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立可太知道程景伊了，史书中有记载。

    此人乃是江南武进人，乾隆四年的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官侍郎、尚书，至文渊阁大学士。曾在上书房行走，教习皇孙。任会试同考官，选人得当，充日讲官；又两任乡试主考官，升兵部侍郎。历任礼部、工部侍郎。乾隆三十四年升工部尚书，先后调任刑部、吏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升任协办大学士，屡充国史、三通、四库馆总裁，篝灯校阅，午夜不休。乾隆四十一年，被削职留用。乾隆帝南巡，命景伊留京处理朝廷事务，七月病故，谥文恭。

    乾隆帝赐挽联：“执笏无惭真宰相，盖棺还是老书生”。

    可是，据秦立所了解，程景伊精史牍，工词章，著有《云塘书屋抄荐诗稿》十五卷、《文集》二十卷、《代言存草》两卷，才华很出众，但好像并不擅长字画和玉石雕。

    “难道是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做的词牌？”

    秦立心里狐疑着，望向背面采用阴刻之法雕刻的文字内容。

    “御制福寿禄三星赞。”

    “我受命溥将诗，降福穰穰诗；大有元亨易，用敷厥庶民书。岂弟君子诗，受天之祜诗；永言保之诗，俾缉熙于纯嘏诗。”

    “俾尔戬谷诗，受天百禄诗；惠我无疆诗，宠绥四方书。受小球大球诗，天其申命用休书；绥万邦屡丰年诗，万物皆致养焉易。”

    “天保定尔诗，万寿无疆诗；保合太和易，身其康强书。君子所其无逸书，信彼南山诗；以引以翼诗，惟曰欲至于万年书。”

    最后是一行：“臣，程景伊敬书。”

    下方雕一方印：臣程景伊。

    秦立默读着这不太通顺的诗句，努力理解其含义，但仍就读不通，感觉很多字有些多余，并且给人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的感觉，就好似东拼西凑而成。

    然后他尝试着，将那些读起来有点多余的“诗”字、“易”字、“书”字去掉，这才读的顺畅一些，但仍感觉不成文。

    于是，秦立索性不再将其当成文章读，掏出手机四个字四个字的进行搜索，很快就发现了一个规律。

    但凡后面带“诗”字的前句，皆出自诗经。

    但凡后面带“易”字的前句，则出自周易。

    但凡后面带“书”字的前句，则出自‘尚书’和‘周书’等书。

    也就是说，这款石雕中的文字内容并非真正的文章，而是从四经五书中摘取的部分句子组合而成。

    根据这个规律，秦立很快便想起了一种乾隆年间的文物：砚屏！

    砚屏，属于屏风一类，形制与独扇式座屏相同，但形体较小，常置几案上，是用作陈列、摆设的观赏性小型屏风，故江南又称台屏。

    其屏心常见的有大理石、嵌瓷片等。

    置于砚端以障风尘，多以玉、石、漆木为之。

    相传，宋朝人认为是苏东坡、黄庭坚发明了砚屏，因日光或烛光投射墨汁之余光甚伤目，故制砚屏以挡之。

    宋代文人赵希鹄就在《洞天清禄集》说：“古无砚屏……自东坡、山谷始作砚屏。”

    山谷，就是黄庭坚。

    但其实砚屏之用，当在苏东坡、黄庭坚之前，然古砚屏存世无多，难以详考。

    乾隆作为文玩大家，砚屏自然少不了。

    不过他的砚屏跟别人的不太一样，雕刻文字多出自乾隆的《御制文集》，而他的《御制文集》多从四经五书中摘抄诗句攒凑而成。

    这些砚屏中就有一种名为《三星赞砚屏》的砚屏。

    一面刻三星图，一面刻乾隆御制《三星赞》诗文一首。

    三星即是福、禄、寿三仙，而《三星赞》诗文则出自乾隆《御制文集》初集卷二十八，题名《福禄寿三星赞》。

    这种砚屏一般是由如意馆画师起稿后，交由宫廷造办处玉作工匠雕刻而成。

    不过，因为乾隆皇帝酷爱书画，造办处所制文玩往往奉皇帝诏令延请精于翰墨的文武大臣题字作画，这样既保证了作品的艺术水准，亦是笼络臣工、彰显皇权的手段。

    “也就是说，这块石雕，并非是词牌，而是砚屏的屏心？”

    秦立当即打量此石雕的四周，四周边缘皆有天然氧化色，尤其磨损处处，氧化色更浓，而在正面和背面的图文上，还有一些水沁之色，就好似茶水干涸之后留下的痕迹。

    “没错了，就是屏心！”

    “如果是词牌，也只有放置的那一面有磨损，且严重，氧化色会比现在的色泽看起来更浓，但此石雕四面皆有细微磨损，且均匀，足以可见，摩擦的力度是一样的，且是同时的……”

    “这种摩擦状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