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谈判双方在主要问题上已达成默契，接下来事情的进展也就相当顺利。

    这一次会议决定

    (一)现在两全权代表会议，图解释猜疑，以安大局，特订条款如左。

    (二)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决定之后，两方均须依从。

    (三)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以前，清政府不得提取已经借定之洋款，亦不得再借新洋款。

    (四)次日早八时起，所有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之清兵，五日以内，一律退出原驻地方百里以外，只留巡警保卫地方，民军亦不得进占，以免冲突；俟于五日之内，商妥退兵条款，按照所订条款办理。

    其山东、河南等处民军已经占领之地方，清军不得来攻，民军亦不得进攻他处。至于国民会议办法、地方、日期等及清军退兵条款，均于明日续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双方还初步商议了“关于清皇帝之待遇”“关于满蒙回藏之待遇”各五款。

    此事本应在共和制确定之后才会提上日程，如此看来，尽管国体政体形式上要待召开国民会议来公决，与会双方的确心照不宣地都认为已是确定无疑之事，因而才会着手商议后续事项。

    双方大概均认为关键障碍已经突破，因而连日开会，希望一鼓作气将所有事项迅速敲定。可惜事与愿违，接下来的会议在国民会议的开会地点以及与会代表省份比例等问题上，双方又出现顶牛。

    由于袁世凯来电不愿会议地点在上海，唐绍仪提出，会场在上海，蒙回藏全体反对，宜在北京。

    伍廷芳坚决反对在北京开会，认为“万万不能，如此则毋庸议”。

    接着唐绍仪又提出汉口、胶州、威海卫、烟台等地，伍廷芳则以交通不便、地方偏僻等理由予以否决，仍然坚持以“交通便利、会场易择、行旅皆安、万国消息灵通、且两位全权与各代表接洽亦易等条件好的上海为最宜”。

    考虑到袁世凯坚持不愿在上海，伍廷芳又提出香港备选，唐绍仪亦不赞成。

    鉴于民党坚决反对在北京开会，唐绍仪表示“我料投票必为共和，但形式上事耳。”伍廷芳顺势道“一家之事，何必如此争执?今日之事，将近成功，不如以上海为便也。”

    于是双方将议题转到与会省份的比例。一般情况下，到会省份有三分之二以上即可开议。唐绍仪认为，今为特别之事，宜全数同意。

    伍廷芳觉得不能以一二省之故而不开议，虽然如唐所说可以随时开会，毕竟会期一定而且有限。

    唐绍仪仍然认为三分之二未免太少，举总统亦不如是草草。其他还有蒙古能否算作省之类的具体问题。

    会议最终议定国民会议产生方法四条

    一、国民会议由各处代表组成，每省为一处，内外蒙为一处，前后藏为一处。

    二、每处各派代表三人，每人一票，到会代表不及三人之处，仍有投三票之权。

    三、开会日期，各处代表四分之三到会，即可开议。

    四、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代表，由南方发电召集；

    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并由南方电知该省谘议局；内外蒙古及西藏，由两方分电召集

    接下来，南北的代表讨论的差不多都是召开国民大会的相关事宜。

    既然是开会决定，理论上说就有二种可能。也就是说，一个可能是共和体制，一个可能是君主立宪体制。

    对于袁世凯来说，无论做出的决定是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无所谓。

    实行“共和”体制，他当大总统。实行“君主立宪”，他还当他的内阁总理，而且是朝廷已尽在他掌握中的内阁总理。所谓“旱涝保守”，稳操胜卷。

    但是，对于南方民军方，他们恐怕只能接受一种结果，就是“共和”体制。

    如果决议的是“君主立宪”，那是很麻烦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接受这个条件几乎是南方代表伍廷芳的个人意见。

    当时的南方民军，没有统一的组织，只是一种松散的联合，实际上是各省各行其是。

    能够有一定号召力的，当属黄兴。

    二十九日的和谈会议前夕，唐绍仪专门拜访了黄兴，并提出自己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想法，征求黄兴意见。

