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廷试。

    李清臣的题目最终就是大宋试进士的最后题目，这场考试将大宋士子集团的分裂明明白白的撕开。大家听到都是官员之间的互相攻讦倾轧，往往忽视了最大的那个士子底层群体，青衣学子。他们中很多人也许一辈子都中不了进士，也许很快就会步入官场，他们事实上是大多数。

    面对这样的考题，所有的考生事实都面临一个选择，你的治政理念。持新党理念的显然欢欣鼓舞，侃侃而谈，持旧党理念则精心构思批判，反驳考题中对元佑政绩的指责。当然，也有交白卷表明立场的人。

    大宋朝走到今这一步，两党已经没多少回旋余地。这可以称得上从头到脚士子的一次分裂。要知道，在试进士的考试，大宋是不废黜饶，不论名次，你最差都是同进士出身。这些人过了今就都是切切实实大宋朝的官！

    政事堂，关于名次的论定又陷入僵局。

    不论文章本身优劣，是把倾向新法的往上放还是旧制的往上呢？当科举取士以政治倾向来论定，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误区。

    范纯仁这次异常后悔，当倾向决定一个刚入官场的进士的起点，这等于把治政的理念之争又往下延伸。他很想和稀泥，把新旧两种理念的掺和着放，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也是个昏招，这没解决问题，不过是把问题拼命掩盖一下而已。

    范纯仁为了这事和李清臣在赵煦面前当面争执，他的话这两个人还是听进去，不管如何，把这事扯到整个士子中去，对事情百害而无一利，应该让大家都有机会自己慢慢去分辨。更为重要的是，新法旧制从来就包含了好和不足。

    事情的发展是一个忠恕的范纯仁无法左右的。

    翰林学士范祖禹为主的考官一系，直接把赞成元佑的文章名字前提，这本来就是他的理念，题目按李清臣的定了，李清臣文名太盛，苏辙也没拦住。那文章好坏我这个翰林学士现在管这个事，总能定。

    廷议不再过多赘述，这基本演变成了新旧两党的大对决，双方扯破脸的争论。

    赵煦明白他还是捅了个窟窿出来，在整个过程中，赵煦心向新法，但官员都是他的，政事堂的高官要换，中下层官员要调整，却不用大动干戈。赵煦的理想状态是新党官员为主，以新法主政，旧党官员也有一定的势力，形成牵制，也能查漏补缺。但事情一旦起头，都不是他这个官家就能控住。

    朝廷这场争论，赵煦必须表面态度，把风向定下来。要不，这场争论旧党赢了，他所有的思路连个起头的机会都没樱

    这是一场剧烈的人士变动。

    翰林学士范祖禹被罢出知地方，御史中丞李之纯认为考评进士本就是翰林学士的职责，不肯附劾范祖禹，也被罢出知地方。其他中书舍人给事中一大批人外出。

    大宋朝廷用曾布为翰林学士，张商英为右正言。

    赵煦诏章惇入宫觐见，章惇这时候其实已经快到开封，他是来开封为凌霄宫题词写匾的。

    这个召见，朝堂所有人都明白赵煦下定决心用新法，章惇是新党中硕果仅存的资历最早的一批成员。还有个吕惠卿，只是他已为新党所不容。

    赵煦诏章惇进宫入对，这有点官家挑选臣子的意味，我问问你方略，你的治政和我相符，能力资历足够，启用就是。

    范纯仁连章求去，赵煦终究同意，罢右相出知颍川。

    ……

    这是赵煦亲政的第一份进士榜单，这份榜单经过杨畏等新党官员调整以后，凡是对元佑变政进行批驳的都往前提，部分名次靠前进士甚至直接要求朝廷启用当年熙宁新法。

    士林风气的转变在于，不管榜单本身有没有倾向性，进士的排名明明白白放榜出去，能参加试进士考本来大家差别就不大，没有人会去把整个进士试卷通读一遍，有心人也不过拿前几名看看。排名靠前的进士在同科交流中会占据显着的位置，他们的言论更引入注意，往往会影响更多的人。

    政事堂新党的几个人最初不过想找个新法的突破口，首先得大家来论这个法度。但事情的走向让新旧两法更加不容。底线怎么拉低？就是这么一步一步演变出来。

    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让士子为之一震，新党把它捧上神坛，部分考卷中都有这方面的策论，就当时来还不算影响特别大，当然取士的人开始有了偏向性。

    旧党上台，恢复诗词，取缔相关策论，表面上看旧党赢了，实际不过是把这道裂痕加深，这个学已经传出去，本身也有其道理。这个做法帮王安石扬名，王安石在士林中本就影响极大，士子根据自身利益和新法相契的自然还是会去读，倒是偏于旧制的人对这学生不屑一顾。这本身就是一种割裂。

    新党这一次在殿试上通过考试让士子做出选择，这更是把分歧显现化，对错的本身在于新旧两法的选择。结局让更多人不得不选边站。要知道，新法旧制其都有可取之处，也有偏颇的地方。

    治政可以有偏向性，但各种学都应该可以存在。作为士子中的上级阶层，得给整个士子们空间，让他们自己去探寻，去摘取发展完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法好的东西也慢慢会成为旧制的一部分。

    ……

    高太后最后这两年，心中是有一定的悔意，她对新党的打压太狠，实际最后拜相的人，高太后是有意平衡一下旧党，比如她后来屡屡想重用的范纯仁、苏颂和苏轼等等人，包括一直的左相吕大防，不管是否跻身旧党，他们更像温和派。这些人更想把争端限定在事，而不是人。

    人和事本就容易搅合一起，从高太后去世，到范纯仁最后离去，半年不到的时间，政事堂再也没有了曾经的大溃高太后政事堂最后的结局只是撕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现实，底线再拉低，新旧两党越来越难以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