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在欢宴席上的答词接着言道“昔南非洲有某二共和国，以无兵力，卒至被人吞并。可见共和国家，无兵力亦不足救亡。今幸有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云云。”

    孙中山说完，再一次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在孙中山高呼袁大总统万岁时，袁世凯站起高呼中山先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

    会议的气氛十分的友好、热烈，那场面让与会人员深受鼓舞。

    在原本革命党人激烈反对的张振武方维被害事件上，孙中山也逐渐对袁世凯持同情理解的态度。

    谈及此事时，他说“据我观之，张、方不可谓无罪。但在鄂都督（指黎元洪）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即不生此问题。假手于中央，未免自无肩膀。”

    似乎张、方二人是该杀的，或者说如果张、方二人有罪当诛，黎元洪“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这也就是暗指黎元洪借刀杀人，自己缺乏担责的精神，此事不能怨袁世凯。

    于是，引起人们强烈义愤、极大愤慨的“张振武案”，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在军民分治问题上，孙中山认为实现军民分治，就是要“军权收归中央，都督可由中央任命。其他交通、财政、外交、司法，皆为中央独占之大权”。这正是袁世凯最想听，最想办到的事，理所当然得到袁世凯的高度认同。

    因为当时跟袁世凯分庭抗礼的主要是南方几个革命党人做都督的省份。加强中央集权在当时的环境下，无非就是加强袁的个人统治。

    在政党问题上，孙中山力促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但袁世凯认为，他加入任何一个党派必然会引起其他党派的不满，作为总统要取超然地位，故而不参加任何政党。实际上，袁世凯也就要凌驾于任何一个党派之上。因为在袁看来，政党政治归根结底仍然只是政治工具，任何一个政党都要服从其统治，而不是他要服从某个政党的管辖。

    由于此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已经请辞，袁世凯又请孙中山一起商定下一届内阁总理人选的问题。主要在沈秉堃和赵秉钧二人中择一。当然，他最理想的人选是赵秉钧。

    不知中山先生是不是知道了袁世凯心中的想法而投其所好，反正是主动提出“沈无毅力，政治经验远不如赵，万一再为短命内阁，于国民名誉及选举甚有关系。”

    这一下又中了袁世凯下怀，既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提名赵秉钧就显得更加理所当然了。

    在修筑铁路的问题上，孙中山认为，修筑铁路的经费不能以政府名义向外国政府借款，而是以有政府授权的公司名义向外国资本家借款，这样可以避免主权丧失。资金、人才、技术，都可以大胆从西方引进。孙中山进京后大力宣扬的“二十万里铁路”计划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赞许和支持。

    九月十一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孙中山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负责组建全国铁路总公司，规划、修筑全国铁路。公司内部的用人之权，政府一律不加干涉，且每月从中央政府拨款三万元供其作为经费。条件极其优厚，袁世凯摆出的姿态是对中山先生绝对的信任，完全的放手。中山先生个人的薪金也高得惊人，把个人的事办好，这是袁世凯的拿手好戏。

    可以说，在这么多天的讨论中，孙袁二人就各重大问题几乎都达成了一致。

    黄兴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于九月六日乘坐“铭新”轮由上海北上，于十一日抵达北京。黄兴抵达北京后，也受到了与孙中山一样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款待。在黄兴抵达前夕，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

    黄兴抵达北京后，显然对袁世凯的热情接待也特别满意。不过，那个时候，国民党已完成重组，党派利益高于一切的黄兴是逢人就把人家往国民党里拉。虽然拉袁世凯时，袁用婉言谢绝中山先生的理由推脱，但黄兴也有意外收获，因为代理国务总理赵秉钧加入了国民党。

    赵秉钧加入国民党是袁世凯授意，还是他个人的想法，没人知道。反正他成为国民党员后，对参议院通过其正式国务总理任命，又加了几分保险。

    袁世凯马上邀请黄兴加入与孙中山的会谈之中，三巨头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形成了“八大政纲”。

    这八条政纲是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门户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各省斟酌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根据这八大政纲，又制定了五项实施措施

    （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专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

    （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此后，这八大政纲以电报形式发往武汉给副总统黎元洪审阅，经黎同意，九月二十五日，袁世凯正式对外界公布这八条政纲。八条政纲是为袁、孙、黎、黄四巨头“精诚合作”的成果，历史上又被称作“四巨头协定”。

    那时，各界已将袁世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誉为开国四杰。“四巨头协定”，对急切盼望国家安定、和平与发展的全国人民，是极大的鼓舞。也获得了方方面面的认可和支持。

    然而，这八大政纲除了大谈发展经济，在政治方面不仅没有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反而帮了袁世凯一把，不断强调采取“中央集权主义”。要求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收束归于中央。说明白点，就是把辛亥以来兴起的革命党人的地方势力一起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可以说，八大政纲完全是袁世凯借孙、黄、黎三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至于发展实业、兴办铁路都是冠冕堂皇，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对实行民主宪政，防止袁世凯权力过大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当然，不和谐之处也是有的。比如，九月十六日，孙中山再赴总统府，出席袁世凯举行的饯别宴，并与袁作最后一次谈话。席间，袁世凯再次试探孙中山。

    他佯作酒醉，说“方今革命克告成功，先生奔走数十年之目的已达，中华革命于是告终矣乎？”

    孙中山莞尔对答“满清幸已推翻，如云中国革命从此告终，恐未必然。”

    袁世凯闻语失色，孙中山之言也为日后历史所证实。

    九月十七日，孙中山带着对袁世凯坚定的信任和对未来中国美好的憧憬离开了北京。

    然而，这次孙袁会谈的最大问题是，表面上看两巨头达成诸多共识，但二人似乎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核心的敏感问题，就是对约法的遵守和总统权力的限定，而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大做文章。

    但是南北和解在表面上已经实现，整个国家气氛是和谐的，国家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由此而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时期。袁世凯和他的政府也从频繁的内外争斗中很大程度解脱出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民国政权和经济建设上来。

    必须承认，那是这个新型的国家很少有的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后来的很多年里，被人们所怀念。

    毫无疑问，那个时期，无论国家的各项事业，还是袁世凯的治国理政，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仅就民主政治方面，也呈现了从未有过的局面，人民从没获得过这样的发声和表达意见的权力。不但在南方革命党人控制的地区，就是在北京城，公开地批评大总统袁世凯和政府，也是寻常之事。

    可惜，这个好的局面没能维持很久，因为，很快，发生了宋教仁被刺案。随即，风云突变，一九一二年这样团结一致的气氛也就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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