    可是在会议期间提及此事时，并未说明黄兴作何反应。

    据十二月三十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致内田外务大臣电，二十九日唐绍仪密电称“昨日与黄兴会晤，进行简短交谈，以探索其意向所在。

    “革命党坚决主张共和，似已毫无折冲余地。此次会晤虽系个人交谈，但在正式会议上双方若公开坚持各自主张，谈判必至破裂；且各国领事之外交方针似亦有所变化，未必仍旧支持君主立宪。务希尽速筹拟方策，来电示知。”

    由此可见，黄兴并没有同意唐绍仪的建议，至少并未就此明确表态。

    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黎元洪了。

    而黎元洪谁都知道，在“共和”方面是寸步不让的。

    从集团来看，南方民军至少分为湖北集团和江浙集团，伍廷芳没证得两个集团中任何一个集团的同意。

    而他所以敢大胆拍扳，是因为他认定，国民大会的决定只能是共和。

    各省派代表，二十二个省区，南方占据十四，是绝对的优势。而人们有理由相信，北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北方的代表未必就能赞同“君主立宪”。

    无论是伍廷芳还是唐绍仪，都认为开国民大会是纯粹的形式，是走个过场，给袁世凯一个台阶下。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会议决定的不是“共和”怎么办？

    精明而又沉稳的伍廷芳未必没有打算，一个最省事的办法是说自己超越了代表的权限，辞去代表的职务，他签署的东西当然也就不作数了。

    结果只能是南北议和流产。是打还是谈，那就走着瞧了。

    很快，在伍廷芳和唐绍仪二人之中，真有一人要辞职了，不过不是伍廷芳。

    对南北合谈两次重要会议做出的决议，袁世凯都没提出异议，也都执行了。

    比如，有文章记载了段祺瑞所部后撤的情况

    “下午六时，段祺瑞正式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宣布自现在防区撤退一百里，以表示北洋军对谈和的诚意。撤军时军容整齐，秩序亦佳，所有撤退的队伍，均整装集合于所在地之原野，每一大队分若干排，成纵列形，伏地卧下。

    “第一排开动，第二排起立前转，第三排收拾槍弹、最后一排伏地，持槍实弹掩护，逐次如式退尽。中外人士围观的有数千人，均啧啧称道。”

    其他的驻军，也都陆续地按约定后撤了一百里。

    对各省参会名额南方占多数，袁世凯是有想法的，但他顾及的是将来选举总统。这次讨论国体，前面说了，对袁世凯，结果无所谓。或许他更喜欢“共和”，至少身后没有了那对孤儿寡母。

    三十一日，在和谈的又一次会议上，双方在讨论会议地点时还是各执己见。伍廷芳提出于次年的一月八日在上海，唐绍仪则按着袁世凯的意见开会地点在北京。

    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唐绍仪可能是考虑到，在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决定国体的如此重大问题上，南方都做出了让步，己方也应姿态高些。或许是在他看来，在什么地方开会也不是多重要，于是就做了让步，同意开会的地点放在上海。

    当他把这一消息电呈袁世凯后，没想到会风云突变，袁世凯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强烈谴责唐绍仪越权行事，逼着唐绍仪辞去代表的职务。而且，竟因此而废止了唐绍仪在会谈中，做为全权代表签署的所有协议。

    一个会议地点值得这样吗？有异议也可以重新研究吗，值得这样的不顾一切吗？

    千辛万苦，费尽辛劳，好不容易获得的议和成果都不存在了。

    唐绍仪被袁世凯搞懵了。

    伍廷芳更是气得浑身发抖，袁世凯这人是怎么回事？还有没有一点信用？做人还有没有一点谱？

    他马上把袁世凯的反复无常和出尔反尔，照会各国驻上海领事，以便获取同情和支持。

    但是，唐绍仪和伍廷芳很快知道了，袁世凯何以如此？因为，发生了一件他们两人都没想到的事。

    怎么回事？又一个重量级的人物登场了，就是中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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