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8日，我宣布从波士顿凯尔特人队退役。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

    必须理解当时我的背部状况有多糟糕。

    将近10年来，背部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再也受不了了。

    疼痛无休无止，无论我做什么——站着、坐着、躺着、前倾——都无法摆脱它，它完全占据了我的生活。

    有些日子，我甚至弯不下腰去捡球，更别提投篮了。

    有些晚上，我不得不趴在地板上吃饭。

    甚至连抱起我儿子康纳都让我疼痛难忍。

    伤痛让我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打球，那时我会厌恶我自己。

    我不知道妻子是如何陪伴着我忍受这么多年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走到讲台前，最终大声宣布一切结束时，我感到肩上卸下了千斤重担。

    当我不必再强迫自己忍受所有这些痛苦时，我感到如释重负。

    老实说，当时我讨厌篮球。

    新闻发布会一结束，我和一些好朋友，包括我的理疗师丹-德雷克就出去庆祝了。

    没有什么可悲伤或感伤的，是我该结束的时候了。

    在新闻发布会前几个月，我就知道自己已经离退役不远。

    1990-1991赛季刚结束时，我的背部开始出现不适，我知道自己不行了。

    但直到1991年7月，我才真正承认，自己真的不能再打球了。

    我并不害怕离开篮球后的生活，篮球曾经是我的全部，但疼痛会让人精疲力尽。

    我得了神经压迫症，我的L4椎骨扭曲地压在L5椎骨上，中间夹着一根神经。

    这使得我的脊柱非常不稳定，骨头不断压迫我背部的神经，这感觉糟透了。

    丹-德莱克会帮我治疗，他可以暂时把骨头从神经上移开，但没过多久，灼烧般的疼痛便从腿向下蔓延，我又会陷入麻烦中。

    丹已经为我治疗了近10年，他非常担心这种压迫会对我造成的永久性伤害。

    我们有过很多次关于退役的严肃讨论，从1989年那次大伤报销后开始，我觉得每一场比赛都像我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1990年夏天球队进行了大交易，我们送走了充满潜力的雷吉-刘易斯，迎来了非常适合我们的迪瓦茨和霍纳塞克。

    1991赛季的前半程我们打得非常出色，一度占据了联盟第一的位置，大家都觉得那支凯尔特人回来了。

    只有我清楚，我们事实上相当虚弱，从精神到肉体，我们很优秀，但很难夺得总冠军。

    1991年的夏天，我进行了背部手术，以期彻底消除脊椎骨压迫神经给我带来的痛苦。

    在那年的季后赛，我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腿上灼烧感非常严重，我都感觉不到我的脚趾了。

    我坐不下去也站不起来，我真的被吓到了。

    我设法在花园球馆打完了第五场比赛，和步行者进行的抢五战。

    在比赛开始前我感觉非常糟糕，可是丹对我进行了一番处理后，我的肾上腺素开始激增，我可以完全忘却糟糕的感觉

    我知道以后会为此付出代价，但那是以后的事了。

    我们在第五场比赛中击败了步行者，赢得了系列赛。

    比赛中我在追逐一个漏球时撞到了镶木地板上，撞得头昏眼花。

    老实说，我不太记得当时的情景了，当他们把我带进更衣室时，我有点神志不清。

    队医阿尼-谢勒坐在更衣室密切关注着我的情况。

    在我头脑开始清醒一点后，我对他说：“我能投篮吗？我能回到场上吗？”

    他说：“嘿，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就这样吧，休息吧。”

    可是我不断听到观众们的呼喊声，他们在高呼，“拉里！拉里！拉里！”

    我看着阿尼，说：“该死！”

    于是我站起来，跑过那个通道，回到球场，全场都疯狂了。

    后来，当我被步行者队雇用时，唐尼-沃尔什说他知道我会打，知道我会回来，全场都会疯狂，然后我们会赢得比赛，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即便如此，我们无法保持这种势头，我们最终在接下来的半决赛中输给了底特律队。

    然后，我做了第一次背部手术，开始考虑退役的事。

    手术过程包括切除椎间盘，拓宽通往脊髓神经所在的管道。

    手术当天，我在外面步行了10英里。

    我的外科医生非常乐观，他说：“你应该在1月份回来，我会再检查一下，但我认为你会没事的。”

    但我却和医生说：“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不管恢复的好不好。”

