）这一标签加以治理！

    如今的蒙鞑应是吸取了金人的教训，保持了对汉化的高度警惕，漠外的蒙酋自不用说，他们依旧保持了以前的粗野，对汉人视若奴仆，中原“圣君”忽必烈，他用汉人又防汉人，规定了蒙古人在各级机构中均居于长官（达鲁花赤）地位，副职则用色目人，而汉人包括后来加入的南宋故地的汉人则只能担任更下一级的官员。

    所以，蒙鞑现不兴儒学，或会国家长久？

    翁甫提出这个疑问，章汝钧失笑道：“兴儒与否，乃国家的治理方式，翁尚书可看看今上！”

    听他的话，翁甫哑然失笑。

    今上推崇儒学，依旧是以儒治天下，同时又富国强军，文治武功均佳，这统治挺好的嘛。

    章汝钧一针见血地道：“不用儒学，蒙鞑亡得更快，区区人口，岂可统治百倍汉民，不信，看王师北伐，便知端的！”

    翁甫点头道：“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