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满清凭借弓马入关，所以在以骑射为本的国策之下对火器不思进取，导致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云云，于是满清成为万众唾骂的对象，满人也成为千古罪人，但是事实果真如此么？让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寻找真相。
让我们先看看明清交战之时，明军的火器装备表：
全營兵力：步兵3600人(全配火器)；
騎兵1000人；
炮兵400人(管理野戰重炮及大連珠炮)；
共計官兵5000人。
裝備火器：霹靂炮3600杆(步兵火銃)；
合用藥9000斤；
重八錢鉛子90萬個；
大連珠炮200杆(多管火銃)；
合用藥675斤；
手把口400杆(炮兵防身用手銃)；
盞口將軍160位(野戰重炮)。
孫承宗編煉的車營資料(標準車營)：
全營兵力：步兵3200人；
騎兵2400人；
輜重車夫512人；
各級軍官，侍從，傳令，雜役515人；
共計官兵6627人。
裝備火器：槍1984枝，
其中鳥銃256枝；
3眼槍1728枝；
大小佛朗機共256挺；
各種火炮(紅夷，神飛，滅虜等等)88門。
裝備車輛：偏廂車128輛(戰車)。
輜重車256輛。
按理来说，这样的火力配置，即使不能够取胜，自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是明清交手之下，只要是野战，明军十有八九是全军覆没，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拥有武器，人员，资源优势的一方，在几十年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打败仗，而且一旦失败就是全军覆没，这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当中这样的现象是非常罕见的，要知道冷兵器时代要全歼敌人的难度可要比热兵器时代的难度大得多。一般历史研究者都将这些原因归罪于明朝政治腐败黑暗，将领无能之类，这些大的方面恶魔不想多谈，只是想就明清野战的具体战术方面做出具体的分析。
最先是抚顺之战，明清的第一次大规模野战爆发，对阵双方为广宁总兵张承荫的万余援军对努尔哈赤的两万清军，时明军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张承荫企图以3营分进的方式与后金决战。二十一日，双方激战于抚顺关东边外。后金兵冒死陷阵，战不多时即将明军三大营层层围困。明军不能敌，右营游击刘遇节率先逃走，各营相继溃乱。后金兵随后追杀，明军死伤无数。总兵张承荫及副将、参将、游击、千总、把总等官共50余人阵亡。后金军追杀40余里，歼明朝援军十之八九，获战马9000余匹、盔甲7000余副，其它器械无算。这场仗似乎就是一场魔咒，以后的明军野战，几乎统统是按照了这场战斗的模式一场场地输掉。
接着就是众所周知的萨尔浒大战，首先就是被世人诟病的分兵四路，分进合击。对照上面的抚顺之战，有没有看出什么相同点？不错，明军又开始模式化的分兵，搞什么分进合击，总帅杨镐犯这个毛病，手下将领接着犯，如同传染病一般。首先是抚顺路主将杜松，他到达萨尔浒之后，立马分兵为二，自己亲自率领一部进邸吉林崖，攻打界凡城。而另一部则在萨尔浒山下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然后是开原路主将马林，听到杜松被全歼之后，立刻将军队一分为三，也是分三处据险、掘壕、列火器安营，真是想方设法地将自己的军队分散，给对方各个击破的机会。最后明军四路大军落得个三路被全歼，明军文武将吏死亡三百一十余人，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丧失马、骡共二万八千七百六十余匹的结果。
再然后就是被明人评价为凛凛有生气的浑河之战，这场野战其实是包含在辽沈大战的大框架之内进行的，总兵童仲揆，陈策，副总兵四川石柱都司秦邦屏，游击周敦吉等知道清军逼近沈阳，于是率万余人援救沈阳，可是走到半路沈阳就失陷了，明军将领都很有气概，皆
愤曰：“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于是还是要将沈阳夺回来。有此气概当然是好事，可是之后明军又像中邪一般开始玩分兵扎营的套路，明史载“敦吉固请与石砫都司秦邦屏先渡河，营桥北”这个固字真是让人玩味再三，这说明秦邦屏的本意并不愿意分兵，结果还是被赶鸭子上架。要不是此人最后战死，恶魔还真怀疑他是清军的奸细！最后的结果不说自知，除了之前败走的副将硃万良、姜弼之外，明军再一次全军覆没。
照理说即便是傻子，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也应该有所觉悟，但是明军并不这样，辽沈大战的终幕辽阳大战，明军在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这样的情况下，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好不容易凑集了十三万大军。照理说这时应该全军据城死守，结果这个时候明军再次开始犯病，居然又分兵五万在离城五里的教场扎营。结果辽沈全部被占，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以上种种站例，除了说明明军有分兵的恶习之外，更在战术上面不思进取，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一与敌接战，便是一幅缩头乌龟的样子，一般都是结车而战，更有甚者便是深沟高垒，大挖壕坑，抚顺，萨尔浒，浑河，无不是如此，丝毫不知进取，总是希望对手来送死，而将战场的主动权白白交给了对手。