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有人开始转向了，这是必然的，当今官家春秋鼎盛，他有意新法，总会有中下官员这个时候出来上折子。
第一个在朝堂上发声的人是礼部侍郎杨畏，作为旧党宰执吕大防一手提拔的人，这是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人，这已是高级官员。
杨畏举荐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润甫和李清臣等人。大加褒杨当年神宗建立新政，与王安石共同创行新法，国富民强，对内民富粮足，对外示之以威，最终成就元丰盛事。
赵煦召杨畏入对，杨畏把新法的核心和当年的推行进行了一个详细阐述，道就新法而言，王安石已然故去，章惇大才却还健在，理当重用。事实上，就当年新党的最有资历的人，一个是章惇、一个是吕惠卿。蔡确已经死在岭南，吕惠卿实际为新旧两党难容，特别是新党拥趸，毕竟是他让王安石彻底倒台。其他人资历是不够的。
赵煦想用新法，这个时候能找到的牵头人只能是章惇，也只有章惇回来，才能把散乱各地新党的人凝聚起来，在政事堂才能对旧党压制。
章惇，章楶的同族，福建士族。章惇大才也是能吏，但章惇黑白极其分明，关于政治，真的能完全分出黑白吗？！或许政治用左右这个词更为适合。而且，章惇是个性情中人，性格上的棱角年轻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章惇年轻时候是，一直都是。你可以他活得纯粹，也能他不懂变通。
赵煦还未做最后的决定，新进御史来之邵弹劾左相吕大防和尚书左丞郑雍，宋夏合约之后战事又起，他们两个必须承担责任。来之邵认为这事实则是他们被蒙蔽，致使边境松懈，被西夏趁机攻占麟州，生灵涂炭。
吕大防没有自辩，来之邵的弹劾和杨畏的举荐让他实在难受。风向在变，他知道是时候离开了，只是当捅向他的刀来自于自己看重的人，他感觉风很冷。
吕大防辞相自请外出，赵煦准了。朝堂并未起波折，赵煦作为官家真正掌权，首相可以更换这几乎就是种默契，怕的是首相不愿，那才是大规模政争。作为首相他受命山陵使本来就有这个意思在内，山陵使是个极其带有皇恩的职位，无权却尊贵，一般都是首相担任。这样首相才好离开朝堂，让新上来的上位者自己做个选择。在政治稳定的年代，既然赵煦的选择不是他，他就得离开，他不是权臣，大宋到今为止，没有权臣。大宋相权被拆得七零八落，太后和官家只要不糊涂透顶，就出不了权臣。
郑雍也走了，弹劾带上了他，吕大防都走了，他也不会折腾。
政事堂调整了，以赵煦的意识。
尚书左仆射（空缺）
尚书右仆射：范纯仁
中书侍郎：李清臣
门下侍郎：苏辙
尚书左丞：邓润甫
尚书右丞：（空缺）
这是一个短暂的平静期，新党又一个成员邓润甫回朝了。最重要的是中书侍郎李清臣这个任职。中书侍郎实际和中书舍人是一条线，拟旨。门下侍郎和给事中一条线，封驳旨意。李清臣的这个任职是左迁，算是靠前一步。
李清臣由尚书右丞左迁中书侍郎，这非常重要。有了这个任职，赵煦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在新法这个方向上，李清臣和赵煦是同一个理念，赵煦以后出旨意就非常方便了。
政局发展成这个状态，别朝堂的人，稍微关注朝政的人都明白风向转了，官家赵煦有另外的想法。吕大防的年纪多做几年左相是可以的，赵煦宁肯这个职位空缺也让他离开，这还不明显？！中书侍郎是李清臣而不是苏辙，这已隐然表明赵煦心向新法，而且他想改旧制了。
宋朝这座积重难返的大船又要开始它的转向。
……
赵煦当政，吕大防等人外出，这是正常的一场人事更替，一朝子一朝臣。
第一个遭殃的首先是我们的苏轼苏学士，苏轼的奏折被赵煦留中了，赵煦这个时候的心态是非常积极的，谁拿到下大权心里首先都是舒坦。赵煦想的是平和处理，苏轼大嘴巴又不是第一了。
赵煦不认同苏轼这个老师的法，这个奏折本身也没有多论政事，但要深究他又是了政事的，因为苏轼的法是放一放先不动。这个法不就是按着旧制先运转嘛，赵煦不在意但有人不想忍？！
右正言张商英弹劾苏轼，他没去和这个奏折折腾，这份奏折还是平和的。弹劾的是曾经苏轼写的制文，关于吕惠卿的。那个时候的苏轼也是快意恩仇，看不惯你有贬谪你的制文，他自己抢过来写，真的是抢过来的，一气呵成洋洋洒洒一大堆，吕惠卿几乎因为这个制文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架上。
所谓不能以言论罪就在于此，这么长这么爽的文章，你完全能找出很多纰漏，引申出很多东西来。因为这篇贬制了吕惠卿，就会新法，多少就会有带点其他的人，更为重要的是，神宗才是新法的坚定推行者。那这篇制文其实就是暗含对神宗的讽刺。
以言论罪口子一开，你什么解读都可以出来。苏轼曾被认为旧党中坚，他反对新法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你他公报私仇，是在借机讽刺神宗，应该以大逆之罪论处？那按这个论调所有旧党人都是如此了。这只是治政理念的不同，如此而已！
苏轼被贬谪了，连自辩的机会都没给。贬谪苏轼知新州，新州就是岭南广东英德。
这是第二个被贬谪到岭南的曾经的高官（从二品），仅次于蔡确。
这次贬谪最让人心寒的是，不同于蔡确车盖亭诗案，这次朝堂都没有多大争论。不管苏轼有没有错，当以言论罪贬谪去岭南，这件事本身就不应该。士大夫集团不发出多少声音，这是宋朝整个士大夫集团在拉低自己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