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谋天道定社稷破乱局，当以利同，以意合，分之以食禄，化之以名义，力不可不强，虑不可不长远，满怀希望，常抱死志，如此，可为之也。

    三代以来，帝王与诸侯共治天下，所用者皆贵族也，似伊尹之流，终有数，亦天时也。

    然，步朝堂，论国政，其名不正，言必微也，其势未成，行必难也。

    先圣孔丘初为政，尝于季氏为吏，后平子为其正名，添为大夫末流。

    季氏专权于鲁国，危其君，侵其民，此非礼也。

    天下失其道久矣，礼乐崩坏，上必有乱政者，在鲁三桓也，尤以季氏为最。

    水至浊亦存白鳞，有活源也；夜至暗尚有星光，能自耀也。

    故虽以仲尼之志，向礼卫道，上思周公摄政，知功出自其位，德全于己身。

    处微末之时，当不拘于道，不困于礼，盖人皆以利禄为要，生民之愿重于圣贤之志。

    力无处宣泄，志不得施张，则内犹修身以养德，正如《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

    所谓失道违礼，此人欲所致，执政所为，私心甚于公心。

    夫欲以己道成天道，以公心胜私心，首要在其位，次者强其力，余者固其心。

    道为根本，此三者，成道之要术，如此，可成也。

    既已知其要，然后可以行，不至于有惑也。

    自仲尼为政，任中都宰，礼施于要处，政通于上下，一年，四方皆则之。

    礼乐，秩序之法，故使民安其所，政有其为，如此，可兴焉。

    所谓贤者，使民能安其所，政可有其为，性不必高洁，德不必广博，亦大善。

    古之为政也，皆在七言之中，谓‘定兴治盛衰乱亡’。

    于鲁国，国势虽衰，乱象已生，未至糜烂，犹可用之以礼乐，因其秩序尚存，故力多有施张之处。

    夫有为之士，得一器之利而备兵甲，全一域之功而向四方，此人欲也。

    时仲尼已有仁政，然鲁国之患，在三桓，在国君之威仪不盛，权柄不利，上下失衡，君臣无度。

    孔丘欲以礼乐正天下，然周室衰微，几不可挽回，重在鲁国，首要三桓。

    三桓势大，遥想昭公之时，欲除而不能，负身出逃，至死尤悔。

    一人之力，寡也，二人之力，盛也，三人之力，势也。

    孔丘之力尚不如昭公之时，而三桓之势犹重，此谓敌强我弱，为之奈何？

    三桓者，专权于鲁国，所害者，不在鲁民，不在大夫，惟在鲁室，犹在鲁侯，窃其权而夺其民也。

    上失其威，则国必生乱，下专于权，则内必生怨。

    故仲尼之为政，治其乱而平其怨，复推礼乐，以图王兴。

    此亦鲁侯之望，虽非意合，乃以利合，似有同心，或能勠力。

    定公进孔丘为司空，后授之以大司寇，相鲁国。

    孔丘初涉相位，七日，诛少正卯。

    少正卯，鲁国之大夫，官至少正，仲尼以卯身兼五恶，遂行君子之诛。

    五恶者，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

    此五者，非人伦之恶，非性命之恶，异于礼乐，殊于庙堂，故所谓贤者恶之也。

    鲁之大司寇，掌缉捕刑诛之事，然，擅杀少正卯，言不正，名不顺，且有违于礼。

    世多有疑，有，则可辩圣人之为政；无，则合圣人之仁德。

    故较之礼之仁德与政之得失，后人从其无，取之礼乐。

    余从其有，惟论政之取舍。

    世有传言，少正卯广开私学，收授门徒，孔丘之弟子，多有往之，独颜回例外。

    卯之学，乃刑名律典之学，异于礼乐，迥于孔丘。

    古之为政者，登临高位，多有私心甚于公心，以公济私者，多见于史册。

    然以仲尼之志，前不见其欲显于形，后不见其行露于外，所求者无非复礼兴业。

    礼乐者，分上下，明远近，定次序，制数目，尊上而御下；律法者，分善恶，明利害，同生死，去殊异，维上而治下。

    存礼乐，必轻律法；立律法，必小礼乐。

    两者非不可并存，古之贤达，或重礼乐而辅律法，或重律法而辅礼乐，临事而决之。

    然，春秋之时，王道既衰，霸业已明，礼乐存而渐失其道，律法立而未章其势。

    诸国之君主大夫贵族，皆得礼乐之利，虽不尊其实，亦护其名。

    守礼乐之旧而排律法之新，皆为私欲，似秦之商君楚之屈子，皆受其害。

    于孔丘，则不然。

    礼乐，在宗在威在别在数，律法，在一在信在同在变。

    两制不可并用，若用之，当不在首要，当不安一所。

    处位愈高，愈是如此。

    家国之道，不容忧疑，一经忧疑，轻则损命伤财，重则毁家灭国。

    为政之私，不在己欲，贵在守道。

    盖仲尼诛少正卯，不在其私情己欲。因律法迥于礼乐，仲尼欲复推周公之礼，此天敌也。

    是故，在政不加其污，于德自伤己身。

    然，此皆吾妄言之，不敢加于圣人。

    既已在其位，仲尼内修礼乐，外拒强齐，威仪在身，力愈加盛。

    适三桓困于家臣之患，季孙氏有阳虎之乱，叔孙氏有侯犯之乱，据城邑而乱主。

    彼之离乱力弱之时，吾之千载难逢之机。

    时仲由为季氏宰，进桓子，欲堕三都，名为除家臣之患，实为弱三桓之力。

    桓子武叔受家臣之乱，未能明察，故以其所欲治其虑所在，虽有所损而自圆也。

    郈费两邑已毁之，至孟孙氏之郕邑，公山敛处进孟懿子，遂不成行。

    后三桓合心，力指定公孔丘，定公软弱无力，自保犹不能也。

    顷刻之间，势消力散，凄凄然独行，携弟子门人，出走鲁国。

    由是观之，孔丘之为政，明势而知礼，尊上而守常，名正而力弱，贵专而乏奇。

    上思周公之政，方知孔丘之所以败亡。

    周公七年摄政，位已至极，又得召公太公之助力，力不可谓不强。

    适时成王年幼，周公虽摄政，亦述其意与召公太公，此三者，皆一人定国之才，威慑群贤之德。

    三人意合，周室方无乱也。

    后与召公分治天下，方有周八百年之业也。

    修礼乐，伐残殷，攻东夷，筑成周，封诸侯，平叛乱，其功赫赫，其德昭昭。

    力愈加强盛，势愈加昌隆，盖兵锋之锐利，胜绩加于身，诸侯之拥戴，宵小不敢行。

    所谓成道之三要，其一二所能致也，莫过于周公。

    故，孔丘之所以圣，非在其政也。

    后人可望其德，敬其道，因其善修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