要是说之前的站例都是清军兵力占优势，明军不得不龟缩在车阵中的话，那么后来的大凌河之战明军就完完全全的为了这样不思进取的战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当时清军围攻大凌河城，守将祖大寿率三万死守，清军久攻不下，于是开始围城。而此时明军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等率军四万来援救，此时鉴于形势，清军不得不分兵阻击，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只能分出两万进行阻截。此时明军人数倍于清军，不思主动进攻，一举击垮对手，而是又开始列阵扎营，等着别人冲击。清军面对这种情况自然不会客气，于是“右翼兵猝入张春营，敌遂败，吴襄及副将桑阿尔寨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大风，敌乘风纵火，将及我军，天忽雨，反风，复战，遂大破之，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
如果明军仅仅是一二人如此，那还可以解释是将领无能，不懂战术，但现实的情况却是几乎明军将领个个在面对敌军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搞列阵扎营，等待敌军进攻的套路，这么一来问题就大了，到底根源在哪里？我们知道，由于宋朝强干弱枝，武人的实力被大大地削弱了，明朝虽然以宋代为鉴，打死不肯谈判，可是宋朝的重文轻武之风却学了个十足十，尤其爱搞什么文臣行武事，似乎读通了之乎者也的八股文就能无往不利，圣人的一句话顶一万个兵一般，于是历届辽东经略（也就是辽东的最高军政长官），从杨镐到王之臣，居然都是读八股文的进士出身，没有一个是职业武将！他们中间干的最出色的袁崇焕，也不过是勉强维持，没有丧师失地。至于想靠他们反攻，那更是镜中月水中花，几乎没有实现的那一天了。而辽东的局面，也在这些行武事的文臣手里一天天地被败坏下去。这些还只是大方面，战术方面的败笔是受谁的影响呢？这里我不得不举出明朝的两员名将，戚继光和俞大遒，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是正是此二人一手建立的明朝车战战术最终使得明军在战术层面上不敌清军。大家看恶魔的浅谈明朝的火器，海战与车战一文就知道，戚俞两位将军的车战战术最终极的目标是将战车变成有足之城、不袜之马、移动的火炮，集城他的防韧性、战车装载机动性和火炮的杀伤性于一体，使之能攻、能守、能移动。可惜目标是远大的，希望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明军所期望战车能达到的目标直到坦克的出现才完全实现，在这之前，明军的战车既没有机动性也没有冲击力，而且还对地形要求颇高，每每遇敌，不是猝不及防，来不及布置好那费时费力的车阵就被打垮，就是只能呆板地结车等待敌人进攻，一旦敌军打开一个口子，那么即便是优势兵力照样会全营崩溃，。并且车是排在第一线拒马的，但是车上面载得却是明军的各种类型的火炮，于是明军的火炮就变成了在第一线拒敌，将火炮放在最危险的地方，如此明军火炮的下场可想而知。明军当时火器通常是一齐发射，线式战术在明军中似乎没有市场，清军很容易就能够用特制防御火器的楯车吸引明军第一波的火器齐射，然后用重骑兵快速冲锋一举摧垮来不及装弹药的明军。即便侥幸击退敌军，根本无法做到聚而歼之，敌军很快就可以卷土重来，大凌河之战便是最好的例子，以优势兵力将清军击退，但是清军立刻重组兵力，再次发起攻击，终于突破一部，全线崩溃。其实在明朝，曾经有过非常强悍的骑兵队，明成祖朱棣五征蒙古，靠的就是强悍的骑兵，可惜可以和关外诸族一争雄长的骑兵在车战战术之下，渐渐地消磨掉了他们的锐气，最终不堪一战。明代历届辽东经略，也只有袁崇焕认识到了骑兵的作用，最后组建了关宁铁骑，试图与清军野外决战，可惜这样的优秀骑兵最终只是在北京城广渠门外惊鸿一现，最后随着袁崇焕的被杀，有的在愚蠢的指挥下全军覆没，有的随着吴三桂归顺了清朝，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清军在辽东与明军不断地战斗的过程中，逐渐也认识到了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虽然明军手中火器的威力，射速与之配套的战术都不行，但是毕竟火器是今后世界发展的潮流，在与持有火器的明军的搏杀过程中，清军自身的损失也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努尔哈赤一代豪杰，自然不会看不到火器的优点，于是清军很快就学习明军，开始了火器的应用。在浑河之战中，由于白杆兵的善战，清军初次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反而损伤不小，于是努尔哈赤紧急调运沈阳城中的城防火炮，对白杆兵的步兵方阵实施火炮轰击，致使白杆兵阵形大乱，全军覆没。尝到了火器的甜头，于是此战后，清军就不断开始完善自己的火器配备并且创出了与明军迥然不同的火器战术。
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清朝终于在佟养性的督造下铸成红夷大炮，并在同年就在大凌河之战中用到了它们，此后更由于孔有德軍的归降，不仅让清朝获得了大量的火器，而且更获得了曾经受过葡萄牙军事顾问亲自传授火炮技术的人才。皇太极为了孔有德的归降，居然出郊十里迎接，可见满人对于火器的看重。