    我和球队的新运营戴夫-加维特认真商讨退役的事。

    戴夫在1990年加入凯尔特人队，他劝我不要退役。

    我们一见如故，戴夫有很多如何帮助球队的创新想法，我喜欢和他谈论篮球。

    他在70年代带领普罗维登斯大学取得了一些非常好的成绩，他了解球员如何看待比赛，也明白什么样的球队可以取得成功。

    当加维特成为球队CEO时，我非常兴奋，我确信他会成为赢得我们下一个冠军的人——1990年我们的操作确实很棒。

    但在91年赛季刚刚结束，手术前两个月，我走进戴夫的办公室，告诉他：“戴夫，我不能这样继续下去。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我不能再随心所欲地打球了，我想我应该退役。”

    戴夫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他能让你热血沸腾。

    他说了很多令人激动的话，回顾了凯尔特人辉煌的历史，并期望在下一年再拿一个总冠军。

    说实话我有些心动，我们的阵容确实不错，帕里什和麦克海尔油箱里还有油，霍纳塞克和迪瓦茨还在成长进步，我们的替补很棒。

    如果我还是1984-1986年的我，一定会率队拿下60胜，继续冲击总冠军。

    只要我们还有一点机会，我就不会放弃，绝不，我太久没有品尝冠军的滋味，我太渴望了。

    我距离第三个冠军最近的是在1986年，我们打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赛季，但在总决赛功亏一篑。

    在波士顿花园球馆，我们亲眼见证阿甘踏上神坛，当时我心里就清楚，整个联盟都有可能被这个11号统治。

    事实证明我没猜错，但我没想到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能回到总决赛，我们总是差一点，再差一点。

    1991年我精疲力竭，我内心最深处已不再相信我们还能创造奇迹，尤其那个赛季常规赛我们屡屡输给开拓者和公牛。

    面对这些顶级球队时，关键时刻我无法决定比赛胜负了，伤痛和年龄制约了我。

    我和戴夫说：“我恐怕自己已经不行了，我没办法在一对一单挑的时候，在阿甘头上得分了。”

    戴夫说：“联盟几乎没有人能在和阿甘一对一单挑时得分，难道大家都要退役吗？”

    “但如果是要赢下总冠军，就必须有这个能力……抱歉戴夫。”

    在这次谈话结束后，我下定决心离开心爱的NBA赛场。

    我没有通知我的队友，没有和大多数朋友说，然后径直召开了发布会，宣布这一消息。

    当时妻子黛娜回了印第安纳州，家里有点事，所以我没有和她一起参加发布会，我想她真的不想亲眼看到一切结束。

    我记得新闻发布会后的那个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说，她说自己正在美容院做头发，电台里就播出了这个消息。

    她说她泪流满面，这对我们俩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汗水，现在突然间一切都结束了。

    新闻发布会上有很多记者，尽管我们没有提前通知他们。

    他们想知道我是如何度过前一天晚上准备宣布退役的。

    我告诉他们，我独自坐在布鲁克莱恩的家里，看着过去的比赛录像，看着自己曾经的身影哭的不能自己。

    好吧，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我骗他们的，我根本没哭。

    我确实坐在家里，没有看录像，而是对自己说：“天哪，这一切真的结束了。我真的要离开这里了！”

    然后我开始回想起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的这栋房子，我在这里愉快的度过了很多年。

    然后我在脑海中回顾过去十几年里发生的一切，我很感激自己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同一个地方打球。

    我曾经告诉人们，如果你没有为波士顿凯尔特人队效力，你就没有打过职业篮球。

    当然我知道这是吹牛皮，凯尔特人和别的球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穿上另外一件球衣，如果这样，我会先退役。

    我的一些朋友认为，很遗憾球迷们不知道哪一场是我的最后一场比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说再见，但他们说了再见。

    凯尔特人队为我举办了一个退役之夜，这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事情之一。

    这是戴夫·加维特的主意，起初我不想参加，凯尔特人队通常在半场休息时退役球衣。

    但戴夫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仪式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会打乱比赛。

    他的想法是出售拉里-伯德之夜的门票，并将所有收入捐给慈善机构。

    他设想的是，让我身穿制服站在台上，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对我很重要的各种人走上前来与我交谈。

    他想从洛杉矶请魔术师约翰逊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在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们俩的关系非常密切——密切到我没想到在我退役后短短两个月，他也退役了。

    一旦我答应了举办“拉里-伯德之夜”，我就开始担心了，谁会来呢？没有比赛可看啊。

    但消息一公布，门票在几分钟内就被抢购一空，每个人都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波士顿市场部的马克-莱夫想出了一个点子：出售1033份由内曼和我签名的限量版莱罗伊-内曼画作，每份售价1033美元，所得款项也将捐给慈善机构（33这个数字是我的球衣号码）。

