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是以军机大臣铁良、荣庆等为主的满族亲贵。取消军机处，尽管他们可能另外任职，但权力毕竟要大大削弱。

    而且，袁世凯还设想，待上议院成立后，王公、贝勒、贝子等不实际干政，让他们充当议员。这使得这些公、子们愤怒异常。

    铁良坚称“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收揽于中央政府则又不可”，其攻击矛头直接对准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大员。满汉矛盾，隐然可现。

    在一次会议上，醇亲王载沣竟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说“尔如此跋扈，我为主子除尔奸臣！”经奕劻调解，方才作罢。

    由于传说内务府也要裁撤，所有太监都要裁去，有次袁世凯下朝时百余名太监将他团团围住大声谩骂，有的甚至挥拳要打，几成围殴之势。

    袁世凯招架不住，急忙大呼奕劻过来为其解围。经奕劻百般劝解，并保证绝不裁撤太监，这些太监才忿忿而去。

    为避免更大的动荡，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

    另一个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以瞿鸿穖、岑春煊、王文韶、赵炳麟等为要角的汉族大臣、御史。他们有的一直与袁争权，有的对袁结党营私愤怒已久，因此纷纷上折慈禧，坚决反对。有的从中国传统观念出发，认为改官制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认为这样内阁权重，如果“用人偶失，必出权臣”，有人甚至明确指出袁世凯的“责任内阁”实际为少数一二总理大臣专权，也就是袁世凯专权。

    有的相反，从西方宪政制度对此进行批判，认为这次改制完全虚假，指出外国君主立宪国的责任内阁之所以不能专权是因为有议院监督、限制，中国议院一时恐难成立，所谓“责任内阁”既不对皇上负责又无议院负责，只是统揽了过去皇帝的权力。

    人总是这样，维护自己利益是他们反对的真实原因，但个人利益受损的事是摆不到桌面上的。大家也都知道，上头最忌讳的是什么，便把矛头主要指向了责任内阁。

    御史刘汝翼上奏说总理大臣代替君主负责，是“率天下士大夫，内背朝廷……不可轻设”。

    御史张瑞荫、吏部主事胡思敬上奏内阁权重，“用人偶失，必出权臣”，君权将被取代，军机处万万不可撤。

    御使赵炳麟指出“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

    他与五名御史联名上奏坚决反对设置责任内阁，说责任内阁必然导致大臣专权，皇权无存。

    内阁中书王宝田、户部李经野、兵部马毓桢上奏痛斥官制改革是“用夷变夏，乱国法而害人心”  ，设立责任内阁是“实阴以夺朝廷之权”。

    内阁学士文海、御史陆宝忠则直接把矛头指向了袁世凯，说他乱政，败坏朝廷纲纪，应饬令其回本部，不能主持官制改革。

    这样，从王公亲贵、大小太监到大臣御史，尽管观点不同，但几乎全都反对袁世凯的改革官制，不是到慈禧处哭诉哄闹就是不断上折，天天鸡飞狗跳。

    现在朝廷之中，已经没有立宪不立宪，马上立宪和缓行立宪的派系对立，好像所有的派系都联合起来一致攻击袁世凯。

    就连亦劻和徐世昌都不敢说话了。

    载泽虽然是编篆官制改革方案的总负责人，但已经和袁世凯切割，称这个方案他根本就没看到。

    慈禧或许到现在也没弄明白立宪是怎么回事，但责任内阁那么大的权力她看明白了，搞了半天是抢夺自己的权力。

    袁世凯怎么回事？召见袁世凯，袁世凯还振振有词“别无良策，仍不外赶紧认真立宪一法，若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

    慈禧还没听完就怒发冲冠，把弹劾袁世凯的奏章往袁世凯面前一摔，“这么多朝中大臣都不如你袁世凯吗？这大清朝就你袁世凯高明吗？什么别无良策，你手里不是有兵吗？把这些人都杀了不就一了百了吗？”

    袁世凯吓得赶紧跪附在地下，老老实实被慈禧臭骂一顿。

    胆战心惊地退出后马上上奏官制改革需谨慎行事，自己操之过急。

    说自己直隶公事积压过多，需回去处理。准奏后，仓惶跑回天津。

    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瞿鸿穖甚得慈禧信任，也是慈禧指定参与改官制的大臣之一。他与袁世凯、奕劻矛盾极深，在讨论官制方案时勉强同意，但又另上一道《复核官制说帖》反对军机处与内阁合并。他利用慈禧单独召见的机会，说责任内阁对太后不利，将大权旁落，而这一点最为慈禧太后担心、忌讳。

    他的话完全说到了慈禧的心里，意见也特别得到了慈禧地重视。

    最后的结果是慈禧大笔一挥取消责任内阁，保留军机处，在11月6日颁布了以瞿鸿穖为主导的新官制。

    准备立宪还是要继续，官制改革方案虽然也有少部分内容保留了下来，但已经面目全非。

    君主立宪，归根结底是对君王个人的权力进行限制，也可以说是用集体决策取代个人专权。

    这无疑是政治体制的伟大革命，因为集体决策总是要比个人专权好很多，也更可靠。

    个人可能有发疯或利令智昏的时候，但一个决策集体都疯了的可能性要小很多。

    可是天下有几个君王有这样的高风亮节，这样博大的胸怀。

    这样的人不能说没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遇到，肯定是国家之幸，万民之幸。

    这可以少流很多很多血，也可以使国家免受很大的破坏。

    实行君主立宪，除了君王的开明和人品超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外力的强迫。不是君王自己愿意和不愿意，而是不立宪不行，没有别的选择。

    能指望慈禧有这样的品德吗？肯定是痴人说梦。至于后者，显然也没到火候。

    袁世凯离开京城时，他没和徐世昌打招呼，可能是怕自己牵连到朋友。

    回到天津后袁世凯惊魂未定，想起前几日徐世昌在他身旁经过时，曾经低声说了一句“不要锋芒毕露。”

    回顾一下这一段时间，自己也觉得有些忘乎所以了。这样不行，这样会给自己带来祸端的，袁世凯这样的对自己说。

    想想，是不是应当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他马上想起了一件事，立即上奏，呈请辞去身上的所有兼职。很快朝廷下旨照准。

    你上奏，人家照准，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但袁世凯还是觉得很不舒服。兼职太多他有时候是有些煩，也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但是，这并不表示，他要辞去所有兼职，有些兼职，比如会办练兵处大臣这个兼职，他就不想辞去。

    再说了，这一次也是一种试探，一种姿态。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有闹情绪的成分，想不到真的就照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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