清军在同明军的不断征战中，虽然知晓了火器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导致明军屡屡丧师失地的车战战术自然是不屑一顾，而是根据自己优势的骑兵队伍，创造了全新的火器战法。而这种战法，在清朝的对外战争中，不断地成熟并一一地显露出来，而平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战便是其中最为经典的一场战例。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酋长噶尔丹，在沙俄策动下，率10万骑兵，击败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汗部。1690年，喀尔喀蒙古三汗部，撤退到内蒙古，噶尔丹以追出喀尔喀部为名，沿克鲁伦河东进，越过呼伦贝尔草原，沿喀尔喀河入侵，6月10日，进抵今日蒙边界乌尔扎会河。康熙闻讯后，组织兵力，亲征噶尔丹，率抚远大将军裕亲王福全为其左路军出古北口，命安北大将军常宁为右翼军出喜峰口。7月，噶尔丹进至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旗一带，与清军常宁部接战，清军首战失利。噶尔丹乘胜长驱直入，南下到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峰下，清廷震惊。康熙积极调整战役部署，命康亲王杰书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防，截断噶尔丹返回新疆的退路；命索额图等率兵驻守巴林，坚决扼守巴林桥。命福全、常宁、苏努、马哈恩等部速向乌兰布统集结，并从京畿、盛京、吉林、西安等地抽调劲旅参战。7月20日，康熙抵波罗和屯（今隆化），福全挥师10万，在吐力根河（滦河的上源）一线扎营。《圣武记》记载：“清军营盘四十座，连营六十里，周二十里，首发尾联结，屹立如山”（今有十二座连营景观）。噶尔丹抢zhan有利地形，将指挥所设在乌兰布统峰之上，登高临远，临阵指挥，设“驼城”以战，史载：“贼骑十万陈山下，依林阻水，缚驼足卧地，背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号曰：驼城。士从栅隙注矢发炮，兼施戈矛……”。8月1日清晨，清军与噶尔丹大战于乌兰布统峰下。清军隔乌兰公河，设鹿角枪炮，列兵徐进。日中，双方炮声震天，杀声遍野，进击中清军右翼军被河泥水沼所阻，内大臣佟国纲（康熙舅父）率左翼军循河而上，“猝为贼打中，殁于阵……弟国维率左翼兵，由山腰卷入，蹙袭之”。激战中，噶尔丹军以驼城掩护，发射鸟铳。前锋参领格斯泰飞舞战刀，单骑“直入贼营，左右冲击，出而复入者再”，侦得驼城虚实。于是清军以铁心火炮，子母火炮猛轰“驼城”，“驼城”断为二，打开缺口，佟国维乘势“由山腰绕后横击之，步骑争先陷阵，遂破其垒”，大胜噶尔丹军。
从乌兰布通战役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军是多么重视火炮的应用，这次战役的胜利几乎完全是通过火器和精锐骑兵相互配合从而取胜的。清朝的火器与骑兵既能够合力并战，也能够各自为战，野战骑兵制胜，攻坚则靠火炮轰开缺口，骑兵冲击，防守则深沟高垒用火器吸引敌军猛攻，骑兵侧后包抄。灵活而有威力的火骑配合，才打下了清朝偌大的一个江山。
从皇太极开始，清朝就非常重视火器的发展与应用，康熙时代在宫内造办处、景山和铁匠营设立炮厂，所制枪炮专供皇室和满八旗之用，还专门建立了装备鸟枪、火炮的火器营。为平定三藩之乱，康熙特命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造适应南方地形特点和便于战场上机动使用的火炮。南怀仁“依洋式铸造新炮”，并进呈《神威图说》一书，介绍了西方的制炮理论和方法。在康熙十四年(1675)至康熙末年四十余年间，仅中央政府就督造或改制神威无敌大将军、金龙炮、制胜将军、威远将军等各型火炮近千尊。不但数量多，而且种类也不少，乾隆二十一年(1756)颁行的《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载有各种火炮共85种，同年的《皇朝礼器图式》中鸟枪，红衣炮，子母炮这三样火器成为了制式武器。清朝关于火器的兵书同样有不少，比如说薛熙撰的练阅火器阵纪，沈善蒸撰的火器真诀解证，王达权、王韬同撰的火器略说，薛凤祚撰的中西火法，陈旸撰的炮规图说董祖修撰的炮法撮要。可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责怪以明朝后期的火器普遍应用来责怪清朝不重视火器呢？以至于清朝皇帝说的以骑射为本的这句话变成了清朝火器落后的罪证，可是以上的事例已经证明，清朝根本不是不重视火器的，可是为什么清朝末期的火器与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呢？这个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国虽大，忘战必危”乾隆后期，清朝疆域已经十分稳定，清朝逼沙俄，平噶尔丹，定台湾，并西藏青海，周围已无敌手，于是文恬武嬉，连骑射为本的祖训也变成“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火器方面的研制当然也渐渐荒废起来，于是本来在明朝就已经落后于时代的中国火器就开始更加落后于世界。可以说清初的鼎盛武功导致了其后凄惨的局面，让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沙俄在康熙时代不是争霸欧洲，而是回过头来与清朝争霸东亚，那会是怎样的局面？我相信如果历史是这样发展，清朝的火器发展绝不会仅此而已，中国的火器史也必然会写下更加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