    那晚的情景我永远不会忘记，有那么多人专程前来为我加油。

    我真的很感激他们的掌声。

    鲍勃-科斯塔同意免费飞来波士顿担任主持人，魔术师一如既往的风度翩翩。

    令我惊讶的是阿甘也在场边，他的出现在意料之外，他没有上台抢风头而是默默在台下鼓掌。

    我母亲难得地现身波士顿观赛，我的儿子康纳当时还是个婴儿，他帮我把球衣举到了篮架上。

    我们为33个不同的慈善机构筹集了超过100万美元的善款。

    我们把钱捐给了很多机构，我们很难选择把钱捐给哪些机构，因为很多机构都值得捐助。

    我记得当时，康纳很喜欢巴尼的节目，于是我提议把钱捐给播放这个节目的公共电视台。

    我想给“丹尼尔-马尔上校男孩女孩俱乐部”捐款，因为我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一切善事。

    我想给镇上一个名为“罗西之家”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捐一辆新的面包车。

    我还想给“新英格兰浸礼会医院”捐款，多年来，这家医院的员工一直在照顾我，等等。

    人们总是问我，是否后悔经历所有这些痛苦，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知道我要经历的一切，我是否还会做一样的选择。

    当我列举身体出现问题的所有事情时，听起来我在抱怨自己的伤痛，其实我不喜欢这样。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我打球的时候没有听到我谈论这些，这是我最不想谈论的事情。

    我想说的是：我们队的精神是克服一切困难去比赛，不惜一切代价去比赛，我们大多数人都做到了这一点。

    比如凯文脚骨折的时候，我们知道伤势很严重，如果凯文决定不能继续比赛，我们也会尊重他的决定，也会理解他。

    但事实是，凯文不会坐视不管，因为他知道那一年我们很有希望夺得总冠军，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我相信麦克海尔肯定有些遗憾，1987年，我们在东部决赛输给了底特律活塞。

    据我所知，这么多年过去了，凯文的脚伤依然困扰着他，他走路有些一瘸一拐。

    但你问他后悔吗？他一定不会。

    我认为联盟现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球员受伤了，他们就会选择休战，因为他们不想毁掉自己作为优秀球员的名声。

    还有一种情况是，球员的合同快到期了，他们觉得自己能赚一大笔钱，所以如果可以不比赛，他们为什么要比赛呢？

    还有就是经纪人，这些年轻人让别人替他们做决定，这样并不好。

    像马库斯-坎比这样的孩子，他很有天赋，但是他受过太多伤，这限制了他。

    我很想告诉他，如果他能克服一些恼人的伤病，他可能会感觉更好。

    我有一些发挥非常出色的比赛，但我的身体情况并不好，我的肌肉拉伤了，或者我生病了。

    那天晚上上场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可能更糟了，可是当我最终上场跑了一会儿，就会将这些统统忘记，投入到比赛中。

    不过，后来当了教练，我试图理解的一件事是，每个人处理疼痛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些人知道如何克服疼痛，有些人就不行，还有些人根本不会受伤。

    我喜欢看到球员们忍着脚踝扭伤之类的伤痛比赛，不过，当伤势更加严重时，只有你自己才能决定你想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

    我的原则是，如果你觉得自己不能打，那就不打。如果你能打，那就上场打，但不要花太多时间去谈论它。除了你自己，没人知道你的疼痛阈值。

    有时我会私下里对丹-德雷克抱怨说，“为什么这家伙今晚不打？我们正需要他。”

    但丹总会告诉我，“拉里，你的疼痛阈值高得令人难以置信。你不能指望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疼痛阈值，因为他们没有。质疑人们愿意或能够把自己逼到什么程度是不公平的。”

    在处理执教的球员时，我试着记住这一点。

    所以，这些痛苦都是值得的吗？当你环顾波士顿花园球场，看到那里有15000人，那么每一分钟都是值得的。

    我喜欢环顾四周，看到每个座位都坐满了，这是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回忆。

    但有些事我宁愿忘记，永不记起。

    退休几年后，我和一个有背痛问题的朋友在波士顿，我打电话给丹-德雷克，问他是否可以看看。

    丹的办公室搬到了一个新地方，但即使如此，我一走进那里，所有的痛苦回忆开始攻击我，我觉得恶心。

    丹看着我说：“拉里，你脸色不太好看，你还好吗？”

    我环顾四周，说：“只要我再也不用来这里，我就没事了。”】

    ————1999年出版，拉里-伯德、Jackie Macmullan合作编写《Bird Watching》，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