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洋大臣相比，南洋大臣虽然最初号称“五口通商大臣”，并且也是由作为一方封疆大吏的两江总督来兼任。但是实际上的地位就相差很多了。

    这个原因其实是很简单的，因为北洋大臣一直是由李鸿章来担任的。

    而李鸿章已经是整个洋务派的领袖。

    虽然作为一个典型的中土式王朝，黛青是没有政党制度的，即便在各种变革之后，也还是没有引进这种这种在西洲已经运行了一百年的基本政治制度。

    但是领袖就是领袖。

    李鸿章既然身为北洋大臣，那么整个洋务派的资源肯定要最大限度的应用在北洋大臣的职任上。何况李鸿章同时还是内阁首辅。

    所以事实上北洋大臣相当于是帝国最高执政官兼最强官场派系领袖的一个小马甲，相比之下，南洋大臣真的就单纯的只是一个封疆大吏的防弹衣。

    所以，哪怕把北洋大臣的各项特权全部变成虚衔，又岂是南洋大臣可以望其项背的呢？

    对于这一点，沈葆桢非常清楚。

    沈葆桢正是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表面上看，北直总督和两江总督是平级，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也是平缓，但实际上，沈葆桢其实相当于李鸿章的“下属”。

    甚至沈葆桢这个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职位，就是李鸿章“赏”给他的。而因为这样的好处，沈葆桢的回报则是每年将朝廷拨下来用于建设南洋水师的的二百万两银银子转给李鸿章，用来创建李鸿章的心中的海军伟业。

    也就是说，李鸿章在自己兼任了北洋大臣的同时，也将另一个与之对等的南洋大臣之职务安排给了自己的下属。

    沈葆桢甘心听命于李鸿章，宁愿牺牲自己本身的政绩，甚至连经费都可以让出，这也是跟沈葆桢自身能力有关的。

    用李鸿章的观点来说就是：“沈葆桢见识不广，又过于偏激和刚愎，遇事不听劝，正经事儿干不了，只能捞取无知之徒的无用称赞。”可是又感叹：“沈葆桢这个人太会攀爬了，太会吊命了，我自叹不如呀！”

    明明李鸿章官做得比沈葆桢大，为什么还要自叹不如沈葆桢呢？其实李鸿章不是真的佩服沈葆桢会做官，而是感叹他没有什么正经办事能力，只是单纯的会往上爬，纯粹的会捞取官声名誉。

    所以，哪怕沈葆桢一年白送李鸿章二百万，最终也不过是他精明计算中的一部分。

    反正以沈葆桢的才能，即便二百万到了自己的手里，他也绝对搞不好什么南洋水师。倒不如先拨给李鸿章让他搞北洋水师，李鸿章把北洋水师搞出来之后，自然要领自己的情，自己有什么事情请李鸿章帮忙，还会困难吗？

    后来倭奴发动对福摩的入侵，沈葆桢虽为两江总督，却还是被以钦差大臣的名义调往福闽督办此事。而沈葆桢发现福闽一带兵力太弱，不仅不足以卫福摩，甚至足以卫福闽大陆本土。沈葆桢于是请求李鸿章支援，而李鸿章也丝毫没有犹豫便派出三千自带全副武装和辎重的淮军精锐部队援闽。

    这三千精锐的来到，使得沈葆桢的腰杆子硬了不少，也使倭奴方面打消了以武力解决“福摩问题”的想法，之后李鸿章又从中斡旋，黛青花了些银子给倭奴，事情就此了结。

    整个事件中，沈葆桢终表现出强硬不妥协的外交态度，树立了良好的官声，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因而把福摩方面的管理大权都交给了沈葆桢，而沈葆桢也在福摩大施拳脚，开创了很大的事业。后来甚至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方势力，这是李鸿章也始料未及的。

    所以，即便以李鸿章的精明，也无法真正了解更无法完全掌握沈葆桢。大家虽然可以合作甚至互相利用，但是真正掌握主动权的不是李鸿章，而是沈葆桢。

    沈葆桢精通为官之道，并不是毫无缘故，而是有一定家学基础的，因而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第一代进入官场的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虽然沈葆桢的父亲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私塾先生，但是他的舅舅兼岳父就不一样了，是素有“黛青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之称，力主禁绝福寿膏在黛青的流行，打响福寿膏战争第一炮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沈葆桢的父亲有很多藏书，林则徐作为近亲因此经常来沈家借阅。沈葆桢虽然年纪还小，但是跟舅舅说话是不需要顾虑什么的，所以很早就从林则徐的口中知道了“洋务”一词。而且他还与林则徐交流了自己对于“洋务”一些想法。

    虽然小孩子的想法难免幼稚，但是林则徐却对这个外甥大为看好。后来干脆跟沈家来个“亲上加亲”，把自己的次女林普晴嫁给了沈葆桢。而且在外出为官之时，把沈葆桢带在身边加以随时教导。

    所以，沈葆桢虽然不是官的儿子，却是官的外甥兼女婿，如果从官场技能传承来看，仍然是个妥妥的官二代。

    而且，沈葆桢做起事情来，确实颇有林则徐当年虎门销烟那种破釜沉舟的气魄。

    除了每天花二百万两银子资助李鸿章搞北洋水师，这种小意思，沈葆桢刚出仕为官的时候做的几件事，那才真是“大手笔”。

    沈葆桢十六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进士，先是按照所有进士的流程，被点中做了三年庶吉士，散馆后被授予编修，很快升任监察御史。然后又补了江南道监察御史的缺，再过了一年又调为贵州道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这种职务，虽然会挂上各省的名头，但是实际上是如假包换的京官。京官虽然在天子脚下为官，比较接近权力中枢，但很大程度上只是看上去光鲜好看。因为你虽然接近权力，但是你本身只是一个小官，掌握不了真正的权力，只有被驱使的份儿，不要说权力，连自由都很少。而且在这种最高权力的直接监督之下，虽然也有很多捞钱的机会，但是主要还是要按照陋规接受由地方官员孝敬才行。巧立名目肯定不行，伸手必被捉。可是京城的物价那是相当的高了，买房是不可能的，租房也成为一大笔开销。

    所以京馆都很渴望获得外放的机会，哪怕正式收入不高也没关系，但是外捞多啊。再说地方官的正式收入也已经相当高了。

    但是外放的机会可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不仅要跑关系，还得等机会，论资排辈。

    好在林则徐的威名给沈葆桢加了不少分，朝廷也很期待这位名臣的外甥可以像其舅舅一样，在地方做出一些政绩。所以沈葆桢熬到三十七岁的时候，终于获得了被外放为地方官的机会，这对于很多京官来说真的是黄金年龄啊。

    然而这次外放机会的到来，并没有让葆桢喜笑颜开，相反让他感到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此时正是太平光明国崛起之际。太平光明军已经如星火燎原燎到了沈葆桢准备就任的江右省。

    这官只要一赴任，那就是上战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