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喃喃重复着后世总结提炼出来的这些话语。

    大汉虽然布衣白身亦可为相，但那终归还是少数人。

    忙以养家，闲时娱乐，这才是绝大多数普罗百姓的生活常态。

    而孔明则是不禁想起了在成都随手为之的政策。

    《神将冠军侯》这是孔明结合了光幕中明代所见，最终定下的名字。

    以太史公亲笔为底稿，加以民俗传说，再经口语润色，最终在孔明笔下呈现的就是一个跌宕起伏的冠军侯故事。

    嗯，霍去病本人看了多半都不敢认的那种。

    这部经纸社售卖，并寻能言善道者驻茶水摊说书。

    然后……反响平平。

    一方面是因为虽有推行识字之举，但想要看懂全本还是略显吃力。

    另一方面也是经过问询才意识到，对巴蜀民众来说，霍去病的故事终究不如李冰来的脍炙人口。

    而经过孔明寻巴蜀老人重新撰写后，说书的茶水摊就成了成都百姓闲暇时的新去处，颇受好评。

    如今再看后世的说法，孔明倒是有了新的感想。

    这，应当也算是以文章服务百姓吧？

    庞统则是听到后称儒家经学为“禁锢”而沉默了一下。

    随即叹道：

    “大匠何须颂经典，匠造何必顺天心？”

    这两句话也算言简意赅。

    毕竟即使是东汉强盛时，若想出人头地也须讲究一个师出名儒，不然就举步维艰。

    此等沆瀣一气之风若是能尽归尘土，庞统觉得也不错。

    张飞当即插嘴道：

    “庞军师，咱这才哪到哪。”

    “那与畜生讲人伦的宋，不比咱们禁锢多了？”

    于是庞统呆了一呆，最终摇头苦笑。

    再想起来那唐将汉踩过的坑大部分都重新踩了一遍，于是也只能苦笑道：

    “吾等前车倾覆，后人犹不鉴之啊。”

    【空谈的玄学和佛道的关系咱们在之前就大概聊过，此时就不再赘述，单单说一点比较接地气的。

    首先，那时候传入中国的佛教某种意义上还算得上“先进文化”。

    最初的佛教有讲“五明”，即“内明、声明、工巧明、因明、医方明”。

    顾名思义，最初的佛教是比较重视医方的，不仅有病例讲解，还有治疗方术，不少都是要比本土的更先进。

    典型例子就如二凤，若非天竺的郎中有名，李二凤也不会死马当活马医去试一试。

    另外就是佛教的理论体系要更加完善，这一点古佛教能把古道教吊起来打。

    古道教采用的是本土的幽冥认知，即灵魂不灭，死后入阴司，生活如阳间。

    这套古朴的幽冥观从汉代起就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便是“福德不一致”，即使是大儒上师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恶人享福禄，好人空遭殃。

    佛教就不说了，轮回转生咱们都听过，这套理论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解决了上述的这个道教死穴。

    以上两点简述就是，佛教的药方更有用并且更会辩经。

    也是靠着这两个优势，佛教才在古中国站稳了脚跟，并且填补了贵族阶层中道教的空白，得到了官方力量的扶持。

    咱们之前也讲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家基本上就是处于一个互相抄互相辩经的境地。

    比如西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试图从根本上当佛教的大爹。

    佛教不甘示弱，作《正诬论》、《清净法行论》，称孔子老子都曾在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下听课。

    而到了南朝时，一个叫顾欢的道士更直接的撰写了一篇《夷夏论》，主张华夷不两立，指责佛教乃是西戎之法，来华夏传教必然包藏祸心。

    佛教不甘示弱，表示贫僧未必包藏祸心，但你们道教那是真的大逆不道啊。

    甘忠可和张角的旧事被佛教重新挖了出来，再加上一些黑历史，佛教直接给道教扣了一堆罪名。

    凶逆、群妖、挟道作乱、左道惑众便是当时的高僧对道教的称呼。

    而在佛道互相攻讦之余，乱世的疫病依然横行，朝不保夕的生活成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

    颠沛流离的生活，民不聊生的现实，分离动荡的社会，这些都使得从武帝起儒家对个人强加的枷锁急速松动。

    就如后世常叹的“国家不幸诗家幸”一般，这些因素相加让民众思想更加自由，创造力也更旺盛，古代第一波传世的艺术家大多都是诞生于这个时代。

    而最终这些铺垫也成了隋唐盛世最好的底料，经厚积薄发，最终酿成了华夏文化最为璀璨的篇章之一。

    而其中，疫病的功劳，或许功不可没。】

    对李世民来说，如今的甘露殿又成了最早他听光幕时最熟悉的状态。

    吃点瓜果，饮点小茶，眼睛应接不暇，脑袋查漏补缺。

    无论是汉还是三国，抑或是魏晋南北朝，对李世民来说都相当熟悉，因为有丰富的史料可看，少年时基本上都翻烂了。

    这种知识储备的情况下听起来自然就倍感轻松，听起来也就颇为闲适。

    只不过没想到说着说着他还能被拎出来挨上一嘴。

    “朕有孙药王，何须天竺医？”

    如今说起来此话，李世民可谓是很有底气。

    而且经过一年的饮食调养，他已久不觉头风之痛也。

    如今的李世民相当有底气，什么乡间的天竺名医，比得过我青史留名的孙太医乎？

    孙思邈对这些赞誉早已经免疫，此时倒是觉得后世零碎言语间给指出了一个新方向：

    无论大唐还是夷狄，人的内里构造都是一样的，既如此也就是说医理相通，那大可采彼辈之良方，补我辈之药方。

    佛教应当是不需要操心的，毕竟玄奘已经在路上，现有的佛经也已经被译的差不多了，药方更是早早抄录。

    但想到大唐的海政，孙思邈感觉自己蠢蠢欲动了起来。

    或许南方群岛，便有治中原绝症之神药呢？

    只是若是想要出海，说不得还需一支既懂医术也懂航海的人。

    于是孙思邈眼含期待迎上了李世民的目光。

    李世民此时却转过脑袋，细细品味了一句话：

    “国家不幸诗家幸……”

    一旁挂在堂上的秦妇吟霎时间汇聚了不少人的目光。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