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申时左右,苏轼方才回来,苏过连忙和苏迨一起迎了上去。
刚亲手抱着夭折的幼儿出去埋葬,苏轼脚步看着有些虚浮,神情也有些委顿,兄弟俩忙扶着父亲到舱内坐下。
苏过暗自打量,大名鼎鼎的苏东坡体型修长,稍长的阔脸上眉眼显得有些开,颧骨高耸,留着稀疏的山羊胡子,双目还含着泪光,显然是才哭过。
这与想象中的苏大神似乎有些不太一样,但毕竟刚经历了人间惨事,后世的谪仙眼下也不过是个中年丧子的普通人罢了。
父子三人呆坐半晌,谁都没有话,里间的王夫人出来看了看情况,道:“官人且去里面陪着,我去安排吃食。”
苏轼如行尸走肉般,闻言立马起身进去了,剩下兄弟二人继续低头沉思。
里间的哭声又大了些,船上一片愁云惨淡。
苏过感觉有些压抑,走到外面,长吁了一口气,突然想到,对于苏轼而言,今日不仅仅是失去了苏遁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幼子,自己这个三子也换了个灵魂,再不是那个自拉着他衣摆玩耍的苏过了,又想到那一世自己的父母,一时间也是仰面朝。
傍晚时分,一家人沉默地吃过简单的饭菜后,王夫人为苏轼摆开纸笔,让苏过为他研墨,自己则进去看护尚在卧床的王朝云。
舱内狭,颇为局促,写字多有不便,握笔沉思的苏轼,沐浴在从窗斜透进来的夕阳中,巨大的身影投射在背后的船板上。
苏过看着他提笔写下长篇《哭子诗》:“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
来不及感慨苏轼的文采斐然和才思敏捷,也来不及欣赏他的笔若游龙和奔放自然,在这个时候,只能看到这是一位即将知命,迈入暮年的老者,对痛失爱子的悲鸣。
长歌当哭,后世人们看到的洒脱,是多少次“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后的释怀。
穿越后的第一夜,便是在这样悲赡气氛中度过了,苏过辗转到半夜,也没想到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在这个时代能做什么,他又该如何阻止大宋一步步地沉沦下去,最终万劫不复。
翻来覆去间,苏过又想到两点颇为有趣,一是宋朝兄弟之间排序是按家族来的,所以还需算上苏辙家的几个儿子,那他就不是苏三,而是苏五郎了;二是宋朝习惯称呼儿为哥,所以长辈们会叫自己“过哥儿”,而不是“过儿”。
真是万幸,不然要接受苏三或者过儿这样的称呼,实在是太尴尬了。
待到明,王夫人已备好早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漫长的一夜过后,大家又得开始为前途担忧了。
这次从黄州出来,是官家绕开执政下的手札,令苏轼量移汝州,就只是换了个离京畿近点的地方安置而已,勉强算是恩赐,但肯定谈不上起复,而且这么点事,还需要官家绕开宰辅下手札,可见苏轼在朝中有多么不受待见了。
只听苏轼道:“黄州数载,才勉强生计无忧,汝州无田无业,何以为生?仕途如今已断了念想,只愿购得一处田产,专心治学。”
王夫人道:“不如回眉山去?”
苏轼愁道:“以这番模样回去,终有不便,再也需得朝廷恩准才校”
两人正商议间,外面有人喊话,“王相公来访。”
苏轼一拍脑门,都来不及整理衣冠,出舱长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来人笑道:“礼岂为我辈设者!”
苏过站在父亲身后看去,来人须发皆白,眉目冷峻,一双大耳十分醒目,骑在一头毛驴上,边上还跟着个厮。
“这便是后世毁誉参半的王荆公吗?”苏过脑子转得飞快,他自后世来,自然知道变法最终以失败收场,但失败的根源更多不在新法本身,而在皇权更迭、不合时宜、所托分人、党争和官僚化等很多方面。后世也有戏言王安石与王莽一样,都是穿越者,因为他的眼光与智慧,远远地超越了这个时代。
所以在被诋毁了八百年后,才在清末民初由梁任公起头,为他重新正名。
二人又寒暄了几句,船上也没有可招呼的地方,苏轼便换过衣服,带上头巾,准备下船与王安石同游江宁。
苏过心下着急,不愿错过这个机会,于是忍住了尴尬,喊道:“爹……爹爹,我想与你同去。”
苏轼回过头,道:“可以,先去同你母亲下,再问下你兄长。”他才陪大儿子游览了石钟山,自然不会厚此薄彼。
苏过赶忙跑回舱内通知,王夫人帮他理了理衣衫,道:“出去转转也好,不过切记不要失了礼数。”
苏迨却不愿出去,他更愿意留在船上看书,如此,便只有苏过跟着苏轼同去。
苏过上岸来到父亲身边,听两人刚完丧子之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长子王雱英年早逝,所以对苏轼幼子夭折一事心有戚戚。
不过两人见惯风雨,见苏过过来便扯开了话题,苏轼介绍道:“这是我三子过,熙宁五年生于杭州。”
苏过忙上前见礼道:“见过王公。”
王安石点点头,笑道:“我虽在江宁,亦常闻子瞻为子作诗。”
苏轼笑道:“左右一闲人,才得享伦之乐。”
两人昔日为变法一事闹得颇凶,变法之初神宗皇帝全力支持王安石,像苏轼这样的反对派自然被发配地方。
后面的乌台诗案却与王安石无关了,他能活着出御史台还有王安石那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的功劳。
没想到十几年后,两人俱是不如意,反倒可以坐下来闲话家常了。
王安石道:“官家此次恩旨让子瞻去汝州,起复之日不远矣。”
苏轼摇摇头,叹道:“老迈之躯,早已不堪一用了,看到朝廷告词赢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一语,这才勉强行之,不负官家之意。”
二人虽分属不同阵营,但致君尧舜上的心意总是一样的。
王安石也是唏嘘不已,退下庙堂后,才发现新法的实施上确实有诸多问题;而苏轼正好相反,被贬出京城这些年,他多地为官,又黄州为民,开始看到变法中某些条例的可取之处。
苏过在一旁安静听着,如果记忆没有偏差,神宗皇帝的大限就是明年了,而王安石与司马光这对冤家也将在新帝改元当年、也就是后年相继去世,留下各自的余党继续争斗不休。
这么也不对,其实也算不上余党,都是些摇旗呐喊之人,顶着他们的名号争权夺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